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

indy

https://mp.weixin.qq.com/s/GroUsYckqSRx5KusfX0x3w

indy

习仲勋1979：农民怕变，干部怕右，真理标准要补课[url=]中改研究[/url] [color=rgba(0, 0, 0, 0.3)]2 days ago

    1979年6月广东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习仲勋传达了中央同意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图为习仲勋和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手挽手走进会场。

    1979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的表态。习仲勋在广东地委书记会上说：在广东农村中，有“农民怕变，干部怕右”的思想。中共广东省委最近重申：要坚定地毫不动摇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大张旗鼓地宣传农业的两个文件，继续批判极左路线，把党的政策持续稳定地贯彻下去。

    习仲勋“文化大革命”前的副总理，国务院的大管家（秘书长）。1962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因为支持小说《刘志丹》而落难，定性为“习仲勋反党集团”。1978年初复出，南下广东，在叶剑英元帅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在南中国率先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

　　习仲勋谈到，农民担心党的政策多变，担心我们“眼红”，怕“好景不常”。基层干部有“恐富病”，怕“右”，怕犯错误。我们要给干部撑腰：“你们干得对！”我们要明确地向群众宣布，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党的农村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长期不变。

　　习仲勋分析，干部的“恐富病”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弄不清楚。我们要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中联系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穷社会主义。他们鼓吹“富则变修”，实质上搞的是穷社会主义，现在农民得到初步休养生息，集体经济有所发展，社员生活有所改善，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的干部要医治“恐富病”，要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利用我们的优势，使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要敢于讲社会主义的“生财之道”，要敢于让一部分农民随着集体经济的兴旺发达先富裕起来。

　　习仲勋再三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不能看到农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就打他们的主意，绝不能再让几十只手插下去，加重农民的负担，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这种事情，我们坚决不能再干了。

　　有的群众反映：“困难时定政策，形势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他们担心形势好了“小自由”就不准搞了。习仲勋强调说，大集体下的小自由，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政策，要长期执行，不是权宜之计。在大集体的前提下，给农民一些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参加农贸市场的“小自由”，这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1952年，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主持批评了王震在新疆改革中急于求成的做法。习仲勋蒙冤后，下放洛阳拖拉机厂。“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习仲勋让夫人齐心和女儿桥桥到北京找到王震。有人对习仲勋说：“现在他理你呀？”习仲勋说：“你们不了解他，他要不管，就不是王震。”王震见到习仲勋的信后，马上向中央写信，建议给习仲勋分配工作。不出所料，王震在党内第一个出面为习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敞亮、开放的心胸。

    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还有来自农村改革急先锋安徽的报道。在大包干发源地滁县地区，万里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委召开“继续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总结推广滁县地委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经验。真理标准成为地方大员挣脱人民公社体制束缚农村生产力的利器。人民日报写道：在农村要不要、能不能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问题上，争论激烈。有的说这种办法好得很；有的说这种办法糟得很，是在重犯过去被批判过的“三自一包”、“工分挂帅”一类的错误，是“右倾”、“倒退”。地委领导同志到群众中作调查，听呼声，让实践作裁判，最后确认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克服平均主义、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增产的好办法。这一年滁县地区夏熟作物获得空前丰收。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刻。同一天的人民日报透露，1979年夏天，河北省还出现了大规模反对所谓“右倾思潮”。全县几万亩闲散地荒废了，有人要求分给社员，可是干部心有余悸，说：“闲散地荒了，没人批评；让社员种，弄不好就要挨批，何必找这个麻烦！”有的干部甚至说：“荒了，也是社会主义！”（1979年10月4日《坚冰开始融化　大地透出生机——河北省盐山县领导干部带头批极左的调查》）

    万里上调中央后，张劲夫接掌安徽。这位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任上为科学家说话、声誉斐然的老革命，回到家乡主政，一度对万里的包产到户有些犹豫，提出设定一个日期，之前一律合法，之后暂停。不过，经过调研后，张劲夫开始支持包产到户，给中央写报告说：过去曾说过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可以搞三年，看来，如果群众认为这种办法好，不要受这个限制，可以长期搞下去。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有一篇对前资本家荣毅仁的专访。荣毅仁告诉人民日报记者，1979年民族工商业者遇上了两件特大喜事：一是年初发还工商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定息等存款，恢复原来的工资；二是时任总理华国锋在全国人大宣布，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当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79年1月17日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请荣毅仁和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前工商业者吃火锅，诚邀他们为国分忧，帮助吸引外资解决经济建设资金问题。2月，荣毅仁提出成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邓小平拍板同意。这是一家国有独资公司，老树新枝，荣老板率先摸索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被邓小平称为“对外开放的窗口”。

    经过十年动乱，劫后余生的政治家、基层干部和企业家、老百姓一道，冲破思想牢笼，尝试新的经济运行方式，解放思想更解放生产力。在上年岁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1979年，神州大地奏响了除旧布新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