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7年1月24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在“周说”公众号上发表的关于特朗普对中国政策的一篇预测文章。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上台后首份综合安全政策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证明了这篇文章预测的正确性，特此重新刊发。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美国对中国出口1161亿美元，从中国进口4832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3671亿美元。2016年不包含12月份，美国对中国出口1041亿美元，从中国进口4234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3192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自从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2002年就突破1000亿美元，十几年如一地每年都在几千亿美元。
特朗普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他认为中国一面操纵汇率，一面国家补贴亏损对美倾销。他认为中国一直在坐美国的顺风车。因此他上台以后对中国的核心政策将是“第二次门户开放”。我们先来看看“门户开放”政策前世今生之嬗变。
何为“门户开放”政策？我们先回到一百多年前的1899年3月，那时正是义和团闹得最凶的时候，恍惚一下，历史是否与现实总有几分神似之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给他的纽约的朋友保罗·达拿（PAUL DANA）写了一封密函，阐述了他的对华政策思路：“……我们当然反对肢解那个帝国（中国），而且我们也不认为美国的公众舆论将会支持这个政府加入目前正在进行的惊人的掠夺游戏。同时我们意识到了保护我们在那个帝国的巨大商业利益的重要性……。” 这便是“门户开放”政策思绪的源头。海·约翰何许人也？此公曾任林肯总统的私人秘书，据说奠定林肯历史地位的葛底斯堡的演讲即出自他的手笔，此点有待考证。
海·约翰（John Hay, U.S. Secretary of State）
1899年9月6日，海·约翰就“门户开放”政策第一次照会德、俄、英、法、意、日各国，要求各国没有例外地遵守中国标准，在相互平等的基础跟中国做生意，其要点如下：
“第一，承认任何国家不得通过任何手段干涉在中国应有的任何通商口岸、租借地或所谓‘势力范围’内的任何法定利益。
第二，中国现行协定关税应对一切货物，不论属于哪个国家，不论陆运还是海运到所谓‘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港口都适用。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
第三，‘势力范围’内的任何港口对别国船只所征收的港口税，不能高于本国船只；在‘势力范围’内由其国修建、经营和管理的铁路上，其他国家公民与该国公民在同样距离运输同种货物时，应收取相同的费用。”
尽管各国对美国照会的反应消极冷淡，1900年3月20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还是先斩后奏地正式照会各国：“门户开放政策即日起生效。”
必须澄清的是，“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华对其他西方列强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一项针对中国的政策，并不是美国要求中国开放门户，而是针对意在瓜分中国的德、俄、英、法、意、日等国，要求这些列强在他们所占领的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实行门户开放，不能搞贸易壁垒，并向这些国家提出的公平对华贸易的要求，即要求这些国家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跟中国做生意。
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在德、俄、英、法、意、日等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相互钳制、自我约束的机制，使各列强都不能够干扰和妨碍别国在华的商业利益，使各列强在顾及自己的利益时不得不受这一机制的制约。
诚然，海·约翰推出“门户开发”政策虽然是为美国商业利益的考虑而制定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门户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却是中国，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门户开放”不仅削弱了列强国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在中国贸易上各自为政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帮助中国从列强手中收回了从《南京条约》签订后失去的关税自主权，使所有国家都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统一关税率，保证了中国的关税收入，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由绝对的被动地位变为相对独立的主动地位，维护了中国的经济自主权，削弱了各列强瓜分中国的先决条件。
搞了几十年“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也没有成功的李鸿章做梦也没有想到海·约翰依靠美国的实力成功地在中国一夜之间搞成了“以夷制夷”。
随后我们将看到“门户开放” 政策是如何在义和团暴乱和八国联军入京后这个中国国运最艰难时刻，亦即中国面临被瓜分的时刻，是如何帮助中国避免被大卸八块的命运的。
1900年7月，北京城内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教堂和侨民的狼烟四起，北京对外电讯全部中断。慈祥太后下诏单方面同时跟德、俄、英、法、美、意、日、奥八个国家宣战。但奇怪的是这八国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华宣战，八国一致表示对中国的所谓战争状态并不存在。八国组成的联军占领天津后并开始军事救援被围困在北京东交民巷外国公使区的外国侨民。
值得注意的是在八国联军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即7月3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第二次就“门户开发”政策照会各列强，照会全文如下：
“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国的政策与目的说明。 发往驻华列国使团。
通告电报送交美国驻柏林、巴黎、伦敦、罗马和圣彼得堡大使馆以及美国驻维也纳、布鲁塞尔、马德里、东京、海牙和里斯本使馆。
华盛顿，国务院，1900年7月3日
在这一中国事务的危机态势中，在现有情况的准许下，我们认为说明美国的态度是适当的。我们坚持1857年制定的对华和平政策。这项政策坚持和中国民族友好相处，并在制外法权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国家法律之下，促进合法商业贸易，以所有手段保护我们的公民的生命财产。如果对我们的公民发生有违于此的事，有关罪责，我们将唯肇事者是问。我们认为北京的情况是一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由此引起的结果是，权利与责任事实上移交至地方各省份当局。只要他们没有明显地与叛匪相勾结并运用他们的权利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我们就视他们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并与他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迄至今日，美国总统的目的是，与其他国家协同行动：首先，与北京对话并营救美国官员、传教士和危难中的其他美国人；其次，努力尽一切可能保护中国各地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第三，保卫所有美国正当的利益；第四，帮助防止动乱扩展到这个帝国的其他省份，出现同样的灾难。当然，现在预计以什么手段达到这样的目的为时尚早；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寻求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目的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安全与和平；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一切友好国家在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下的一切权利；维护世界各国与中华帝国各地的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在中国国难当头之时，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不辱外交使命，及时捕捉到海·约翰外交照会传达的愿意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和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立场。伍廷芳非常及时地将美方的这一善意立场转达中国政府，于是便有了7月19日光绪皇帝写给美国总统麦金利的求援信。
当时在北京对外电讯全部中断的情况下，唯有一条秘密信息传递渠道，即经山东巡抚袁世凯再转给上海道台的浙江巡抚余联沅的通道。于是光绪皇帝的求援信经这一通道以十万火急形式转往驻美公使伍廷芳，伍廷芳在光绪皇帝求援信发出的第二日即将信函呈送美国总统麦金利。
光绪皇帝求援信的全文如下：
“中国长久以来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且深深意识到，美国的目的是从事国际贸易。中美双方对对方均无怀疑和不信任。最近爆发的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强对朝廷立场的怀疑，认为清政府赞成人民歧视传教，此怀疑并无根据。但是这种怀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占，并由此引发了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冲突。情势日益严峻危机。我们刚刚收到我们使节伍廷芳的电报，我们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国政府一直期待两国的友好往来，对目前状况十分关注。目前的中国被不可抗拒的进程所驱动，不幸招致国际上几乎普遍一致的愤慨。为了解决目前的困境，中国对美国寄予特别的信赖。我们诚恳率直地致信于您，希望阁下想方设法，采取行动，协调各国一致为恢复秩序与和平做出努力。恳请您，并万分焦虑地期待您的回复。
光绪。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光绪皇帝
美国总统麦金利收到光绪皇帝的求援信后，于第三天郑重地做出回复，以下是麦金利总统回函全文：
“我收到了您7月19日的信，我欣慰地获悉您了解，除了希望正义与公平之外，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别无他求。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解救我们处于危难中的公使馆，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依据国际法和协约，这些是美国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所有其他派军队抵达贵国的国家也公开表达了他们派兵出于同样目的。
从您的来信中我推断，那些搅乱中国和平、谋杀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人员，而且目前围攻幸存的北京外交人员的罪犯，不仅没有从圣上您这里得到赞同和鼓励，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抗陛下帝国的权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十分郑重地敦促您的政府，向公众确证：
一，是否外国领事们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目前状态如何。
二，立即让各国的外交代表与其国家自由联络，解除威胁他们生命与自由的所有危险。
三，由帝国当局与远征军联络沟通，以便他们之间为解救公使馆、保护外国人和恢复秩序而进行的合作。
如果这些目标都能达到，本政府相信，在列强这方面，妥善解决最近的麻烦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为达此目的，在其他各国的赞同下，本政府各友好部门将愉快地接受陛下的部署安排。
威廉·麦金利
1900年7月23日国务卿海·约翰复述”
美国总统麦金利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10月22日，海·约翰再次致德、法、英、意、俄、日、奥等七国政府的外交照会，这便是第三次“门户开放”的照会。照会全文如下：
“法国政府向我们提出建议，对于所有国家都有保留地接受了的法国提出的建议条款，如同我们提出的条款一样，进行公开的讨论，而不是尴尬地谈判。法国提出，各国应通过与其驻华大使联系和磋商，然后说明我们同意哪些条款，哪些还要在谈判中讨论。我国政府已经向驻北京大使发出指示，让他按照这一办法与其同僚商议。我们也已经向对我们不放心的法国政府做了担保。只要我们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皇帝和中国政府正确而又坚决地处理罪犯感到满意，就立即开始谈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总统也已经对中国皇帝的恳求给予了答复。
我们对法国政府的上一次外交文件的答复是，本政府相信，如果各国把他们最初的申明包括在他们决定共同发表的声明之内，以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完整，确保中国和各国自身受益于中国与世界开放的和平等的贸易交往，那么，法国在其建议条款中所期望的那种结果，即对中国皇帝和政府的决断施加有利的影响，就一定会得到增强。”
第三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完整”的立场。
中国在以往与西方的战争中，战必败，败必求和，求和必割地赔款。义和团暴乱后，割地赔款已经是清政府预料中不可避免之事。战后把中国大卸八块也正是英、俄、法、德、日的如意算盘。但正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确保了中国在义和团暴乱的惨败后没有像以往的战争失败那样导致中国割让大片土地，保持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完整，免遭被瓜分的命运。
在战后的和约和庚子赔款谈判中，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是“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完整”这一思路的继续和延续。这一思路简单地来说即是，美国政府从刚确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出发，认为一个稳定完整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一个稳定完整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是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石，尼克松和后来美国历届政府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只不过是海·约翰百年前对华政策的延续。
往事越百年，不幸的中国近代史，而不幸的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史筚路蓝缕，可泣不可歌。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的百年历史都没有二十世纪中国的近现代百年历史经历得这么多，这么惨烈，这么悲壮，这么悲剧，这么戏剧性，前后经历的革命就有五波，分别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一波比一波走向低谷，江河日下，百年沧桑。中国这百年的历史，是大历史，就像长江之水，从崇山峻岭、唐古拉山挟裹着巨大的惯性奔流而来；却是小命运，因为只有三峡这么一个小出口，可供选择的历史敞口却不大，历史只能在夹缝中穿行。这么小的夹缝和敞口，是因为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受制于国际关系中几个大国的博弈，几乎完全丧失了自身发展的内生性主导动力。而每个中国人都是这大历史小命运的夹缝中泥沙俱下的产物。谁能说国共两党的胜负不是雅尔塔会议决定的？不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的一个碰杯、一个抿笑、一个思绪念头的延续呢？一部中国近代历史就是近代国际关系史。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是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史就是历史。决定历史的关键性力量是经济，经济的波动就是历史走向的最大逻辑。所谓的国际关系，就是不同人种之间的贸易和贸易背后的资本，一切大国博弈的最终目标就是趋向有利于己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就是国际间财富分配的资本流。国际关系中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都是为财富分配的手段。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财富分配，财富分配决定着国家、民族和国际关系的各个层面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国际关系矛盾和国际关系的斗争。美国独立战争如此，鸦片战争如此，布尔战争如此，一战如此，二战如此，雅尔塔会议的分赃也是如此！
中美贸易，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从1985年美方开始出现6亿美元的逆差，1995年美方逆差为337亿美元，2005年上升到2022亿美元，2015年美方贸易逆差达到惊人的3671亿美元，2016最新数据不包含12月的是3192亿美元逆差。从1985年到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总数为43350亿美元。
一个国家30年如一，财富持续性的流向另外一个意识形态与自己完全相反的国家，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处处与自己作对。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就是最大的卖国行为。幸运地是这事发生在美国，即使在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和他的班子也会叫它“最大的政治不正确”。
那么会怎样？均势是不稳定态中相对最好的稳定态。按照这个逻辑，特朗普和他的班子对中国的核心政策将是“第二次门户开放”。
“第二次门户开放”是什么？
现在的国际秩序是二战雅尔塔协议的产物和延伸，雅尔塔协议建立了战后两套国际秩序，即美苏各自为核心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冷战的结局是苏联这套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崩溃，美国把尼克松和毛泽东破冰后的中国一把拉入了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但是中国的意识形态脱胎于苏联，身子上了美国人的船，脑袋还被夹在苏联，这在政治上与美国是无法相容的。所以中国在美国的这套经济和政治秩序中是身脑分离，脑体倒挂的。中国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混沌的体系，中国把这个馄饨的体系叫着“中国模式”。
中美贸易，美国持续开闸防水了30年，433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美国主导的这个经济和政治体系里造就出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中国模式”。没想到特朗普把“中国模式”看穿了，就是借美国的资本赚美国的钱，然后搞政治上的突围，“一带一路”撬动欧亚大板块，挑战美国的海权和陆权。
从经济波动就是历史走向的最大逻辑上来讲，特朗普一定要让流出去的水回流，一定要逼迫中国开放市场，和海·约翰不同的是，海·约翰是要德、俄、英、法、意、日列强在他们所占领的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内门户开放，100多年后，特朗普是要那个昔日的大清、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放门户。他要逼迫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电信市场、能源市场、金融和保险市场，等等一切能开放的市场都得开，来平衡美国流出的433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但是，这里有个最大的但是，中国市场开放的最后一定会涉及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体制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许多中国人觉得与己无关，其实息息相关。
世界上最大的黑天鹅，它的名字叫着“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的不可测就是未来最大的风险。中美关系目前就处于这种“不确定性”之中。
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这种“不确定性”，有一个人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他就是Paypal的创始人、国际象棋天才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他是唯一支持特朗普的硅谷大佬，可能将是后续索罗斯的投资界最大的思想家。
彼得·蒂尔在他的一本书《从0到1》中写道：“美国人看见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便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信能够掌握自己未来的国家……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中国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统治世界的国家。”（《从0到1》，中文本，第87页）
他还继续写道：“老一辈中国人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由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第88页）
彼得·蒂尔洞穿了，即中国疲于解决自身的问题。中国自身的问题有多大？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的问题大于慈禧、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和。这个之和就是利益集团设计和制造的国家陷阱，是悠久的历史留下的思维定式，是个自身难以摆脱的周期律。
特朗普的“第二次门户开放”将直接面对的是中国利益集团设计和制造的国家陷阱，面对的是千年文化留下的思维定式，在中国的体制内，无人可以撼动。树欲静而风不止，公牛要强闯瓷器店！它可能将逼使中国被迫进行体制改革来使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而不是选择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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