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之春
与往年一样，2018年这一年惊蛰过后，便是落英缤纷的烂漫了。
但在这个暮春时节，风中却飘荡着令人不安的味道。
被称为“史诗级”的中美贸易争端一面雷声隆隆，以口舌之争试探着彼此抗压的底线，一面又朝着相反方向戏剧性转化着；另一方面，特朗普再次变脸，准备重新启动他一手废除的、前任奥巴马设计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在此之前，这位善变的老牛仔已签署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任命鹰派人物蓬佩奥由中情局局长转任美国国务卿。与此相呼应，台湾地区“行政院长”赖清德忽然间好像有了胆气，公开发表不祥的言论。
中国大陆这边呢？
有谱不必多言。一如既往地撸起袖子加油干：继2017年朱日和大阅兵之后，南海又举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军大阅兵与军事演习。此前传闻像“下饺子”一样造出来的舰艇集群齐刷刷亮相，随后开赴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军演。
与此同时，在西亚，美俄角力叙利亚的导弹呼啸而过；在东北亚，局势突然来了个大转折，朝美打破历史，即将实现首次会谈。继承了家族诡变之道的金正恩，谋而后动，先行选择了访华。
接踵而至的一系列要闻，让这个地球上的大事仿佛一夜苏醒，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出头来，乱得让人眼睛都忙不过来。
但其实这算不上乱。
历史的往事并不如烟，假如你回看20世纪的地球，那才叫一个乱：一会各大洲混战不休，“一战”、“二战”先后爆发，全球卷入；一会大战刚过，又是中东硝烟、亚洲烽火，又是非洲、美洲的各种事变迭起……总之是忙得各个国家的新闻通讯社人仰马翻。
这够乱的了吧？
其实也不乱。
站在历史的山上看，没有什么是混乱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世界的隐线
20世纪这些层出不穷的所有大事，就像桌子上扔得乱七八糟的文件，只要你花点时间把它们归归类，很快就条理了。
概而言之，它们可划为上下半场：
上半场是崛起的美国，要打破大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下半场是作为新兴霸主的美国，要对决作为挑战者的苏联。
这上下半场其实又是在共同演绎一场《地球脉动》：即美国崛起、美国成为霸主、美国维护统治地位。
在这一根大叙事的隐线下，两次世界大战也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中东战争、阿拉伯之春也好，20世纪的所有序曲、高潮、尾声，无数大大小小的冲突与事件，都是围绕它发生的，同时也都是它的具体表现。
21世纪的局面也一样。
许多年后，人们将会发现，2018年——在这个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间节点上，大历史转了一个身。
这一年，既是上一根全球隐线的尾声，也是下一根隐线的序曲。
特朗普这个猛人，虽然直拳来去，对美国、甚至是整个西方是强刺激，中国也貌似一段时间受了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它只不过是对中美过去双方数十年足迹的总结陈词，是唱给旧隐线的一首送别曲。
美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逐渐向全球主要大国之一、而非唯一的方向显著演进。与此同时，崛起的中国正在走出亚洲。
这就使得全球正在逐步形成“四国演义”的模糊格局，并进一步向纵深处演化。
关于这一点，本公号“李不太白”已在去年《大棋局变脸，四国演义开始》一文中有简单概括过，读者可在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
无论是宣称中的贸易战，朝鲜半岛局势演变，还是此前鼓噪一时的印-太联盟、跨太平洋TPP、中印边境对峙，甚至是人们忧心的“新冷战”，都是世界新隐线的具体表现。
2018年作为昨日隐线的尾声时，纵然大事频出，高潮迭起，也终究只有告别的份。
眼前的诸多乱象，至多算是大风大浪过后的余波。
全球的这根新隐线究竟会演化成什么样呢？
在有过一战、二战惨痛经验的北大西洋朋友圈内，作为传统“西方”概念下的美国与欧盟，同文同宗，肤色相近，信仰同源，无论他们之间短期内有怎样的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其在全球的利益与价值观是一致的。
对中国来说，其实是四方关系中最孤单的一方。无论在文化谱系、价值观、人种方面，还是在文明的历史与现实承续方面，都与其他三方的社会心理迥异。
客观地说，像19世纪那样的西方列强合围东方文明的潜在风险，在21世纪也并不能从逻辑上完全排除——其中潜藏的最大危险是美俄两方的走近与联合。
幸好无论怎样分析，历史的裂痕、现实的客观事实利益所在，都无法支持美俄联合。
幸好中国有着欧盟难舍的巨大消费市场。
幸好欧亚大棋局看似难解难分，但关于中美之间的胜负手早在数十年前就已落定了。
走过两次被动“战略防御”的中国，正在迎接一个全新的命运定数。
句号：1947
1947年12月下旬，当中国境内的第二次国共内战正酣时，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做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名叫《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中的基本判断是：随着战场上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已经由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与之相反，人民解放军将历史性地第一次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战场上的形势容易看出。
在这个报告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论断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那就是毛泽东认为，随着人民解放军结束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支配中国命运的局面将在中国境内被终结。
当时主政中国的不是国民党政权吗？怎么把它定义成西方的支配了呢？
在两年后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国共第二次内战，蒋介石政权一直是在美国援助下进行军事行动的。按照毛泽东援引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话说，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50%以上”来自美国的帮助，是美国供给了国民党军队所需的军需品。
毛泽东认为，西方势力或直接武装入侵，或以援助式控制，一直在支配着近代中国的命运——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到北洋军阀依附西方列强、日寇入侵，一直到通过解放战争结束它。
作为西方势力被驱逐出中国的一个证明事件，在渡江战役中，面对拒不按时撤出长江、仍然自我感觉良好的英帝国军舰，解放军随即与之长江炮战。要知道在此之前，作为租界特权的延伸，西方船只在中国内河几乎是畅行无阻的。除了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外，长江航运也基本上被西方控制。
在这次长江炮战中，英国主战军舰、及赶来援助的英舰均被解放军岸面炮兵重创，滞留长江，进退不得，最终狼狈地趁着黑夜逃出中国江面。
这是一个显著的历史隐喻。
1947年，历史在长江的夜色中画上了一个句号。
西方能够左右中国走向的时代结束了。中国再也不必被动地接受他人意志的安排了。并且它也同时表明，近代中国第一次可以真正独立的、完整的拥有了自己家园的守护权。
但也仅仅只是一个守护权。
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进入一个更大空间的防御阶段——第二次战略防御。
第二次战略防御
此后的世界，全球经济、军事、政治、资源、金融、科技、文化、舆论等关键优势仍然主要掌控在西方手中。
并且由于在这些方面的强势表现，特别是随着美苏争霸以“北约”阵营的胜利而结束，西方人再一次强化了自我优越意识。
即使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跻身全球格局中的中国仍然深处艰难时世中。
政治上，发生了广场风波；文化上，精英们不停地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经济上，为姓社还是姓资争执不休，苦苦寻求加入西方主导的WTO而不得；军事上，因为巨大的实力鸿沟而处处被动，屡次在或公开或隐性的对抗中蒙羞。
在这个更大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国不要说走出国门、走向全球了，连属于内战延续的一湾形同内的海峡都无法跨出。
从朝鲜战场上被迫“保家卫国”开始，到之后的援越抗美、1994年的“银河号”事件、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大使馆被炸、2001年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南海领土争端、钓鱼岛事件等，中国几乎每次都是被逼到墙角，一直是力量严重不对等的弱势一方。
彼时的中国甚至无法承受中美关系破裂的代价，“斗而不破”这个行为底线几乎成了所有洞悉时事者的普遍共识。
自中美正式建交以来，在所有重大外交事件中，中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化解之术，微妙而小心翼翼地避免中美面对面的直接对抗。
那并非中国没有勇气，而是缺乏支撑勇气的现实实力。
只有防御，防御，再防御。
凡此种种情形，几乎使人想起了“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对日关系中的窘境。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对于落后发达国家如此之远的中国，对于在“文革”动乱中蹉跎了大好时光的中国来说，再也无法承担再次错失发展的历史时间窗口的任何失误。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对。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次了。”邓小平这样说道。
也许正是见识到了邓小平这样深具历史感的远见，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才说，他“逐渐对这位眼神忧郁、曾几度大起大落却仍矢志不移、顾全大局，并在日后逐步振兴中国的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无比敬意”。基辛格此话，是出自内心的坦诚之语。
中国只能用战略上的隐忍，换取发展所急迫需要的时间。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点都不意外，中国身边的东亚、南亚格局也深受美国支配。比如南海争端看似中菲、中越矛盾，钓鱼岛看似中日矛盾，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无一不是美国在主导。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明白无误地表明，为了确保美国霸权不过早衰落，日本投入大中华圈怀抱的远景是被严重忌讳的——事实上，在本人去年的文中就曾提及这样一个事实：若不是美国利用钓鱼岛等事件从中阻挠，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曾一度接近洽谈完成。
面对美国对局势的左右，中国并无太多突破的良策。
但中国终究是守住了阵脚，赢得了发展必不可少的时间。
同时，外部世界的变化，也间接地、有效地帮助中国化解了美国的直接压力，大大延缓了中美直接迎面对冲的时间——这包括两次海湾战争、“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美俄在中东及乌克兰的角逐等等。
另一方面，基于对世界局势的深刻洞察，身为国家发展路线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制定了务实的对外方针，也为中国争取发展时间奠定了内外意识上的基础，这就是后来被海外媒体广泛报道的、小平留给后继领导者的“韬光养晦”的指示。
一个典型的防御战略。
自从1949年以来，直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所有努力，都是在事实上建设“战略防御”所需的基本物质基础。
直到第二次战略防御即将结束的今天。
当中国艰难地度过两次“战略防御”阶段之后，类似于特朗普发起的贸易争端也好、新冷战也好，都只能是隔靴搔痒。它也许能在战术上扳回一城，或许也能给中国带来一时三刻的短痛，但大趋势已经是无可动摇了。
中国已渐渐长成了“山”。
不再是哪里来的随随便便一场风，就能被刮得“飞沙走石”的地球之东的土丘了。
其疾如风，不动如山。
假如世界曾是一个大棋局，那么它现在变了。
这个变化看似悄无声息，却并非无迹可循。
肯尼迪、约翰逊、卡特三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拥有大师级战略智慧的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美国要尽可能控制欧亚大陆这个大棋局，以最大限度地保持美国超级地位、或是至少推迟这种地位消失的时间。
今天回顾中美往事，“欧亚大棋局”的胜负手其实早在40多年前就已落定。
胜负手
即使步入生命晚期，毛泽东与周恩来仍然留下了一份战略级遗产，用一个决定影响身后数百年的世界：欢迎“纸老虎”。
毛泽东没有和时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谈任何具体事务。基辛格回忆说，毛泽东像苏格拉底一样的谈话，意思都话之外，他的话可总结成六点，基本意思却只有一点，那就是欢迎美国，欢迎尼克松这个右派。
但1972年深处忧患的中国，其实并不像领导人表现的那样从容。
在内，作为一代人理想国的探索与实践，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等集体化生产业虽然初期在集中力量兴修水利、以农养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长期实践下来弊病丛生的现实，业已证明此路不通。而“文革”对城市生产所造成的破坏，又令大批城市人口身陷无事可做、无饭可吃境地，“上山下乡”说是改造知识分子，但动员口号同时也说出了另一个窘迫的真相——“不在城里吃闲饭”，隐含的意思是城里没工作。
对外，表面上还在热热闹闹地领导“第三世界”的人民反帝反修，实际上当时的国际处境已危如薄冰。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说了，朝鲜战争才过去20年，援越抗美还在眼前，作为真真实实的互为敌对的两个世界，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交往已经隔绝。
偏偏在此情形下，1958年又中苏交恶。随后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最终彻底翻脸：苏联撤走所有在华专家，销毁技术图纸，终止双方全部经济合同。到了1968年，形势更恶化到苏联陈兵新疆边境25个师、1200架飞机，同时驻兵蒙古，直接威胁中国华北。
中国则大量调集军队北上。
随着1969年双方在乌苏里江珍宝岛、新疆铁列克提先后发生大规模武装，中苏爆发全面战争的浓重乌云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苏联军方一度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同时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对抗，的确是铮铮傲骨。但作为一个尚以农业为主、工业也仅仅是初具部分基础之国，中国的处境已是十分不妙。
中国表面上强硬表示不惧核战争，但逻辑上未必如此。因为在几个自信逻辑中，无论是中国人骨头硬，疆域广，还是“苏修与美帝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都非中国自身可以凭籍的硬实力。若真到了核战争那一步中，它们几乎都是可变量。
“深挖洞、广集粮”、“备战、备荒”，这样的危亡压力不仅存在于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心中，即使到了80年代初期，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仍然一样为此大费心神。
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前，中国已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了。
那个时期，苏联推动建立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目标只指中国：在中国北面，苏联亲自出马，以50个师庞大兵力列阵边境；在中国南面，一心要一统中南半岛的越南与苏联结盟，发起对中国的挑衅——尽管此前不久，中国还付出巨大代价援助它抵抗美军，但越南反戈一击的态势已是无法挽回；在中国西面，藉由阿富汗政变、伊朗革命，苏联力量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合围。
唯一剩下的东面，是中国的第一大敌——美国控制下的太平洋，包括驻有美国大兵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关岛等。
说当时是内焦外困的话，也毫不夸张。
那么回到1972年的中国，路要到底怎么走？
身当其中，无论是就对内建设而言、还是对外突围，身为生于近代中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与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闭关自守”的严重后果。无论是像明清两朝那样主动闭关自守，还是中美敌对、中苏交恶之后的被动闭关自守，都很有可能再次将国家引入落后挨打的旧记忆中。
毋庸置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石，但在具体执行上，进入近代之后，地球上的任何组织、任何国家却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独自建设出现代化的社会。
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
如果说在大军胜券在握的1949年，还特别留下了香港这样一个与西方连接的“窗口”的话，那么1972年的中美握手，就是中国打开了一个与世界连接的“大门”长远战略布局。
即使看起来，当时它是中美双方为了应付苏联的一时挑战。
当尼克松在周恩来的周到备至的招待下举杯时，他看见的是城池，以至于急切地想立即行动。而对新中国来说，当1972年的中国第一代政治家握手他们此前藐视的“帝国主义纸老虎”时，它既是震撼当时的大事，也是在攸关长远未来的大棋局上落下了关键一子。
一个影响欧亚大棋局的胜负手。
这就像1975年10月21日，在与基辛格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台湾事小，世界事情大”。基辛格后来说：“一如往昔，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捉摸不定、孤高的耐心和含蓄的威胁把必要事务推到极限。”
正是从那个时期起，中国真正开始融入和参与全球化的浪潮、并最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周期，其实已是不可逆的大概率事件。
当中国转身面向西方世界时，必然就意味着有可能引入西方的市场机制，而当那种来自上层的组织力量与民间释放的灵活热情相结合时，一个强劲大国崛起的事实已经被历史注定了。
一个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基础的国家，忽然握手一个以自由要号召、以市场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其碰撞出的巨大激流可能是当时很多人想象不到的，但那些经历过无数血与火洗礼的人却不可能想不到。
小平接替病危的周恩来担任主持日常事务的副总理，直至后来主政中国，正是这种路线的胜利。
它不但改变了中国自身的命运，也彻底颠覆了欧亚大陆的上的力量对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进程与未来。
作为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分别约是美国的8%、欧盟的9%，而到了2017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奇迹般的跃居为美国的约66%、欧盟的100%，并且还在快速增长中。
这是历史给予中国的机遇，也是中国主动作为的结果。
然而，对美国当时的那些以长久霸权为考量的战略家而言，当美国基于“美苏争霸”的现实需要，决定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建交时，他们却疏忽了一件事。
独特之国
对于这这件事的忽略，就使得40多年后的特朗普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让美国维持它在世界上的超级地位。
表面看起来，这件事是中国很大。
很大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疆域很大（据我们中国人统计，中国版图比美国大；据美国人统计，美国版图比中国大——无论谁大，两国版图都肯定是世界前四）。
另一方面是人口很多，中美建交时，中国人口约是美国4倍，并一直是世界第一。
在这个星球上，疆域大的国家也有不少，比如俄罗斯、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人口多的国家同样也有，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
但同时满足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两个条件的国家就不多了，算起来只有中国、美国、前苏联、巴西。
今天的俄罗斯国土依旧当世无双，但人口只有前苏联一半不到，约1.4亿，还在持续下降中；印度人口世界第二，但国土只有中国约1/3；巴西看起来国土大、人口多，但其实人口也只有两亿，远少于美国的3.2亿。
疆域与人口一直都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内部资源。物理学告诉我们，质量大的物质一旦运动起来，其惯性冲击力是猛烈的。
一头奔跑的大象，当然是一只兔子完全不能相比的。
疆域与人口体量都超级大的国家，本身就潜力巨大。相反，那些分裂的七零八落的小国，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抵挡强国的冲击与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一再肢解南斯拉夫，直到把它变成南联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还不甘心，还要一直想办法让黑山、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才放心。
大，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保护与潜在威胁。
但是，体量巨大的国家也并不必然能够得以卓越发展。
这是因为潜力如果没有发挥出来，跟没有也差不多。比如某个动物小时候有长成大象的潜力，但假如它最终长成了一只鸵鸟，虽然貌似很大，但它的影响就很小。
所以表面上“很大”是一回事，实质上是否能“强大”是又是另外一回事。
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强大、天赋潜力能否发挥出来的条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该国的文明禀赋。
这就是美国1972年疏忽掉的因素：身为“很大”的中国，文明禀赋很独特。
而在文明禀赋中，文化是核心因素。
在之前一些文中，本公号“李不太白”已略略提及过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以及它对现代中国的暗影。然而，就像我一直持有的观点那样，任何事物都具有多样性，不但不能对它们绝对化论断，甚至连简单的一分为二的方法都不合适。
否定不必是全部否定，肯定也不必是全部肯定。中外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种文化，在其生命历程中，假如没有肯定就一定没有继承，假如没有否定就一定没有发展。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一个人你不能说他绝对好或不好，一个国家你也不能说它是绝对恶或善。文化当然也一样。
对一种文化来说，继承只是前提，发展才是目标。
儒家文化当然也不能例外。儒家有不适于现代化的内容是毋庸置疑的，不然就不会有“五四”运动、近代革命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迷茫了。但即便这样，也并不能妨碍儒家那些值得继承与放大的光芒。
比如儒家的耻感文化（“知耻近乎勇”）、修齐治平的生命信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浩然正气与骨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武威不能屈”）、好学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么自两汉亡后，跃至两宋及之后朝代，以儒家这些文化特质为主体的中国，造就了我们民族有一个什么样的突出素质呢？
那就是中国人既有自立自强的精神，也有学习先进事物的动力（“见贤思齐”）与智力，这两方面的气场都很强。
也许儒家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的那样，无法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但儒家至少可以把社会主义理想、资本主义精神应用得很漂亮。
何况中国独特的文明禀赋也并不止只是儒家。
这种独特的文明禀赋，就决定了中国只会以自身文明经验为主，有选择地走自己的路。而中国疆域与人口的巨大体量融合着这种独特的文明禀赋，又决定了中国一旦发展起来，其势若奔雷的巨大惯性就不是他人能够左右的了。
美国与中国建交，战略设计得很好，但最终的结果却不在它预设的轨道上。
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大主流下，美国为了实现摧毁苏联、独掌世界的目标，做过很多玩弄他国于鼓掌之中的事情。比如据BBC根据解密文件报道，美国既能与霍梅尼秘密交易、协助他创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能与伊朗势不两立；同样在后来，美国既能扶持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一手扶植起萨达姆政变上台，也能对萨达姆政权大打出手，亲自把他送进绞索；既能援助阿富汗，也能入侵阿富汗。
他们搞阿拉伯之春，推动柏林墙倒掉，也想当然地认为，可以通过政治上的接触、经济上的市场化、文化上鼓励个人放纵享受与靡靡之音、以及军事上巨大差距带来的挫伤感，使得中国成为美国民主阵营的追随者、西方模式的二流模仿者。
可是美国文化只有两百年，而中国文化有两千多年。
你可以短时间改变一个人生活方式，但你很难改变他的性格。
而塑造一个国家性格的，是它的文明禀赋。
文明禀赋是最强大的武器，同时也是国家最后的护城河。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因应时代的变化而革变发展，不能与时俱变的地迎接全球时代的挑战，那这个国家的终极命运就不能摆脱被领导、被掌控。
美国为了控制欧亚大陆、打败苏联而与中国结交，试图将中国改造成自己的追随者，一颗布热津斯基说的超级帝国掌控下的棋子、一个欧亚大棋局上的“远东之锚”。
但令美国没想到的是，拥有独特禀赋的中国一旦融入了全球化，其发展就会有自己的独特轨道，而其日新月异的变化也不是美国所能预设的。
中国已经成长为具有自己独立模式的世界第二强国，而且还在成长中。
如果说中国在1970年代是命运难测、美国还有机会与苏联合围中国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就已经不是谁能遏制的了。
中国已经平稳进入自己运行轨迹了。
从中美建交那一刻起，中国的独特的文明禀赋已经注定会以自己的方式，在现有社会制度基础上，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精神，并按照自己的文明逻辑应用得更加符合自己该有的模样。
彼山的老虎曾希望把另一座山上的猫科动物塑造成一头实力较小的、对它不具有挑战的花豹或山猫，但事与愿违，最终，它迎来了一头雄狮。
对于这个结局，拿破仑200年前就预言过了。
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杜鲁门政府曾经痛心疾首地展开了一场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大辩论。但这明显属于研究中国的功课做得不够、对中国的文明禀赋理解得不深的行为，所以，当它呈现到战略上的辩论时就显得很幼稚。
中国是曾经属于谁的吗？
除了中国自己，中国并不是谁的属国，也从不曾是哪个国家的追随者。无论是成杰思汗嗜血的铁蹄，还是开启中国现代社会的鸦片战争的炮火，最后还是要回到中华自己的历史叙事里——由于中华文明独特的禀赋。
既不曾属于你，又谈何丢掉呢？这分明是自作多情了。
而当西方面对一个醒来的雄狮中国时，其心理波澜就不只是自作多情那么简单了。
大象不必隐藏
1955年，英国作家托尔金花了12年功夫撰写、5年功夫修改的《魔戒三部曲》终于结集出版。
这三部写于“二战”期间的严肃奇幻作品，自20世纪50年代问世之日就席卷了整个欧美，其巨大影响力直至21世纪拍成电影狂揽17项奥斯卡金像奖后，仍不衰减。
何以如此？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引起了西方民众的共鸣了，或是情感上的，或是神话传说上的，或是宗教信仰上的，也可能是对现实世界的投射。
但以一个东方观众的角度来说，从《魔戒三部曲》引发的热潮现象，可以观察整个西方文明的一般社会心理：对现实世界的反思、迷茫、焦虑以及希望与寄托。
在真实社会里，那些笃信“上帝”的新教清教徒们确信这是一个“上帝离开后的世界”，希望与邪恶在大地上并存。而作为“上帝”的信徒，他们必须与邪恶作战，必须经由艰苦卓绝的茫茫征程，才能最终拯救人类的家园。
这正是《魔戒》所反映的主题。
魔戒，根据作者托尔金的情感倾向，可能象征着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工业制造等庞大的、规模化的这种“魔力”。在作品里，这种“魔力”可以诱惑任何部落，并使他们被外部力量控制，并最终颠覆世界。
在宗教信徒的想象里，这种魔力一旦被邪恶力量掌握，世界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啊？
只要看看现实世界里的三位政治人物的发言就能明白了。
其一是近半年来，德国外长加布里尔一直质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老是说它暗含着地缘政治、文化、经济的考量，甚至说最终也不能排除军事战略的考虑。
其二是2018年“两会”期间，克强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将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看成战略扩张，那是一种误读或误解。中国与他国的合作都是按照商业原则推进，中国“永远不会搞扩张。
其三是基辛格老爷子，他在2010年前后写道：“即便……（中国领导人）完全坦诚地阐明中国下一阶段的政策，我们仍然很难确信这是中国世界角色的最终定论，也难以想象该论断会否继续面临考验。更年轻的新一代领导人和崛起的党内军内精英……会把自己的经历注入世界观和国家发展愿景中。美国战略思维需要密切关注如何与这一代人对话。”
这三段言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段话明白无误地说出了西方对中国的焦虑，第二段话明白无误地回答了西方焦虑，第三段话表明西方还是无法放下焦虑。
西方为什么总是放不下焦虑呢？
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掌握了“魔戒”，已经拥有了某种魔力。
那就是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国已经在科学技术、工业制造方面与西方差距不大了。他们蓦然回首，惊恐地发现：比那些拥有某方面先进科技与制造能力更恐怖的是，中国大大小小的密集的工业门类还十分齐全。
从一般的民用轻工业类，到关系未来的生物、信息、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行业门类，中国工业几乎是无所不参与。
这与日韩、印度、甚至是俄罗斯带来的挑战完全不同。
日韩几乎没有航天科技、尖端武器制造能力，印度也差不多，而俄罗斯基本只有军事上的重工业，民用工业近乎荒芜。因此对这些国家而言，全球分工是存在的。
中国就不同了。中国人不但能生产打火机、球鞋、衬衫、咖啡、洗发水、家具、玩具，还能制造出高质量的空调、冰箱、电脑、手机，甚至是汽车、高铁、飞机、坦克、航母、卫星、火箭、太空飞船、核弹、芯片、发动机也统统能生产无碍。
这世上仿佛就没有中国人学习不了、生产不了的东西。中国仿佛不需要全球分工，只须你提出产品需求他都能满足似的。
而且中国人工作还极其勤奋，效率还特别高，速度还快到不可思议。比如说同为亚洲的印度人在边境修路吧，修三年还修不好，而中国人在环境更恶劣的地方只要一个月就搞定了。
口瞪目呆的西方观察者，简直感受到西方社会被压迫得无法自由呼吸了。
西方世界的工会可是正在忙着不断强调个人权利与享受、不断争取更长假期、不断提升工人福利呢。
与此同时，中国的块头还特别大。中国疆域面积是整个欧盟总和的两倍。并且还人多势众，人口达到了惊人的14亿，连美国、欧盟整个西方世界加起来也抵不上啊。
照这样忙碌下去，西方人估计会思考他们什么时候将被“淘汰”掉的吧？
何况中国的人种、文明、文化还别具一格。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甚至包括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中国人到底将要干什么呢？
而非常可惜的是，一般西方人既没到过中国，也不了解中国文化，无法明白中国文化会把这么庞大的中国引向何处。
就在这种复杂、焦虑的情况下，还要再加上双方社会制度上的反差、发展模式的迥异。
所以，西方人要是不猜忌中国的战略意图的话，那他们简直就不是曾经成功过的世界秩序主导者、殖民者和掠夺者了。
记得电影《魔戒》的那句台词吗？“一个邪恶的力量正在东方升起”，这难道不是象征着“上帝的信徒”们一直戒备的巨大灾难吗？
当基辛格小心翼翼地引用康德《论永久和平》的话，说“永久的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与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选择”时，他认为21世纪的世界正处于这样的关头。
西方社会也许在默默祈祷中国精英有这样的“人类洞察力”。然而他们并不确定。
于是他们就开始忧虑未来那可能到来的、别无选择的“巨大冲突与灾难”了。
以此观之，无论我们中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中国仅仅由于自身现在站在哪、长得什么样，就已经注定成为别人猜忌的对象了。
雄狮即使不咆哮，还是令人忧惧。
大象即使尽力隐藏，还是无法避人耳目。
现实既然如此，那么大象就不必隐藏。中国应该坦然接受并表达自己的巨大规模、成长的实力以及可能的雄心壮志。当然同时也微笑着接受别人的猜忌、焦虑。
以及因此带来的巨大挑战。
最后的挑战
当中国以西方社会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面貌出现时，其猜忌与焦虑心理，集中体现在他们不时发出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论调上。
身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尤其表现得烦躁不安。
自从美国在竞争中击败苏联以后，西方社会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想当然地认为西方所代表的的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叙事。
但后来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
在事实面前，奥巴马、特朗普政府与一般民众都非常不适应这种变化趋势：费尽心思赢得的“超级帝国”地位真的逐渐式微了吗？秉承“上帝旨意”建立的山巅上的国家不再是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吗？
美国经历两百年建立起来的骄傲，第一次有了犹疑与反思。
但不管美国怎么想，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美关系自1949年以来，已无可阻止地演绎到了第三阶段——
从直接与间接的对抗阶段，到起因于冷战的战略合作阶段，再逐渐向“全球四国演义”中的对等两方角色演化。
在这个关系中，中美双方都成为了全球四方力量中的一个1/4参与者。彼此都不再一个美国超级地位秩序的遵从者。
谁也奈何不了谁，谁也无法左右谁，同时在全球重大事务上，谁也离不开对方的合作。
对中国来说，四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生死图存的考验、几代人的苦心经营与建设，都已成往事。
在那些艰难世事中，凭着绝大的忍耐、勇气、勤奋以及持续的行动，中国终于熬过了两次国家“战略防御”的漫漫征途，并最终以其独一无二的文明禀赋迎接、消化、吸收了全球化浪潮，再次伫立人间。
正如邓小平所愿，在失去多次机会后，中国没有再次错过历史的机遇。
尽管中国力量的质量上还与美国、西方有不小差距，但大的历史势能会带动中国向前跑，直到有一天这样的差距最终消失。
当中国以山的巍峨姿势耸立于地球之东时，全球时事中的风声鹤唳也好、暴风骤雨也好，都已经无法动摇中国，只能成为拂动山间松林的阵阵协奏曲。
中国掌握了那个科技与工业化的所谓“魔戒”之后，真的会变成令西方忧惧不已的邪恶力量吗？
这并不重要。
一个两千年就开始了“性本善”（孟子）、“性本恶”（荀子）思索与辩论的国家，一定会深深懂得自己将往何处去。
西方怎么想，那是西方的事。面对一个失衡的心理患者，中国所能做的只能是道义上的些许解释、安慰、陪伴，以及尽可能地向西方朋友们播放“治愈系”的主旋律了。
而作为西方的老大，当美国发现无论是布什的“接触政策”，还是克林顿的“遏制政策”都无法使中国发展成他们想要的模样时，他们实施战略的途径就只剩下两个：
第一是尽可能在中国周边制造与推动他国与中国的纷争。比如中印对峙、中越南海争端、钓鱼岛事件等等，最好这些纷争能点燃争端双方国内的民族主义怒火、导致局面失控，从而触发中等规模的战争。
只要战争一打响，无论结果如何，都一定会令资本出于躲避风险的本能而外逃。这就相当于切断了中国经济的血管，中国发展进程势必受阻。另一方面，寻求避风港保护的资本又必然会登录置身战争之外的美国，又实现了助推美国经济发展的目的。
第二是尽可能寻找、并点燃可以使中国产生内乱的爆发源。例如煽动边境极端组织祸乱中国边疆，或引爆台海危机，或制造政治风波等等，这样的话可以产生一个令大国分裂的机会，从而改变其巨大体量。
很可惜，让西方精英失望的是，经历过无数磨难的中国人，已经具备了在暴风骤雨中识别方向的能力，总能够在一次次的突发风波中最终把握大局，化解危机，避开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陷阱。
当这些增强美国优势、削弱中国能量的途径都行不通时，美国也只能节哀顺变、面对现实了。最终，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一个中国崛起之后的现实世界。他们讲尽可能地在接受新格局的过程中全力以赴地讨价还价，争取一些现实的眼前利益，例如喊得震天响的什么“史诗级”的贸易争端，例如台海两岸最终走向统一时的美国要价，等等。
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都已无关大局。
贸易争端是否史诗级也好，《台湾旅行法》及赖清德小丑言论也好，朝韩和解也好……最终，它们都将只是大历史的小小注脚。
中国终将回到其该有的全球地位，大中华文化圈终将在东方形成。它是非人力可以阻挡的历史大势。
中国已不是那个中国、世界也不是那个世界了，美国当然也不可能回到那个独享超级地位的美国了。
正是由于中国崛起的既成事实，由于美国人信奉“无法打败的敌人，其实就是朋友”的谚语，所以中美关系之变业已翻开了第三章。
新的序曲已经奏响。
多少疾风来复去，终归山林作涛声。
而对于中国来说，最后的挑战其实并不来自外部何方。
一个已经全球化了的中国，一个成为全球四个主角之一的中国，仅仅有物质上的成功是不足以引领世界发生根本性进步的。
中国如何因应全球现代化大潮流的需要，将自身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禀赋与市场化的现实、社会理想、制度进行深度融合，加以涅槃，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全新的中华文化信仰，从而化解其他文明的敌视、误解与挑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身发展的永恒驱动力与面对复杂世界的护城河，获得包括本国国内人民与外部的基督教西方、穆斯林中东发自内心的接受与崇尚，才是最后的、也是最根本的挑战。
也许这还需要几代人、无数志士的前赴后继，付出无数时间，永不懈怠地持续奋斗。
一个文明复兴之路上的新长征。
-参考阅读《大棋局变脸，四国演义开始》一文，请点击左下角“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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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6 22:2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