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新县鄂豫皖分局旧址
湖北红安县七里坪镇、檀树岗乡四方面军旧址
1935年9月12日上午11时，中央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直到1935年12月在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1937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形成《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批判张国焘的大戏上演，主会场：延安，分会场：迪化。
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后，一、二、四方面实力基本均衡。
1937年初，未西征的四方面军张国焘部已归中央节制。
张国焘铁杆支持者几乎都渡过黄河，在青海艰难转战中全部阵亡，只有黄超，李特，李先念等少数几人靠打游击到了新疆。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靠化装成乞丐潜回延安，陈昌浩则下落不明（害怕回去被整肃，暂回湖北老家，1937年8月回到延安）。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乘苏联飞机抵达迪化，王明接见了西路军简要讲了统一战线、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之类的话，随后陈云和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起从迪化飞延安。
邓发（1906年3月7日 — 1946年4月8日），原名邓元钊，广东云浮人。1946年4月8日，同博古、叶挺等人一同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吕梁市兴县黑茶山遇难。
不久，陈云在新疆的工作由邓发接替。邓发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在西路军人员中开展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邓发传达了中央精神后，西路军幸存人员都懵了，没意识到问题这么严重。于是，11月27日西路军工委通过了一个决议，对原领导张国焘路线做了第一次批判。
邓发认为决议回避实质问题，例如：张国焘发秘电企图危害中央的问题（“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已考证：纯属子虚乌有的讹传），土匪主义的问题、张国焘指示四方军渡河的问题……。
邓发见形势不妙，多数干部思想不通。经邓发请示后，12月初，邓发宣布中央决定：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郭天明等西路军指挥员回延安。1938年1月，邓发组织第二次批判张国焘路线，把西路军的失败归咎于张国焘逃跑路线，李特（西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和黄超（第5军政委）两人不同意邓发对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尔后，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罪名是“托派”。当时在迪化的西路军干部没有一个人知道，只听说他们两人去了苏联。
高晓松在节目中提到过，西路军幸存者被单独问话，想回延安？还是想去苏联？回答去苏联者，秘密处决。这事儿应该就发生在1938年初，到底是谁下的命令？邓发得延安密电指示？李特、黄超之死，还是个谜团。
延安中央政治局成员，前排中王明，后排左四张国焘。
1937年3月，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张国焘日子也不好过。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讨，但中央认为：认识错误不深刻，凯丰则撰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批判：土匪主义，军阀主义，逃跑主义甚至被攻击玩女人。
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是斗争张国焘的中心，随着批判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导致1937年4月3日发生了“抢枪逃跑”、“谋害毛主席”事件。在延安敢为张国焘说话的四方面军将领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何畏等人先后被捕。
许世友因为帮张国焘说了几句话，被红军学员攻击为托派。
许世友脾气本来就暴躁，这段时间被整的半死不活，终于忍不住大骂：“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什么逃跑主义？从苏区转移出来就叫做逃跑？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
这一骂，批斗张国焘的会转成批许世友了。一时，“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铺天盖，气得许世友暴跳如雷，指着那位年轻学员怒吼道：“呸，你小子胆敢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你娘肚子里。”
连骂带动手，许世友吃了几拳加上生气，当场吐了几口鲜血，病倒住院。住院期间，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纷纷来探望，还带来了要枪决何畏，张国焘的消息。许世友吃惊了，心想自己也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不可能没有事。他在病床上想了三天，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领1000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决定到他那里闹革命去。
经过秘密串联，到第三天，延安已有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5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愿意走。然而，许世友精心策划的“逃跑”计划不久被王建安报告了毛泽东。许世友被五花大绑关进了窑洞，准备枪毙。后在毛泽东解释下，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处一年半徒刑，后又被特赦。
何畏也因为为张国焘说话倒了霉，但他是著名的红军英雄，身上有十几处战伤，毛没敢怎么处分他。而何畏在1938年畏惧路线斗争，脱离延安回到老家海南岛务农，后在1960年饿死在三年饥荒中。
只有王建安由于在许世友出逃事件中汇报，没有被算作张国焘一路，再没挨整。但许世友由此和王有严重矛盾，甚至经常冷嘲热讽的说：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两人直到1948年才恢复了交情。
由此，再也没人敢为张国焘说话。张国焘感到颜面扫地，决心搬至城外，不过问党内事务。不久，在延安背面的山上找一破庙，修葺一新后，就迁居了。
中央指示抗日军政大学成仿吾出面，邀请张国焘到抗大讲授政治经济学。张本人也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欲望了，但得知心腹李特和黄超被枪决后，非常痛心、深感恐惧。
张国焘《我的回忆》
这边张国焘还没缓过劲来，那边王明主动找上门来，直接批评他的反党反苏的严重错误，并告知张他的心腹李特和黄超都是托派特务，张国焘本人虽然不是托派，但也是被托派利用。
虽然王明说的话并不太重，但张国焘毕竟是中共的元勋，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知道话里面的意思，所谓托派一直是斯大林派用来套在异己份子头上，诬赖他们是叛徒加以处决的手段。
张知道对他动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1938年4月4日，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随即和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联络，准备脱党。
16日上午张国焘同周恩来去武昌拜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但在周恩来监视下，张国焘未敢怎么样。回到住处，张国焘情绪低沉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党放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过问政治了。”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自己愿意脱党，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他们制伏了看守张国焘的副官丘南章，接走了张国焘。
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悔改，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毛泽东这边没有派人追杀他，甚至放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离开延安。在杨子烈离开延安时，毛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张国焘自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之后也没有什么攻击共产党行为。
国民政府给了张国焘一个闲职，张后来移居台湾香港，最终到了加拿大。
1956年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民主党派一度很受重视，便产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得到的答复是：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
张国焘经过再三斟酌，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陈昌浩也是承认错误后留在中国，1967年文革中自杀身亡。如果张八大之回来，应该活不到九大。
关于他的晚年生活，也挺有趣。有的说贫困交加、活活冻死。
人民出版社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1980年11月初版，共两册
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共三册
《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寻找张国焘墓地》一文澄清事实：
尽管张国焘后来远走天涯，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态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书立说，坚持数年，写成了洋洋大观的《我的回忆》，是现今中共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夫人杨子烈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更有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属于中产阶级家庭。至今，我还收藏有张国焘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装革履，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
张国焘活到82岁，在加拿大病逝。
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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