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蛙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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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和谦)

昨天落幕的主席之爭，是一場國民黨在較孱弱時期(社會支持度僅在20%─27%上下徘徊)打的仗，但也確是2001年黨主席直選以來，競爭最激烈、且沒有特別明顯“風向”的一仗。

比起2020年被視為中心話題的“世代交替”，或2016年補選的“還洪秀柱一個公道”，以及2017年的“倒洪”焦慮，2021年8月朱立倫宣布參選國民黨主席之後，雖然從實力和資歷看，其當選並不讓人意外；但卻也沒有浮現某種“非朱不可”的必然性。

這種首腦競爭中“必然性”氛圍的缺乏，固然會令參選的人和抬轎的人很辛苦，天天精神緊繃。但對一個政治組織來說，沒有“非怎樣不可”的選擇和明顯風向，或許才是一個氛圍寬鬆到足以進行真正的路線辯論，以及可供細緻檢視各候選人個人特質、主張的從容環境。

因此，這對一項缺乏此類傳統、2016年以前大多數黨主席選舉仍是走過場的國民黨來說，是一次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另外一項焉知非福，來自於明顯的，已經是現在進行式的世代交替腳步。在這一次內爭中，朱、江兩個具有正規軍的陣營，大量30多歲乃至20多歲的幕僚群都已經就戰鬥位置，40、50歲世代的操盤要角相對隱身幕後，中青年政治工作者不再只是站在大老後面拿海報、拿標語，還是進入了戰情室，坐在布防、偵查和擬定選舉路線圖的崗位上。民進黨從1990年代就是如此的事，柯營和民眾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如此的事，如今終於在國民黨基本實現。雖然晚了快30年、但這個指揮系統的年輕化出現總比不出現好。這不能不說是黨產遭凍結，大量中老年人士對黨務運作興趣逐漸闕如後的另一個blessing in disguise。而且這個blessing，對國民黨長期的意義重大。

路線思辨，或者說路線鬥爭，最後意外的落在了朱、張兩陣營之間。而在黨主席之爭中以“桶箍”定位自己、試圖為自己一年半主持黨務歷程辯護的江啟臣，反而在選戰的中後期，逸脫出了媒體和公眾關心的議程設定框架，最終在曝光度中遭到邊緣化。

當然，最後不到20%的得票率，對於以“中繼投手”自寓而上場的江啟臣是一次打擊，後續能量有一點被看衰。但是評心而論，其在聲譽上的減損並不明顯。下一步，江啟臣或許應該挑選一個直轄市補足自己主責一方的行政歷練短板。而朱立倫若能在自己有影響力的地區，幫助江啟臣處理實現這一願望過程中的一些地面上的溝壑和阻礙，顯然也會被大家看在眼裡，自有一番品評。當然，最後是否要這麼做，取決於這兩人後續的互動。

回到路線之爭的話題。

這次張亞中參選並獲得相當程度票數，不僅對國民黨本身，對民進黨乃至對共產黨，都有不小的參考價值可茲解度。

到選舉最後階段，圍繞朱、張拉鋸的主要議題之一，就是張亞中的和平備忘錄芻議。歸納起來說，張亞中的路線，是主張國民黨應積極和大陸進行政治談判，打開一條實質上將導向兩岸關係邁向“新階段可能性”的隧道。不管國民黨能否憑此贏得台灣內部的大選，只要有一個談判的形式搭建起來，就已經釋放出足夠引起各界關注(和側目)的政治信號。畢竟截至目前，國民黨仍是台灣最大在野黨。

相對地，朱立倫的立場是：至少在國民黨成為執政黨之前，不要去做可能把兩岸關係推向實質性的新階段、發展出新的憲制關係型態的政治實驗，先把社會力領域的交流重新接續起來，把兩岸交往去汙名化。

而且，就算國民黨有朝一日重返執政，朱立倫的態度可能也是馬英九政權在這個問題上的延續────亦即他可能主張，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國民黨不應以黨代政，以黨派的身分超越政權和公權力部門應該做的事情，直接越俎代庖，進行兩岸的政治前途協商。畢竟這樣弄到最後，公投能獲得通過的可能性幾希。

要不要以國民黨為主體和大陸進行政治協商，探索由一黨帶動一個社會、有可能造成兩岸憲制性關係朝新階段演進的問題，最後在朱、張兩人身上形成明顯分野。

當然，大家都知道國民黨黨員的整體意識形態結構，比“泛藍”或說“非綠”板塊在全社會的結構要緻密一些、要“藍”一些。

如果在國民黨黨員範圍內，張亞中的主張能獲得約莫三成三的支持度。那麼在全體泛藍板塊中，打個七折或六五折算的話，也有大概21%─23%的泛藍選民可以接受張的想法。在倒推回全台灣，以泛藍板塊佔大約全體的四成三(韓國瑜、宋楚瑜2020年得票之合)計算，全台灣社會中，大概有10%的選民，是可以接受以張亞中的路線來做實驗的。 且這個實驗的最終結果(如果在台灣內部經公投通過)，有可能是兩岸憲制性關係的巨大改變，和階段性的兩岸關係制度性中局安排。 從這個角度和影響之巨來看，在國民黨內有三成、在泛藍板塊內可能有兩成，在全台灣社會內約莫有一成民意如此主張，不能說是一個很小的比例。 與之相對的是，即便是在泛藍板塊內，仍有大約80%的選民，是對當前(即便是在在野身分下)立即以國民黨為主體，與大陸啟動政治協商，持保留或者是持反對意見的。

這個經國民黨主席投票而實現的大型民意調查推理，想必將為各方所細細著墨和品味。

回頭說下朱立倫。2015年的朱立倫和2021年的朱立倫。

在六年前的第一次黨主席選舉中，當時朱立倫在兩岸問題上主打的，是要拉近兩岸人心的距離，是聲討兩岸交流利益分潤機制的扭曲。這一次的主軸，則相對校正回歸到了九二共識+反台獨的方程式上。求同尊異的主張則貫穿前後。

如果我的印象沒有偏誤，這次選舉，可能也是朱立倫從政以來在反對台獨這一問題上，站得最立場鮮明的一次。

當然，他可以/以及有需要這樣去處理台獨，既有黨內選舉的選民結構生態特殊性之故，但更有可能的，是對國際形勢的盱衡。其中不能不提的，是7月初美國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出面送的那個，拜登政府“不支持台灣獨立”，和他說美國深切了解到這一問題的敏感性的“大禮”。

如果說美國政府也可以出言反台獨，認為台獨是一個沒有可操作性的選項，朱立倫也就順勢抓到了支點，並把這個意思架接回黨內的選舉中，並試圖在華府面前論證自己才是比民進黨更適合的在台夥伴，可和美方一起來管理兩岸關係。

畢竟，在台灣這種實際上被美國的政經產軍勢力給予頂層壟罩的“懸浮體制”下，重新使國民黨在美國政策設計者的眼裡，成為可考慮合作的夥伴選項，是如果想要重返執政，一道繞不過去的關卡。

在美國人面前論證自己將如何堅持台灣自主性這件事情上，國民黨再怎麼說破了嘴，都很難超越民進黨，打成平分已是邊界。

因此該黨能採取的另外一個可說服點，只剩下國民黨願意向美方積極保證：台灣不會成為中美抗衡下的意外的擦槍走火點；或因台海擦槍走火引發的局勢驟變，打亂美國在西太平洋與中國大陸系統性、長期抗衡的布局。

這樣的籌算，和對民主黨上台後美國新一屆政府政策落點的重估，和朱立倫說上任第一天就要重開駐華盛頓辦事處籌備處等的所謂“公開親美”主張，是可以連在一起看的。

在北京眼裡，朱立倫這種將國民黨日後在台生存發展路徑，與美國西太平洋戰略藕合的“美式反台獨”，自然不是百分之百能讓大陸舒心提氣、開宗明義要謀求國家統一的那種反台獨。但至少，“美式反台獨”也是一種“反台獨”。

這樣，就有了國共兩黨恢復函電往來，甚至日後視情況恢復黨際對話、互動的基礎。更何況，朱立倫通過這一次和國民黨內各地方勢力的整合，也讓所謂的地方勢力或本土派，至少在名義上，重新被納入比較明確的反台獨的帳篷下───雖然，地方派系們本次在支持朱立倫的時候，想來並不是真正很care反台獨與否，而是懼怕張亞中版的和平備忘錄。

從2016年1月國民黨敗選以來到現在，大陸方面的兩岸政策設計中，“去國民黨化”的趨勢是明顯的。

特別是2019年1月以來，大陸確立了“以我為主”推進兩岸關係發展特別是追求“融合發展”的路徑，政策出台的銳利性和單邊性都在上升。2008年─2016年間那種，重大政策先經過兩黨/兩岸當局事先通氣，以及出台的時間、力度會適度考慮國民黨在台灣政局中處境如何、角色會不會尷尬的舊典範，在2016年以後的這幾年裡，逐漸被拋棄。

這樣的轉變，既和美國越來越直接介入台灣事態所引致的陸方焦慮及警惕，和渠認為必須快速、明確地予以反應的必要性上升有關。二方面，當然也和大陸對國民黨能否重返執政地位，甚至是能否繼續保持主要大黨地位的逐漸下修的悲觀估計有關。三方面，往細了說，當然也和大陸對2016年以後歷任國民黨主席個人路線的估計和好惡親疏有關。而根本上來說，也和大陸認為自己有能力、且有正當性來主導兩岸關係的發展進程，而非坐等國民黨在一次次的選舉中載浮載沉的自我認知調整有關。

這幾層從外到內、從大到小的原因，都使大陸方面推出兩岸政策時的“去國民黨化”腳步加速。

鑒於大家對兩岸終局發展的主張和估計不同，我們很難主觀地去判斷，大陸對台政策的“去國民黨化”究竟對台灣整體來說，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客觀地看，一次次施力後的波動大、衝擊大、兩岸的對抗張力變強，以及缺乏中介緩衝層往復溝通、穿梭後造成的兩岸惡意螺旋的下探，是明顯的。朱立倫上台能否停止，或者說是否應該要試圖去停止大陸對台政策“去國民黨化”的勢頭，這我也不知道。這將首先取決於朱領軍下的國民黨黨部的意志，以及其後國共兩黨的溝通能否比較順暢地重啟。

昨天最關注結果和浮想連篇的國民黨黨外人士之一，可能就是賴清德了。

在斬獲2024年民進黨內提名暫且看不到什麼明顯阻礙的情勢下，賴清德要衝刺登頂最大的功課之一，其實就是要獲取美國方面的首肯和信任，試圖淡化、溫和化自己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形象，把“務實台獨工作者”中的“務實”兩個字的字號不斷加大。而在誰能更獲取美方信任、延續美國目前為止尚稱滿意的蔡英文路線這一件事情上，作為蔡英文副手的賴清德卻宿命而且也顯得有點反諷地，要去跟美國人說明和證明自己能夠比在野黨主席朱立倫做得更好。

昨天投票後和各路朋友小有一番交流。
我感覺，我對國民黨2024年的預估比不上我刻下在台灣的朋友樂觀。

問題是這樣的，從板塊來看，非綠勢力若想在2024年把民進黨拉下台，藍白之間的整合勢屬必然。這就需要朱立倫負責的這一屆國民黨機器有極大的政治手腕去和柯營協商。然而，圍繞2024年如何合作的談判，又與2022年民眾黨在選舉中的表現為基礎。

據我們在過去七八年間可以看到的情況是：柯文哲的個人魅力和個人支持度，是只屬於他個人的，是很難轉移和讓渡給民眾黨的其他政治人物的。因此，我個人的預判是，2022年民眾黨的表現整體將很不好，實際能開出來的票和席次，將小於柯文哲所享有的社會支持基礎。

而這將讓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談判變得天然地對柯文哲不利。

但如果整體民意到當時，在非綠板塊中，柯文哲的支持率仍然超越大部分的國民黨政治人物(可能除了屆時剛剛連任新北市長，沒有2024年參選正當性的侯友宜)，那國民黨又將如何自處？

我們到時候還可以接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