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rgba(255, 255, 255, 0.6)]阅读分享丨跨越边界的边荒传说[color=rgba(255, 255, 255, 0.3)]Original [color=rgba(255, 255, 255, 0.3)]大耳朵 [url=]真读[/url] [color=rgba(255, 255, 255, 0.3)]2020-12-20 23:03
黄易 《边荒传说》
项飙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我是比较跳跃的人，读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莫名跳到了黄易的《边荒传说》，以此分享：虚构的边荒集和实体的浙江村。
两本书，两位作者 黄易，1952年出生，2017年去世，留下的文字量惊人。其写作有着很工业化的特征，《边荒传说》270多万字，我当年是以追网文的姿态一路读下来，如今早已没有重读的力气。 黄易的小说，褒贬不一，特别是出道之初，“黄”字当头，真不是虚传。便是他的里程碑作品《寻秦记》，也有很多人感慨太黄。这部穿越风的小说，设定就是后宫风格，改编成电视剧，古天乐主演，大致还算成功，黄易也基本转型，后续的小说色味越来越清淡，到《边荒传说》就基本男人戏了，尽管边荒集的图腾偶像是纪芊芊姑娘。项飙，生于1974年，温州人，是当下比较重要的人类学家。这本书是他大学期间的“田野调查”，最终成为他的硕士论文，温州人的身份间接帮助他切入温州人为主的浙江村社区，这本书也得到了前辈大家费孝通的帮助，在我看来，不逊色于费先生的《江村经济》，差别是费先生是以家乡为对象，而项飙则是对同乡在京移民的社区。这就使得费先生展现的是乡土中国，项飙展现的是全球化时代下的移民社区。 项飙的书是被三联出版社放到经典文库的，而黄易的小说尽管文字量巨大，但不学术，边荒集的虚构样本会更容易理解。
边荒集[size=14.6667px]边荒集是一个完全虚构的地名，但是从故事发生地的描述来看，是在南北分界线上，淝水之战的发生地附近。中国是一个统一向心力很强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边荒集就这样存活于乱世之中。
田余庆教授是魏晋史大家，在他的名作《东晋门阀政治》里面他有一个问题：淝水之战为什么是侵略战争？而隋文帝大军南下，则是统一战争了，又是为什么？大致说来，是文化。前秦尚未整合汉化，是异族；隋朝则已经全然中原化，所以是正统意义的统一大业。这个逻辑也可以推论到满清的过渡。 ~~~~~~~~~~~~~~~~~~~~[size=14.6667px]~~~关于《东晋门阀政治》，有微分享：~~~~~~~~~~~~~~~~~~~~~~~ 中国历史，虽然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说起来，真正分裂的时期一个是东周列国（春秋战国），另一个就是魏晋南北朝。所谓魏，也就是三国中的魏国，因为在中原，自然算正统，三家归晋，短暂统一后，建立晋朝的司马家族内讧，有了八王之乱。在动荡中，被利用的外族军事力量崛起，后世称为“五胡乱华”，琅琊王家拥立司马家硕果仅存的琅琊王渡江，在建康定都，是为东晋，王导因为这个功劳，也就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个说法很恐怖，功高震主是要掉脑袋的，王导的兄弟王敦后来起兵被灭，王家虽然还是乌衣巷一等的门阀，但还是尽量低调。 五胡乱华的事在北方，对应的是走马灯一般的十六国。十六国的创立者都是军事首脑，往往死后无以为继。渡江的东晋王朝虽然与江南的地方势力达成同盟，但是想要北伐收复失地，却也不能。打仗是需要有人买单的，衣冠南渡的北方门阀并不能够促动这步，闻鸡起舞的刘琨、祖逖可以到中流击楫，军事行动也就到黄淮间。 东晋没有更好的选择，北方氐族的苻坚在王猛的帮助下，完成了北方的统一。但是苻坚的统一是军事行动下的结果，政治上并不成熟，苻坚的政治策略并不差，但是需要时间。王猛临终前规劝苻坚切莫南下，苻坚却没能耐住性子，被某些人撺掇，终于南下，号称八十万的“联合国”部队，结果遭遇谢玄北府兵，竟然惨败。 这场败仗，产生了许多成语：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 回到北方，苻坚元气大伤，不久被干掉，北方重新回归分裂状态。东晋也一样，虽然没有分裂，内部几股势力开始纠缠。谢安、谢玄在战后先后谢世，陈留谢家开始衰退。桓家（桓玄）经过努力，重新跻身一流门阀，凭借荆州军力，割据一方，日后正是他废掉司马家。军事上的胜利对皇家还是有好处，司马道子趁机接管谢家朝廷力量。而太原王家（王坦之）与司马家合谋，取代琅琊王家地位。南北各方势力冒头，但是都不足以独占鳌头，这使得南北之间的边荒集变成各方势力的平衡点，小说给了两个未来的霸主一点“风险投资”：一个拓跋珪，一个刘裕，一个是北朝魏的开创者，一个是南朝宋的开国皇帝。 说魏晋风流，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谢安，谢家下一代的翘楚谢玄也不能及，真正优秀的反而是那位女士谢道韫，小说也给了一些篇幅，她的人生终点大概就是会稽陷落，被孙恩军所执。谢女士的丈夫王凝之是太守，他是王羲之的儿子。小说虚构了另一个女性，纪芊芊，作为谢安的干女儿，她同时成为边荒集的精神领袖，她和燕七的爱情故事也就成为边荒传说的核心。 边荒集这个名字，虽然虚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边荒，意味着在边界，天高皇帝远，远离权力中心；集，是市集，意味着是自发形成的贸易中心，以市场配置为导向。 这种靠近中原的边荒，不太符合大家的认知，但要是沿着罗新《从大都到上都》的路线，沿着长城所谓的夷夏边界，那个边贸是非常可观的，也是影响中央政府边境政策的重要因素。纯粹的内循环是不行的，中原最起码也需要北方的战马。对于边荒集来说，在南北分治的大环境下，两边都算远离政治中心，说是各自的边荒，也不算胡诌。 边荒集就这样被虚构出来，成为政治、军事、宗教等各方势力的汇集处，黄易还特别安排了一个不可能起风浪的曹魏势力。淝水之战，前秦大兵压境，边荒集也就成了前哨阵地，小说开场的边荒集也就几乎成了废墟。如果苻坚赢了战争，边荒集不存在了，边荒传说也就没了。 历史很有意思的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没有谁永远胜利，元首大军横扫欧洲，似乎胜券在握，最后输给了时间。苻坚也差不多，尽管看上去优势很足，但是也会瞬间被翻盘。 一场大战，北方倒也没回到十六国那样的混乱，鲜卑慕容垂脱颖而出，成为北方新贵，但是也不足以独霸乃至统一，所谓的五胡依然各占一方，历史自有其均势，时机未到，分裂反而是最好的状态，于是边荒集就像后来冷战时的柏林。 边荒集在战后重新繁荣起来，既是经贸中心，也是谍战中心。各方都想争夺，当然也不希望任一方势力在那里独大。于是，在边荒集的争夺中，基本都会遭遇其他势力掣肘，这当中慕容垂是最大赢家，他劫走纪芊芊（边荒集的偶像、图腾）作为人质，当然也给了边荒集相对的和平。 纪芊芊并不是故事的主角，但是对于边荒集很重要，以至于迎归芊芊姑娘成为边荒集的核心价值。纪芊芊是谢安的干女儿，出身并不高，青楼，按照历史来说，那时并没有民营青楼，身份地位不高，毕竟还是体制内，得谢安看中，也就多了保护伞。离开谢府，与情侣燕七来到边荒集，芊芊爆红，一下子就把边荒集变成了纪芊芊粉丝应援团的味道。人类历史，叙事很重要，历史变成传奇，传奇变成神话，也可以反过来，神话变成传奇，传奇变成历史，摩西与出埃及记就是这样的，华夏传说在考古面前也是脆弱的，但是我们依然会认同华夏儿女这样的说法，所谓正确的共同记忆。 至于燕七，则是故事里的桥梁人，他和拓跋珪（北魏太祖，北朝魏的开创者）是发小，和刘裕（南朝宋高祖，南北朝南朝宋的开国皇帝）也是朋友，剧情就串起来了。刘裕是北府兵的基层军官，他有幸入了谢安法眼，作为未来北府兵的掌舵人。他是边荒集的友人，边荒有难，都是他上下打拼。然而人们也知道，他最终会毁了边荒。多年后拓跋珪在北方完成大业，刘裕在南方独揽大权，他带兵进驻边荒集，各方势力已经不存在了，边荒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也就到了。 浙江村 边荒集的存在逻辑，与《教父》的黑社会一样，当然在项飙的“浙江村”里同样存在。 浙江村是真实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产物，抽象到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其出现、发展乃至消亡，都可以找到合理解释。 浙江村，其实具体而言，叫成温州村更贴切，因为从起初到兴旺都始终是温州地区的人们，对于北京人来说，不会划分那么细了，笼统以浙江称呼，并没有任何问题，其他的还有河南村、新疆村等等。温州的传统行业，其实没有服装这项，浙江村的草创者也并非与服装业相关，好在服装业向来是劳动密集型，而并非技术型，在改革开放之后，门槛没了，这是浙江村的机遇。至于浙江村为什么是在北京，而不是温州邻近的上海抑或更时尚的珠三角，这个问题我暂时没答案（可能有的解释是：第一必须在中心城市，能追得上样式；第二就是服装业而言，恰恰是北京最弱，两个原因成就了浙江村）。不过对温州而言，北上广对他们都是异质的，名义上属于浙江的温州，带有闽北的特质怕是更多一些。浙江村的“远古历史”其实不可考，有几个版本，项飙也只能列举，相当于浙江村的三皇五帝传说，因为早期的开创者同样存在没有文字记载的问题，口述历史都存在记忆偏差和证据缺失的弊端，以结果看，毕竟浙江村立起来了。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是个经验，特别有效。北京是政治中心，但是浙江村起来的大红门地区则是边缘，这个边缘又不是完全远离中心，离天安门五公里之内。经营上可以覆盖北京当年三大商业区：西单、王府井和前门。那是百舸争流的时代，各个领域都在求变和守成的平衡中。温州是一个比较乐意变的地方，因为这是最佳选择，改革开放前的温州，没有什么工商业，农业也不行，所以求变的欲望本就强烈，这也成就了日后的所谓“温州模式”。当时温州人正是往外出走的时代，原本做木匠的也开始转行，同时首都商业也在调整，当年知青返城的安置工作也成就了一大批所谓的个体工商户——早年的灵活就业方式。这些商户成就了西单劝业场民族大世界以及前门大栅栏一带的商业环境。温州人进来后，客观上实现了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而大红门一带众多的民宅本身提供了一个空间，这个位置足够近，也足够远，处于朝阳、丰台、崇文、宣武四个区的边界位置，这与边荒集非常相似。当时行政上又是一个放权阶段，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则向基层放权，最终释放个人活力。项飙在1992—1996年期间在“浙江村”扎根调查，恰逢一个好时代——正好是“南巡讲话”的时代，“浙江村”更加焕发活力，不仅是北京市场，也包括周边，更远的恰好对接与俄罗斯的贸易。而机缘巧合的是，“浙江村”并没有脱离与家乡的联系，绍兴柯桥的面料市场和海宁的皮货市场，都是有力的支持。在北京附近，还有一个河北辛集的皮货市场（这两个皮货市场在中国是有历史渊源的），“浙江村”的崛起，与皮夹克的流行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成就了“浙江村”的原始积累。 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浙江村也逐渐规模化，这种规模化与在浙江形成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有几分类似，以市场为导向，逐渐进行资源配置，不仅是服装本身，与服装相关的供应链也开始出现，比如纽扣、拉链的供应。除了生产配套的供应链，对于人的服务链也逐渐形成，除了初级的餐饮服务，后来开始有了医疗、学校、幼儿园，还有边缘的色情、毒品以及黑帮运作，这些都是自发运作的社会标配。所谓的黑社会比较微妙，涉及犯罪有关的，项飙很难深入调查，这个和何伟在《奇石》里面采访黑社会组织一样，即使黑社会在日本有合法身份。社区里面的先到者，并且商业规模有一定水准的“大人物”，逐渐会在社区里面变成类似“长老”这样身份的人，他们有声望有实力，也包含一定程度调动暴力手段的能力，他们在社区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基层工作者也会选择与他们合作，事半功倍，这是中国社会基层管理的要诀。道德法律的洁癖，在这里不合时宜。这里的大人物，也有更替，取决于个人的个性和眼光、见识等等，会有不一样的风格，最终最有实力的人会选择“洗白”策略，这和此前分享的《教父》是一样的。~~~~~~~~~~~~~~~~~~~~~~~ 相关分享：~~~~~~~~~~~~~~~~~~~~~~~ 对照《叙事的胜利》，“浙江村”的早期故事，同样是掺杂历史传奇，就像名人的童年故事，瞎编的成分不少。回想一下咱们自己的童年，有谁记得？又有谁生来有名、时刻有人记录？~~~~~~~~~~~~~~~~~~~~[size=14.6667px]~~~关于《叙事的胜利》，有微分享：~~~~~~~~~~~~~~~~~~~~~~~ “浙江村”是一个移民社区，这与虚构的边荒集一样，只是一个出于商业目的，一个则是军事谍报需要，但是一旦形成社区，虽然存在内部竞争关系，也会有一个社区优先原则，特别在关系到存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二者也是一样的。边荒集面临的是军事挤压，所以回应的自然也是军事手段，最多利用各方势力的利益关系，采用“外交”手段，实现围魏救赵，给自己解套。对付“浙江村”，政府自然不需要军事手段，但是整治“浙江村”需要师出有名，政府虽然可以小任性，为所欲为的形象毕竟不好。而真正问题是项飙所说：政府要下决心做一件事，其实成本很高的，而成效则相当不确定，所以下决心不容易，这也给了“浙江村”极佳的发展机会。 “浙江村”在北京的成功，对于温州当地政府来说也意义重大，所以地方政府驻京办也有意缓和“浙江村”所引发的问题，建市场便是一个调和措施，也确实是对各方都有利的。不过温州地方政府的行政级别与北京差距太大，所以政府层面的合作实际并不理想，加上北京市政府的运作模式迥异于南方城市，真正起作用的依然是基层，也正因如此，项飙认为自下而上的模式是可行的。实际上，中国当代的改革，虽然说有顶层设计的意思，但是溯源到小岗村，何尝不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模式？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形态，可以追溯到远古。在人类跨出氏族部落的形态后，从来就不是依托天降圣人，三皇五帝只是传说，目的是为了后来的帝王学背书。自下而上虽然活力四射，却总会遇到阻碍。北京是行政化为主导特征，同时人趋利的本性并不会因此改变，权力寻租也就是标配，市场管理中的权力平衡，未必如人们预期，被项飙称为“大人物”的“浙江村”头面人物，可以平衡村里的关系，却难以驾驭北京本地的市场管理者，等到冲突无法解决时，“浙江村”的市场终于有了罢市这样特别的反抗行动，这是罕见的举动。“浙江村”赢了这局，但是长久看，其实是输的。在中国历史上，像罢市这样的抗争从来不是主流。西方社会曾经有的工人运动，在当代中国历史中却成绩有限。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也证明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其实不过是理论上的。我国更常见的经验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所谓的“天高皇帝远”的朴素认知。以流动人口为基底的“浙江村”所应对的策略，主流就是这个。项飙是基于经验和书本认知来的，如书中所述：表达、变通和退出。 然而，即使我们共同认为的属于中国特色的“变通”，也并非万全之策，因为变通本身也需要实力，需要官商结合的基础。这点对于“浙江村”并不适用，他们能够结合的温州甚至不过是下属的乐清地方官场，显然没办法与北京的管理部门玩变通，加上官场游戏，京官有一种“自动升级”的幻象，就更加没有沟通的可能，也就很难实现变通，于是有了更加有特色的策略：逃跑。项飙的这个说法，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逃跑，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也很合理，因为很少直接冲突，更不会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逃跑其实说不上是创新，也是历史经验而来。面对不可抵抗的对手，化整为零，其实是中国革命的“游击经验”，这也是中国革命对世界的贡献。回到基层管理来说，这就变得非常棘手，就像各地以前用工商检查流动商贩，始终不得法，后来有了超越权力的城管，才得以控制，但是隐患也出来了，“三千城管，收复台湾”的戏说，本身也是城管本身的问题。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一直以来的经验是“运动战”，来的时候雷厉风行，过后一切如常，这也是群众诟病较多的做法。但是治理“浙江村”这种的运动，一方面难以持续，另一方面政府下决心的成本很高，虽然我们经常批评政府拍脑袋的决策，但是在政府这个层面去看，他们并不是随意“拍脑袋”的，可谓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拍脑袋”。 1995年6月，有关领导的深思熟虑后的“拍脑袋”方案出来了。其实，从1992年起就在“浙江村”的项飙提出了他的看法，当然不合“拍脑袋”的思路，有关领导内心大约也觉得年轻人不过是书生之见。于是领导们提出了更加高屋建瓴的想法： 这次执行，应该说非常得力的，“浙江村”真的有了“灭顶之灾”的感觉，很多人开始搬迁，毗邻北京的三河燕郊泽打出了招商的大旗，于是一切都非常合拍，这边有清的打算，那边河北给出了出路。这期间项飙本人则被隔离，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这次整治，当时可谓效果显著，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并不是来自精英文化。以文字来说，四书五经未必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价值。大家诟病《水浒传》暴力血腥，价值观也低下，但恐怕这才是中国社会的底色。我一直不喜欢评书，但细想起来，评书、戏曲才是基层的价值观所在。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不是真实历史，但是很少人去读《三国志》，更不会去厘清《三国演义》哪些是历史，哪些是胡说。我们对于历史事实是乱炖的，就像很多人拜庙烧香是不论神祗流派的，早年间去教堂也有烧香的冲动的，更不要说佛道一股脑都拜。 整治的巨浪过后，后浪上来了，“浙江村”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地理上发生些微的偏移，但还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恢复了。什么火也烧不尽，随时可以吹又生。“浙江村”的消退实际上是在多年以后，后来项飙已凭借《全球“猎身”》赢得全球人类学领域的瞩目，成为颇有成果的学术新星。当然对于基层管理者来说，他们依然不会认为项飙了解“浙江村“的现实，或者说他们更怀疑项飙的立场。 一轮又一轮的整治毕竟还是给“浙江村”的生态本身带来了一场社会达尔文版的进化，也包括这个移民社区内部的阶层固化。项飙这段话意味深长，也是其基本价值取向：改革要惠及基层，而不是自由派精英顶层设计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他倾向于自下而上，相信自下而上的力量，但是这并不等同于民粹。
自下而上关于自下而上，马特写了整整一本书论证，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完美的设计，即使有，也不过是“盲眼钟表匠”（理查德·道金斯的观点），自下而上的博弈，恰恰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可以从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一直上溯到德谟克里特。 在过去的十来年里，中国崛起成为主旋律，厉害了的声音越发嘹亮，政府变得日益强势，改革开放时代开启的向下放权终止。 那场著名的“郎顾之争”最终以顾入狱结束，同样结束的是“国退民进”。国资委打响了反击战，“铁公鸡”在凯恩斯主义的包装下，展开了“国进民退”的改革攻坚战。在民族情绪下，政府获得了空前的支持，批评言论成为社会的负能量被逐出了舆论场。在这种大势下，“浙江村”如同边荒集一样，已经没有了价值。无论自身的重要性还是调动舆论的能力，甚至于国人常说的后台，都不足以支撑“浙江村”的存活。 另一方面，温州地方的“烧鞋”表明了其产业升级的姿态。温州需要改变形象，产品不能停留在低价层面。温州皮革行业的变化也影响了服装行业。“浙江村”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专业化分工，领子、袖子的生产就被剥离出来，但是这种自发的社会分工，在面对现代服装成衣的生产模式面前，本身也已见顶，于是在北京新的城市规划面前，逐渐淡出。 这场上下之间的博弈，以厉害了我的国胜出。单一对弈，下克上是罕见的，但是上面强行压下基层的骚动，代价也是不菲，隐患很大。历史教训就有不少，从公私合营开始，中国经济全面向计划经济转型，在特定时代取得卓越成果之后，也带来了great leap的膨胀，最后回到改革开放。“浙江村”形成之前，相当部分温州人背井离乡，讨生活，当年的定性就是需要割掉的“资本主义的尾巴”。 黄易的边荒集是一个完全虚构的社区，在中文语境里，历史上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自发社区——水泊梁山。这个依托大宋宣和遗事的宋江故事，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扩张为一百零八将，从王伦的初创到晁盖的扩张，乃至宋江达到的巅峰，宋江的梁山社区就面临生存困境了。 这个生存困境一直存在。王伦时代不够强，随时可以被剿灭，但是因为不够强，不会被关注，属于不好不坏地混着。晁盖能力和声望都高于王伦，梁山升级了，但是依然不重要，晁天王本就土鳖，也就依然老样子。 宋江不一样，是读书人，但是押司这个身份限制了他，宋朝小吏的身份相当于如今的公务员，而且只能是公务员，他们不可以参加科举，不能进入官场序列，科级、处级这些几品官，与宋江无关。“敢笑黄巢不丈夫”的人，内心还是澎湃的，他以身家性命对梁山进行了风险投资。几番运作，甚至通过李师师，宋江达成了招安，也就是“上市”。 宋江并没有太多选项，招安确实是优选项，虽然与朝廷之间打了几场胜仗，甚至连高太尉都可以捉来，但是李逵说的“打上金銮殿，让宋江哥哥当皇帝”，是绝无可能的。中国历朝对外军事或有不中，对内还是很拿手的。政权更迭，有一个合法性问题，不是轻易可以挑战的。对应宋江的方腊，结局就是败亡。南宋时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就被岳飞镇压了。索尔在这本《无意识的文明》里说，人类组织有四个组成：神明、国王、社团和公民。对于中国传统而言，孔夫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奠定了中国官方的无神论传统，即使有，也必须为君王所用，孙猴子闹天宫是不行的；公民，不是我国传统，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该有，将来谁知道？于是就剩国王和社团这俩。宋太祖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为陈涉为张角，都有结社搞事的先例，以道门为手段，动摇江山的事情屡见不鲜，比如太平天国。所以一百零八将要解决，浙江村也不例外。 对于大型国家，中央政府的影响如何下沉？本身就是一个极大挑战，管理技术并不支持这个理想，管理本身会受制于横向的人数和纵向的深度。秦朝以来两千年，历代的影响力止步于县，再往下就是乡绅自治的模式，也是费孝通展现的乡土中国。 民国以前做不到这一步，很多因素存在制约，其中一个是技术问题，比如通信手段就难以实现。想想杜甫那个时候，烽火连三月，家书就要抵万金了，这与同期的“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皇家速度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基础管理还是政府管理，信息始终是个重大因素，当然随着时代的推移，越来越重要，这个重要性也推动了信息技术的进步。民国时代，国民党终于往前推了一步，建立了基层党组织，这个做法后来也被中国共产党继承过来，而且做得更为出色，最终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的问题就是精英党，人员组成也是海归高学历的比重高，看不到基层问题，也理解不到基层问题，于是逃不过一败。 浙江村起步之初，是因为改革开放，中央向基层让权，这是浙江村的天时地利，早先的微不足道，也使得可以游走于政府管理空隙之间，他们的“逃避”策略也得以游刃有余，在项飙结束他的调查之际，也是浙江村最红火的时候，虽然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清退。二十年，当年的“项飚”变回了户口本上的“项飙”。
成住坏空，终有时项飙的展望，验证了另一个结论：未来不可预测。浙江村早期的京温服装市场已经停业，被后来的服装市场替代，北京最富盛名的“动批”（动物园批发市场）在新的城市规划中瓦解了，大红门、木樨园这些浙江村附近的“根据地”也不复从前。富裕起来的温州人给全国人民最深刻的印象变成了“炒房团”，全国上下的高房价也有他们一份功劳。至于那个算不算连根拔，就各自理解了。 1990年亚运会的击剑比赛在北京南郊大红门附近的光彩体育馆进行，当年说是“个体劳动者捐建”，1989年竣工，所谓个体劳动者，其中浙江村商户捐款的比重极高。 当年的北京市财力不够，政府的”经营模式“少，进入千禧年之后，时移世易，中国加入WTO，奥运申办成功，诸如此类的利好消息拉动了北京市最重要的”聚宝盆“——地产。在地产面前，所有的制造业几乎都是卑微的，以外来人口为主的浙江村服装业自然也不用说了，从前位于中关村附近的服饰类国企大华衬衫和百花鞋业也都从市场消失，北京本地的牡丹彩电逐渐销声匿迹，只留下牡丹园这个地名（当年电视机厂的旧址），就像在刘裕的崛起以及南北势力的清晰化之后，边荒集失去了价值，浙江村也完成了北京现代化改革路上的历史使命。北京城市功能的调整，城市规划由此转变，浙江村已经失去了旧有的意义。当然这些商户完成的资本积累，也足以让他们实现产业转移，在项飙调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温州商户在武汉立足。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从武汉回到温州的人们，曾一度使得温州形势颇为严重。 在漫长的进化史上，人类天然是一个社会性物种。人类在生理和心理上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性，这使得人类天然会“抱团”，会“结社”。只要是流动的社会，就会有跨越边界的社区，不管是边荒集还是浙江村，都是会发生，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会生长，也会萎缩，社区会有形成的条件，也会有衰败的土壤，不以人们意志转移，不管是自发形成，还是刻意打造，莫不如此。 在浙江村形成的过程中，在圆明园也形成了一个专业社区，谓之画家村，后来圆明园有自身的需求，画家村迁出，恰逢国企改革，酒仙桥的电子企业萎缩，结果意外形成了艺术社区798。但是就像纽约的格林尼治村，最终还是有寿命的，艺术家们又转向通州的宋庄。如今，宋庄自身也面临着新的调整：北京副中心来了。大学时候，《美国梦寻》对于我了解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作者斯特兹·特克尔是美国非虚构写作的高手，口述历史的权威，拿过普利策奖。这本书里采访了一群小人物，通篇展现了一股来自社区的力量。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第一次知道了社区。 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项飙的书，是归在“中国经验”系列中，如今再版，则放在“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这个变化也是很有意思的。
本期小编丨阿元
▎END ▎
[color=rgba(255, 255, 255, 0.3)]People who liked this content also liked
大耳朵专栏丨漫长的余生
[color=rgba(255, 255, 255, 0.3)]真读
不喜欢
[color=rgba(255, 255, 255, 0.8)]不看的原因
OK
![]()
| 
雷达卡
楼主
收藏
分享
淘帖
支持
反对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