一次红场阅兵式正在进行中，在坦克，飞机，和洲际导弹之后，突然出现了几个身着黑西装，夹着公文包的人。
主席台上的人问道：他们是谁？间谍吗？
KGB头子答道：不是，他们是国家计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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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Samuel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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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enemy is kitsch, not Communism.
---Sabina
Milan Kundera's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1 Y7 P, i/ r3 L4 D. e p出生于前苏联地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不少，但是得奖时本身任职于苏联国内学术机构的只有一个，他就是1975年诺奖得主Leonid V. Kantorovich（康托罗维奇）。
康托罗维奇也是一个典型的天才，1912年出生于圣彼得堡（列宁格勒），18岁时获得列宁格勒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也可能是副博士，存疑）师从于著名数学家Fichtengolz(菲赫金戈尔茨）。并在22岁时成为正教授。
193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康托罗维奇为一个胶合板企业做顾问的工作。为了解决一个为设备生产率最大化而合理分配资源的问题，他发明了一种方法，他自己称为”分解乘数法“，也即后来的线性规划方法。
线性规划问题是指，在一组线性约束条件的限制下，求一线性目标函数最大或最小的问题。
在1940年代中期任教于美国的荷兰经济学家Tjalling C. Koopmans（库普曼斯）也独立于发明了这种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他与康托罗维奇分享了1975年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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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做事，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篇系列，缘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鼎革MM提到的一句老话，假的见得多了，就不知道真的是什么样了。我的私心，也即是为“经济学家”正正名的意思。何谓正名？数学家常做的事情，要用到一个概念，先要定义之，然后证明其存在与否，最后才考虑其具体性质云云。很多流行的所谓“学者、文化人”的文章，以堆砌他们根本不理解的概念词汇为荣，我看见这类文章，马上头皮发麻，敬而远之。
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本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奇怪称谓。专门用来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应。且不论马克思本人就是正宗的西方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本身，也是来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就在我们的阶级敌人，西方的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是正宗的经济学流派之一。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经济学家，前有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 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Joan Robinson（琼 罗宾逊）夫人，后有对马克思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现任耶鲁教授John E. Roemer。（邹恒甫甚至预言此人有望以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些相信自己在思想上不受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是凯恩斯的至理名言。可惜的是，短期来看，却往往并非如此。我的愚见，万里风中虎兄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尴尬”，无不根源于此。
沧海横流之际，数学物理，都要顶上主义哲学的口号和指示，更不用说可怜的经济学了。1953年12月，陈寅恪生的一位学生奉命南下，劝陈先生北上出任拟建的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先生答复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陈先生国学巨搫，又兼史家的大智慧，避居岭表，虽保得名节清誉，仍不免受迫害致死。而绝大多数的其他学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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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o, ?. c) e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漂流到孤岛上，十分饥饿。这是海面上漂来一个罐头。物理学家说：“我们可以用岩石对罐头施以动量，使其表层疲劳而断裂”；化学家说：“我们可以生火，然后将罐头加热，使它膨胀以至破裂”；经济学家则说：“假设我们有一个开罐头的起子……”。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John F Kennedy
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在公众心目中总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合适的回答是Kantorovich在他的诺贝尔得奖演讲中引用的一句话，One can not embrace the unembraceable. 对于希望经济领域能做做到“精确预测”的人，应该去河里找小炉匠学习“
玄出”这门学问。说到底，经济学毕竟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学问，经济学家能做的，只有对个人作出一些“合理”或者“合意”的假设，然后在他们理想的国度（空想）里考虑这些“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一般是个人或者企业，在考虑政府时，一般将其作为外在的个体，不考虑其微观结构的问题。而James McGill Buchanan, Jr.（布坎南）则因为其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theory) 领域的
贡献（对政府的组织，结构，决策规则等方面的研究）而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布坎南的理论贡献涉及如各种人类组织的分界、投票规则（全体一致、简单多数等）、两院制等各个方面。这里仅准备说说其人类各种组织选择的分界这个最基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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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将社会的组织分为基本的三类，第一类是完全自由（即基本人权和产权清晰）的个人；第二类是各种志愿组织，即个人可以选择在一定条件下进入和退出的权利；第三类则是带强制性的政府组织。现实中的个人实际上都有多种身份并存，比如某人是他自己，也是他上司的下属，下属的上司；同时也是某国家的公民。所以个人在选择时实际上是根据实际问题来选择某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个体或集体主义的方式）。选择的依据，则是个人在三种方式中的净收益（收益减去成本）最大。由于净收益实际上是负的净成本，出于数学上便于处理的考虑，布坎南很无聊的规定了一个原点，然后将依据转化成为他定义的相互依赖成本（Interdependence Costs，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之和)最小化。
好，大堆的诘屈聱牙的术语说完了，下面来举例子。
民以食为天，就以某人今天晚饭吃什么作为第一个问题吧。
第一种方式，他可以自己决定。在此过程中，他付出决策成本，即思考吃什么好。他的外部成本为零，不用受到别人的影响。
第二种方式，他可以与他LD讨论来决定。在此过程中，要付出决策成本，思考与讨论。还有外部成本，如果他恰好有一个素食主义者的LD的话，但是也有作为负外部成本的外部收益，即不跟LD吵架的收益。
第三种方式，他可以让全知全能的“老大哥”来决定。此过程决策成本为零。但是外部成本却非常大，因为他完全无法控制他会得到什么结果。
1 a+ T4 l- S1 m* i) ~ P1 x/ i将三种方式的成本分别标为a,b,g,我们得到了6种排列方式。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成本最小的一种方式。然后，只要我们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活动一一计算下来，我们就得到了生活中的所有社会组织。三种典型的如：如何刷牙？——个人。如何生存？——企业。如何应对外族入侵？——国家或者军队。
经济学家的任何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政治家的任务才刚刚开始。如何能使人民将他们的权利交给国家呢？很简单，宣扬改变g的大小即可。所以我们才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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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没有踪影的伊拉克的大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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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的革命者，就是要不断地搞事，为其理念营造声势，通过把握人心而达到控制时势。大政治家即使是在和平时代，也在为战争作准备。一战结束后，经常“无人附议”的落魄议员丘吉尔， 还有不受欢迎的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一片厌战和绥靖的气氛中，仍在不断发出战争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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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 O% b' n: Z" p6 Z! }"人民总能置于领袖股掌之中，这容易做到，你只需要告诉他们受到了攻击，并谴责和平主义分子没有爱国精神并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这一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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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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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人地分南北，佛性岂有东西，六祖诚不余欺也。
布坎南曾两次提名一位华裔经济学家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并称其为"one of its most significant modern scientists"。他就是在2004年7月英年早逝的杨小凯先生。
葬礼照片
http://mba.ntu.edu.tw/~jiren/issue/xkyang/funeral/index.html
纪念文字
http://mba.ntu.edu.tw/~jiren/issue/xkyang/memoria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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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1-5-31 21: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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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 10:49:20
也有很多人是经济专业的。
譬如说本人。
当然错误的时候也很多。
发表于 2011-11-18 16:1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