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東利益化和金融化

indy

財務化就是平庸化

萬維鋼

前面我們說了，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是集體知識。那你就好好發展這個競爭力，一邊造福社會一邊賺取經濟租金唄？事情沒有這麼簡單。這就像一個剛步入社會的青年，有理想有能力，也展現了才華，也收穫了回報……那麼接下來他會面臨一些挑戰和誘惑。

二十世紀後半葉，美國大公司的普遍趨勢是「財務化」，也就是變得以財務報表為導向。這個過程又分為「股東利益化」和「金融化」兩個階段。咱們說說其中的演變邏輯，也許對個人的成長都有所啟發。

✵

回到1960年代，美國的大公司極為成功，可以說正在主宰社會，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警覺。當時正好趕上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學生抗議風起雲湧，個人主義思潮高漲，人們紛紛對大公司提出質疑，說你們是跨國寡頭、是壟斷，是軍工複合體 —— 你們的影響力如此之大，怎麼不多承擔些社會責任呢？能不能多做些慈善、投資些公共專案，推動環保事業？能不能給貧困人群提供更多培訓和就業機會，改善貧富差距呢？你們能不能不跟海外那些獨裁政權做交易呢？有各種各樣的要求。

這個輿論局面下，著名經濟學家密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0年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重量級文章，叫《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此文獨樹一幟，說你們不要讓企業做這做那，只要是合法經營，創造利潤就是企業對社會的貢獻。他說的其實就是讓「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效益，可以說符合市場經濟基本邏輯。

弗里德曼這篇文章引發了一波保守主義的思潮，專門強調自由市場，還誕生了幾個保守派智庫，包括現在著名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這股思潮逐漸形成了一套理論體系，基本上就是現在的「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援引早先羅奈爾得·科斯（Ronald Coase）的交易成本理論 —— 也就是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能夠降低內部交易成本 —— 又發展了芝加哥學派的觀點，最終把公司被視為「一系列契約的集合（nexus of contracts）」。

簡單說，新自由主義認為公司就是個利益工具，其唯一任務就是讓股東利益最大化。

✵

197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環境也變了。

先是遭遇石油危機，經濟陷入停滯，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普遍失靈，不得不轉向市場化改革；後是雷根和英國柴契爾夫人各自上臺。於是英美的經濟政策全面轉向新自由主義。

八十年代全球化進程加快，大量廉價消費品湧入美國，老百姓生活品質明顯提升，日子過得不錯就不想上街抗議了。同時各大公司也學會了公關，大搞慈善活動塑造企業形象。結果是公眾對大公司的批評聲弱了許多。

在這個社會氛圍下，人們就越來越相信「公司為股東服務」的理念。

可是這個理念是有問題的。股東真的*擁有*公司嗎？你有亞馬遜的股票，你能免費使用亞馬遜的倉庫嗎？當然不能。亞馬遜萬一破產了，它欠別人的錢需要你來還嗎？也不需要。那憑什麼亞馬遜必須專門為你的利益服務呢？

凱爵士考證，公司屬於股東的理念其實只在美國流行。人家英國的法律明文規定，股東並不擁有公司的財產 —— 股東僅僅擁有對公司「剩餘收益的有限索取權」。換句話說股東只是領取分紅的人，公司本身並不屬於你。德國法律也規定，公司管理層必須綜合考慮股東、員工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並且以可持續創造價值為目標，而不是說專門服務股東利益。

也就是說現代公司越來越像個獨立的實體，並不被某些個人真正擁有。美國之所以有“公司必須為股東服務”的說法，是起源於1919年密西根州法院的一個判例……可以說新自由主義是有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新自由主義的具體化就是公司的財務化，第一步就是股東利益化：公司管理層的首要任務是推高股價。

按理說股價高和公司好是一回事兒，但這裡有個短期和長遠的矛盾。股價，本質上是個短期的事情。

首先那些幫你上市的金融仲介機構並不在乎你的長遠利益，他們收的是仲介費，你只要交易就行。再者，購買你股票的不是一個個具體的什麼「長期投資者」，而是養老金和對沖基金之類的「機構」，他們是要講業績的。基金經理和操盤手的考核週期都很短，每個季度甚至每個月都要交業績報表，他們不會把你家的股票拿上十五年 —— 他們吃你幾天上漲紅利就可以隨手賣掉。

所以華爾街最關心短期行情。“為股東服務”，本質上就是“為短期股價波動服務”。

在這個理念下，管理層的核心目標不是公司長遠發展，而是想拉高股價。更何況還有期權之類的機制，公司高管的收入直接和股價掛鉤。美國大公司CEO平均任期也就五年左右，你不會特別關心公司十年後的發展。

而如果想要在短期內拉一下股價，你有些很本分的辦法。

最簡單的就是“降本增效”。比如有些私募基金專門收購一些估值比較低、但基本面尚可的企業，然後進行一系列“財務優化”再賣出去。打個比方，你收購了一家酒店，就可以暫時減少公共設施投入、降低服務標準、裁員、削減長期支出，弄出一份高利潤率的財務報表來，自然就容易賣出好價錢。

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市場的有效性，也就是股價能反映公司基本面，而且能反映對未來的預期。如果真是這樣，股價上漲就意味著公司運作良好；管理層和投資者都獲利，皆大歡喜。可是凱爵士說，歷史已經一再證明，市場遠遠不是充分有效的，它根本不會完美吸收所有信息，交易中有大量的泡沫和投機，股價總是被短期情緒左右。

就比如我們多次講過的，通用電氣CEO韋爾奇就通過長期美化財報來操控股價。他任期內公司股價一直都很好，殊不知各種風險和問題都被他隱藏起來，推遲到以後爆發。

而新自由主義者對此視而不見。在這個思潮主導下，越來越多的大公司管理者變得急功近利。

✵

進入1990年代以後，美國大公司進一步演變為「金融化」 —— 公司被當成一種金融工具運作。管理層發現，你甚至都不用操心具體業務，有一些大手筆的金融操作可以直接推高股價。

最典型的手段就是「併購」，特別是橫向收購幾家與自身業務毫無關聯的公司。這樣首先你公司的規模擴大了，管理層的權力必定隨之增長。更重要的是，收購動作向市場釋放了“我們公司資金充裕、發展有信心”的信號，進而刺激股價上漲。而且金融機構很喜歡這種交易，因為他們能收取巨額仲介費用。

可是這種收購真的有利嗎？歷史經驗是這種為了大而大的併購往往不能帶來長期收益，有許多公司在併購後陷入管理混亂，導致價值流失。

另一個手段是「拆分」。我們公司擁有若干個業務板塊，那麼我們可以把其中看起來不是核心業務、但是也很賺錢的板塊打包賣掉，給公司瘦身。理論上拆分能讓公司更專注，能提升經營效率，所以股市對此很買帳，會提高股價。但事實上拆分並不一定符合長遠利益，因為你公司畢竟是個有機體。

還有一個最常用的手段是「股票回購」。公司有了富餘資金，本來可以用於研發或者開拓新市場，但金融化思維之下，管理層更傾向於用這筆錢回購股票。你回購，市場上流通的股票數量就減少，而且回購表示你認為當前股價被低估，所以回購動作會拉升股價。可回購不就等於放棄實質性的經營管理動作嗎？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波音公司。波音併購了麥道之後，在美國沒有競爭對手了，感覺一統江山，沒啥事兒可做了，於是開始大規模回購股票。管理層從此專注於財務指標，而忽視了產品安全和研發投入。這才有了後來的品質控制問題，導致重大航空安全事故。

到了金融化這個階段，大公司管理層整天想的就不再是產品、客戶服務或者創新，而是季度財報。一切運營活動都是為了股價，什麼研發、生產、經營都只不過是支撐股價的手段而已。

馬克思如果看到一定會說，這叫「異化」。

✵

一家非常優秀的企業，原本有著獨特的稀缺能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終怎麼就成了金融工具了呢？

以我之見，公司的財務化就是社會化，也就是平庸化。

當你變成直接跟錢掛鉤的金融工具的時候，你就正在失去獨特性。你放棄了曾經被視為神通的自主意志，你被市場牽引著前行，你想的全都是如何贏得別人的好評。咱們用個人的成長類比一下就清楚了。

從前有個同學叫小銘，非常好學，不但學好了課堂知識，還熱衷於課外學習，他是真正熱愛知識，一心要學到真本領。這就是「學習」這門業務原本的樣子。

然而後來小銘聽說考大學必須有好成績，如果成績不高學得再好也考不上。於是他開始專注於學習那些能提高考試成績的內容，瘋狂刷題、拼命沖排名。他的學習目標，就從“掌握真本領”變成了“拿高分”。

這就如同一家公司從服務社會轉向了服務股東，把股價作為導向。

這個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畢竟考試成績確實是個不錯的指標，往往就是能把聰明人篩選出來。小銘成功考入了一所著名大學，心想這回我可以放心大膽學點真本領了。

沒想到大學不但沒有結束競爭，反而還進入了競爭新階段 —— 有的同學發表了論文，有的在競賽中獲獎，有的積極參加社團積累人脈，還有的通過各種社會活動拓展資源……人家的簡歷都特別好看。小銘心想，我的簡歷上也得有這些指標啊！

於是小銘要求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能轉化為簡歷上可見的成果。他參加科學研究是為了蹭一篇論文，參加競賽是為了拿名次，參加社團是為了多個頭銜。他一步步精心設計，確保自己的LinkedIn頁面足夠亮眼……這就相當於公司的金融化。

終於有一天，當小銘需要解決真正難題的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根本沒有真本領。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舍本求末。他不是真正的人才，只是個被外界驅使的工具人。

回頭再看，有幾個根本不在乎指標的同學，後來卻是做出了真成就。

✵

財務化、指標化，就是工具理性，就是被某種短期的刺激所驅使。

華爾街再折騰，商業的基本邏輯也不會變：一家公司想要取得長遠的成功，最終還是要依靠自身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而不是什麼降本增效、股票回購之類的小伎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