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9-2024：关于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个人回忆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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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2024：关于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个人回忆录
——从红山口到“金元”废墟



罗马前的那三分钟（1989-1992）


作为一个从1989年才开始看懂球的球迷（虽然号称看了86年的世界杯决赛），我的记忆，或者说我们对于中国足球职业的共同“情结”的起点，也许大多始于那个充满悲情的年份。那一年，高丰文指导率领的“高家军”，承载着我们最朴素的希望，冲击意大利世界杯。那句“只差一步到罗马”的口号，至今仍在耳边回响。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最后的关键战役中，我们遭遇了对阵阿联酋和卡塔尔的两个“黑色三分钟”。那“一步之遥”，最终成了咫尺天涯。

1989年的兵败，连同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上爆冷负于泰国，成为了压垮专业体制足球的最后两根稻草。作为球迷，我们经历了那个年代特有的、举国体制下的集体悲情。我们开始普遍地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球员在专业体制的“铁饭碗”下，到了关键时刻总是“差一口气”？我们“差”的到底是什么？

多年后，高丰文指导在回忆那两次“黑色三分钟”时，给出了一个球迷既熟悉又痛心的答案。他排除了换上董礼强是主因的论调，直指要害：

“最主要来讲，是全队在这种大赛的经验，恐怕都没有积累”。

他描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细节：1比0领先以后，越接近终场哨，队员们的“内心脑子里一片空白，腿是飘的”。

这“一片空白”与“腿是飘的”，正是我们所批判的专业体制“铁饭碗”弊端在赛场上的心理学映射。高指导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就像女排，她们经历过大赛，“这层纸捅破了”，就能连拿冠军；而我们，始终没能迈出最后一步，没捅破这层“窗户纸”。

这层“窗户纸”是如此脆弱，却又如此沉重。而我们作为球迷的激情，却又是如此炙热。我记得那时的自己，还是个13岁的少年，对足球爱得疯狂。我们坚信高家军是“亚洲一流或准一流”，拥有贾秀全、麦超、吴群立这样的猛将。我们会在下着毛毛雨、甚至小雪的下午，跟着年轻的老师在泥地上踢球，甚至不顾教导主任的广播喊话。当兵败的消息传来时，我们的困惑是巨大的：这么强的队伍，怎么就这样输了？

时代的背景是，我们渴望改变。在那个信息相对匮乏的年代，我们急需一个解释，一份“解药”。我们的答案来自哪里？来自像《足球报》这样的专业媒体。当同学们抢着看一份零售价0.5元的《足球报》时，我们第一次读到了“球是圆的”、“爆冷”这样的专业分析。这份报纸仿佛“解了渴”，它开启了我们对现代足球的原始认知和基本视角。

专业体制的僵化、球员缺乏竞争意识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我们作为球迷，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职业化”——这个在当时听起来无比时髦、代表着“与国际接轨”的词汇。我们天真地以为，这就是通向罗马的那“一步”，这就是捅破高丰文那层“窗户纸”的唯一工具。我们当时对职业化的理解是片面的，以为职业化等于市场化，等于有钱了，水平就能自然提高。我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职业化，首先意味着法制化、规范化和足球文化的建立。

1989年的失败被归咎于体制僵化，因此，即将到来的改革，被我们视为了唯一的“解药”。这份期待，从一开始就更关注“钱从哪来”，而不是“规则谁来定”。

红山口的“一声炮响”（1992-1997）


关键政策溯源——1992年“红山口会议”

1992年6月，原国家体委在北京西郊的红山口召开了著名的“红山口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其地位不亚于一次“遵义会议”。它正式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试点的道路。这是我们这些球迷心中，一切故事的真正起点。

而作为球迷，我们当时或许不知道，这场“遵义会议”的背后，有两个关键人物：许放和王俊生。许放时任国家体委政法司司长，是职业化在政策法律层面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王俊生则是足协的“专职副主席”，是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和实际“操盘手”。然而，这场改革的开端就伴随着悲情与缺憾。1993年，许放因突发心脏病英年早逝，这被视为中国足球顶层法制化设计的一大损失。而王俊生，作为十年的实际掌门人，直到2000年卸任，其头衔始终是“专职副主席”，未能“扶正”。这种人事上的“名不正言不顺”，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难以摆脱的“政企不分”的底色。

红山口会议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进行制度安排。正如后来的学术研究所指出的，决策者希望通过市场化运营，打破专业体制的束缚，激活足球的商业价值，其目标是“短时间内创建出中国足球联赛市场和相关商品市场”。这个“短时间内”的定语，为这场改革的“大干快上”和“早产”属性埋下了伏笔。

球迷亲历下那甲A元年的火爆

红山口的“炮响”立竿见影。1994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元年正式启动。那一年，我们作为球迷的激情被彻底点燃。万人空巷，一票难求。我们亲身经历了“那些日夜排队、一票难求的经历”。那成了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段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

无论是北京的工人体育场、上海的虹口，还是成都的成体中心、大连的人民体育场，“甲A”成了我们周末的图腾和信仰。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主队，第一次有了属于我们联赛的球星。我们高喊着范志毅、高峰、郝海东的名字；我们为广州太阳神的“中场灵魂”彭伟国和单赛季打入17球的联赛首届最佳射手胡志军而疯狂；我们也为“黄色旋风”四川全兴的核心马明宇而痴迷。

也就是那一年，已经进入高中的我和同学们，没有条件看直播电视比赛，就开始用节省下的餐费，轮流去买《体坛周报》、《足球报》甚至是天津出的现在早已消失不见的《球迷报》。

一个黄金时代似乎正扑面而来。

事后回看：红山口会议的“原罪”——偏离均衡的“发散过程”

在我们为甲A的火爆而欢呼时，我们并未察觉到，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深刻的隐患。红山口会议更像是一个“早产”的改革。它在极短时间内用行政命令催生了市场，但正如2009年的时候北体大何世权一份关于中国职业足球制度安排的研究论文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偏离均衡的发散过程”。

这意味着中国足球的发展路径，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良性循环的“均衡”轨道，而是持续“发散”，积累了诸如“赛事的可观赏性不够理想”、“与国际足球的比赛水准和赛场表现差距较大”等“非稳定运行问题”。

这个“偏离均衡”体现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上：即“俱乐部、足协还是投资人都是以比较特殊的身份参与这一进程的”。这构成了一个“三方怪胎”：

• 足协（管理者）： 既是联赛的最高管理者、规则制定者，又是联赛的经营者、利益分配者。这种“政企不分”的特殊身份，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行政行为和行政手段是必然的选择”的产物。
• 投资人（俱乐部）： 早期（乃至后期）的投资人，大多是带着特定任务（如地方政府要求、国企宣传需要）进入的，他们对足球的“投资”混杂了太多非市场的因素。
• 球员（商品）： 刚刚从专业队“转制”而来，身份上是职业了，但思想上、职业素养上还远远不够，依然受到“体育事业惯性约束”的影响。
  
  

这种“非稳定运行”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权力寻租（足协）和市场投机（俱乐部）的结合。为什么这种结构必然导致腐败？因为这个“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产物”，从根本上就存在制度缺失。

曾有研究指出，中国职业足球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最大差别，在于：

我国职业足球缺失真正的联盟制度。

一个“真正的联盟”，是俱乐部为了共同利益组成的博弈主体，它能与管理者（足协）形成制衡。而我们没有。我们的足协“既是…又是…”，俱乐部（投资人）在行政主导的足协面前毫无议价能力。当正式的、规范的利益博弈渠道（联盟）缺失时，非正式的、地下的利益输送渠道（寻租）就必然会取而代之。因此，上述研究精准地指出，职业化初期的“黑金交易等等不良印记严重削弱了职业足球联赛市场的社会公信力”。

这意味着，我们后来深恶痛绝的“假球、黑哨”，根本不是啥后期产物，而是从职业化诞生之初，就已种下了“黑金交易”的种子。

1997年，“金州不相信眼泪”

1997年，职业化改革迎来了第一次“大考”——冲击法兰西世界杯的十强赛。我们满怀信心地以为，甲A联赛三年的火爆，以及胡志军、马明宇等本土球星的涌现，足以让国家队脱胎换骨，捅破高丰文时代那层“窗户纸”。

然而，在大连金州，这个我们以为的“福地”，我们迎来了最沉痛的打击。主场对阵卡塔尔，在2比1领先的大好局面下，我们最终被对手3比2逆转。那场比赛后，“金州不相信眼泪”成了我们这一代球迷心中永远的痛。

那场比赛，是我在大学里集体看的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之后又在机房里读到了老榕的那篇文章。

回溯一下，1997年的失败，是红山口改革的第一次“大考”失败。它无情地向我们证明了：联赛的市场化（无论多火爆）并不等于国家队水平的自动提升。我们球迷看到的是“一票难求”的虚假繁荣，而忽视了其“非稳定运行”的本质。那个“偏离均衡的发散过程”，那个从诞生之初就缺失“真正联盟制度”、默许“黑金交易”的畸形体制，在关键时刻不堪一击。

它不仅没能捅破那层“窗户纸”，反而制造了一层更厚、更具讽刺意味的壁垒。

未完待续

另：
我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一点一点来。

老票

帮着谢兄熊文配点图




高丰文




高丰文带队征战1988年韩城奥运会，看看大家能认出来几个




红山口会时期的王俊生




甲A初期以及当时国家队里最有创造的中场彭伟国，他身后那位大家都认识吧？



韩日世界杯中国国家队队长，也是第一位留洋意甲的中国球员马明宇



甲A初期，南派足球最有灵气的前锋胡志军（14号），右侧那位18号是国安最好的国产中场曹限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