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论情：李益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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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Z% S( l! g; j8 Y《唐诗论情：李益系列》之三，宦海沉浮与诗境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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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漫长而深刻的边塞砺炼，李益的人生在唐宪宗李纯开创的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及其后不久，翻开了新的一页。昔日边疆幕府中的“文章从事”，终于凭借其响彻云霄的诗名，特别是那些被谱入乐府、传唱于宫廷内外的边塞绝唱，叩开了长安权力中心的大门。然而，重返朝堂并非意味着一帆风顺的坦途。对于才华横溢却也个性鲜明的李益而言，京城的政治舞台既是施展抱负的机遇之地，也是充满倾轧与凶险的漩涡。这一时期，他的仕途经历了从初步登场到遭遇挫折，再到抓住“元和中兴”的历史机遇逐步复苏的跌宕起伏。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也伴随着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而拓展了新的境界，不再仅仅聚焦于大漠风沙与军旅悲欢，开始更多地映照出京洛风尘、官场人情与个人幽微的情感世界。这一章将聚焦李益在元和这一关键时期的宦海沉浮：他如何凭借诗名重返朝堂？又因何遭遇政治挫折？如何在“元和中兴”的背景下实现仕途的再度起航？他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和风格上呈现出哪些新的变化？以及，他的个人生活，特别是与名门望族的联姻和当时社会对其“文章李益”的独特认知，又如何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与他个人身份的复杂性？

$ m9 M1 X+ ^6 r+ ]2 \重返朝堂——诗名远播铺就入京路

经历了近二十载边疆幕府生涯的风霜洗礼，李益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得以重返帝国的权力中枢——长安。这一转变大约发生在唐德宗统治末年至唐宪宗即位之初，即元和年间的开端。促成他回归的关键因素，无疑是他早已远播朝野的赫赫诗名。他的诗歌，尤其是那些情感真挚、意境苍凉、感人至深的边塞诗作，不仅在士人阶层中广为传诵，更被当时的乐工们谱写成动人的曲调，在市井、宫廷间流传演唱，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达到了“供奉天子”的程度，意味着他的作品受到了皇室的关注和欣赏。在这样的声望基础之上，朝廷向这位久在边地的著名诗人发出了征召令，李益得以结束漫长的外放生涯，入京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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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朝廷，李益被授予的官职是 秘书少监 和 集贤殿学士。秘书少监是掌管国家图书典籍收藏与整理的中央机构——秘书省的副长官，这是一个与文化、学术紧密相关的职位。而集贤殿学士则是在皇宫内专门从事图书校勘、文献撰述、并备皇帝顾问的文学侍从官，同样属于清流文职。这两个职位虽然地位清贵，在文坛具有相当的声望和影响力，但通常并不掌握核心的政治决策权或重要的行政实权。这样的初步任命清晰地表明，朝廷主要是看重李益在文学上的卓越才华和巨大声望，意在将他安置在一个与其“文章李益”身份相符、能够装点朝廷文治的岗位上，而非立即委以重任。这既是对他才华的肯定，或许也反映了中央对他这位长期在藩镇效力归来者的某种初步观察与定位（当然也有可能和幽州节度使刘济的步步高升有一定关系）。

政治风云突变——恃才傲物与贬谪之祸

然而，长安的政治气候远比边塞的风沙更为莫测。李益在朝廷的初步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相反，他很快就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且颇为严重的政治挫折，被 贬谪外放，刚刚开启的京官生涯戛然而止。导致这次突如其来的贬谪的原因，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主要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

• 其一，是他性格中根深蒂固的缺陷。 李益似乎并未因多年的边塞磨砺而变得圆融通达。史载他 恃才傲物，“自负其才学，而蔑视其他文人，态度恶劣”，在同僚中“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这种孤高自许、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甚至可能言行刻薄的态度，在等级森严、关系盘根错节、极其讲究人情世故的朝廷环境中，无疑是极易引火烧身的。他的这种性格，使得他很容易得罪同僚，招致排挤和攻讦，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埋下了隐患。
• 其二，是他过往的经历被政敌抓住了把柄，并上升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 有谏官（负责监察和规谏的官员）站出来检举揭发，指称李益在幽州节度使刘济的幕府中效力期间，“常有怨言”，甚至说过一些“有怨望语”，即流露出对朝廷不满或心怀怨望的话语。其中，他赠送给刘济的一首诗中，有“不上望京楼”这样的诗句，这句诗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极易被解读为他心怀不满、不愿效忠中央，甚至暗示他对藩镇有所依恋和归属感。在唐宪宗力图削平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的“元和中兴”时代背景下，任何与地方藩镇（尤其是像幽州这样实力强大的藩镇）关系暧昧不清、或者流露出对中央权威不敬的言行，都会被视为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足以断送一个官员的政治生命。
  

这次贬谪的具体细节，如被贬往何处、担任何种官职，史书语焉不详，仅称其被“降居散秩”，即降为没有具体职事的闲散官阶。但无论如何，这次突如其来的贬谪，对于刚刚重返朝堂、踌躇满志的李益来说，无疑是一次 重大的政治打击和人生挫折。他的经历再次冷酷地印证了唐代官场的波谲云诡与残酷无情。个人的文学才华虽然是进入仕途和获得社会声望的重要资本，但绝非成功的唯一保证，更不是政治斗争中的护身符。个人的性格弱点、过往难以完全切割的政治牵连、以及在复杂人际网络中周旋的能力，同样是决定一个官员命运的关键因素。李益的诗名将他推上了长安的舞台，但他的个性和在藩镇的那段无法抹去的经历，也使他成为了政治倾轧中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子。这次挫折，或许也进一步刺激和加深了他性格中本就可能存在的猜忌、不安与对人世复杂性的悲观认知。

乘“元和中兴”之风，复苏与角色转变

幸运的是，李益的政治生命并未因这次贬谪而彻底终结。在经历了一段时期不详的沉寂与蛰伏之后，他在唐宪宗李纯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 元和年间（806-820年） 重新获得了起用，并且其仕途开始逐步回升，最终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李益仕途的这次重要复苏，恰好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元和中兴”的这一特殊时期。唐宪宗是一位颇有雄心壮志、力图重振大唐雄风的皇帝。他吸取了前朝藩镇割据导致国家动荡的深刻教训，将 削平跋扈藩镇、重振中央权威 作为其执政的核心目标。为此，他一方面不惜动用武力，对那些不听号令、挑战中央的藩镇进行坚决的军事讨伐；另一方面，他也积极选拔和任用各类人才，整顿吏治，试图恢复一种“君明臣直”、高效运转的政治生态。在这样一种强调中央集权、需要大量有能力官员来推行改革、巩固统治的时代背景下，那些具备实际才能和丰富经验的官员，即使过去曾有过失或者有着较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比如曾在藩镇任职），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忠诚和能力，仍然有可能获得重新任用甚至被委以重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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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元和中兴”大背景下，李益得以摆脱之前的政治阴影，逐步在官场上重新站稳脚跟并获得升迁。史料记载，他在元和年间历任 都官郎中（尚书省刑部属官，负责管理司法、监狱等事务）、河南少尹（河南府，即东都洛阳的地方副长官）、再次担任 秘书少监兼集贤殿学士（表明其文学地位得到恢复和巩固），之后又升任 太子左庶子（东宫属官，辅导太子），最终升至 左散骑常侍（或有记载为右散骑常侍）等职。散骑常侍属于门下省的谏官系列，其职责主要是规谏皇帝的过失、备皇帝顾问、参与朝廷重要礼仪活动等，是能够接近权力核心、参与议政的重要职位。更有史料记载，在紧随元和之后的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时任右散骑常侍的李益曾因 积极参与谏阻皇帝前往骊山游幸 这一体现谏官职责的行动，而在年终的官员考核中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这明确表明，经历了早年的挫折后，李益最终成功地融入了朝廷的核心运作机制，并且在晚年是以一个 直言敢谏 的正面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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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在元和中兴时期的仕途回升，不仅显示了他个人或许具备了相当的政治韧性和适应能力——他可能成功地与自己过去的藩镇背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切割”，并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宪宗朝廷的信任——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和时期朝廷在用人政策上可能存在的 相对开放和务实 的一面：只要能够服务于中央集权和“中兴”大业这个最高目标，个人的才干和经验仍然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过去的某些瑕疵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李益的这段经历，也打破了后人可能形成的、将其简单视为一个始终与中央存在隔阂的藩镇文人的刻板印象，展现了中唐时期士人在极其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可能采取的更为多元的策略与人生轨迹。

京洛风尘入诗篇，题材的拓展与风格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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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朝廷任职，生活的重心从边塞转移到京城洛阳，李益的诗歌创作并未因此停歇，反而进入了一个 题材更为广阔、风格更趋多样化 的新阶段。他的诗笔不再仅仅局限于描绘大漠孤烟、军旅悲欢，而是开始更多地触及他在京城官场中的亲身经历、个人内心的复杂情感以及对社会百态的细致观察。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不少同样脍炙人口的作品，展现出与边塞诗不同的韵味：

• 《喜见外弟又言别》：这首诗是李益五言律诗中的名篇，也是中唐诗歌情感表达细腻化的代表作之一。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诗题本身就点明了创作的背景与核心情感：在经历了长期的离乱之后（可能是安史之乱或其后的动荡），与失散多年的表弟意外重逢，这本是天大的喜事，然而短暂的相聚后，却又要立刻面临再次的分别。诗歌极其细腻地捕捉了这种 悲喜交集、五味杂陈 的复杂情感。“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生动地描绘了久别重逢时那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激动瞬间。“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则浓缩了重逢后倾诉离愁别绪、感慨世事变迁的短暂而珍贵的时光，以及随着暮钟敲响、离别将至的伤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更是将离愁推向高潮，想到明日表弟即将踏上远赴巴陵（今湖南岳阳一带）的漫漫长路，前方的秋山叠嶂，不仅是地理上的阻隔，更是心理上难以逾越的离愁的象征。全诗对仗工整，格律严谨，情感表达深沉委婉，体现了中唐诗歌在继承盛唐诗歌气象的同时，更加注重对 内心感受进行精细刻画 的特点。其感伤的情调，被认为是带有从大历到元和这一时代诗风的共同特征。这首诗很可能就创作于李益在京任职期间，真实地反映了他在官场生活中与亲友之间频繁发生的聚散离合的体验与感伤。这首诗我的印象最深之中就是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的刘邓和陈毅离别的时候，陈帅在马上英姿勃发的喊出“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来道别战友的画面。
• 《写情》：这首凄婉动人、广为流传的七言绝句，则展现了李益在抒写个人情感方面的惊人功力，尤其是表达那种刻骨铭心的失落与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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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纹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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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开篇便营造了一种惆怅的氛围：“水纹珍簟思悠悠”，躺在清凉精美的竹席上，思绪却如悠悠流水般绵长不绝，暗示着内心的不平静。第二句“千里佳期一夕休”，如同晴天霹雳，点明了痛苦的根源——一段曾经无比珍视、或许跨越千里的美好期盼与约定（“佳期”），却在一夜之间（“一夕”）化为泡影（“休”）。这其中蕴含了多少的甜蜜回忆与多少的突然打击，诗人没有明说，却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而最令人心碎的是后两句：“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诗人决绝地宣告，经历了这样的打击之后，自己再也没有心情去欣赏或珍惜美好的月夜了（“无心爱良夜”），任凭那皎洁的月光从西楼落下（“任他明月下西楼”），也无法再激起心中一丝涟漪，只剩下一种近乎麻木的、彻底的绝望与怅惘。此诗历来被许多评论者认为与传说中的 霍小玉故事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被解读为是李益在事后追悔、悼念那段被自己辜负的感情时所作。尽管这种联系缺乏确凿的证据，但这首诗所传达出的那种 强烈、真挚、近乎毁灭性的情感力量 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其具体的指向究竟为何，它都无可辩驳地展示了李益在驾驭抒情语言、刻画内心极端痛苦方面的深厚功力。
• 《江南曲》：这首拟乐府风格的小诗，则体现了李益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人物，特别是关注女性命运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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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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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以一位商人的妻子（“妾”）的口吻，极其简洁而生动地抒发了她独守空闺的寂寞和对丈夫常年在外经商、屡屡失约（“朝朝误妾期”）的深深幽怨。“嫁得瞿塘贾”，点明了丈夫的身份是往来于险峻瞿塘峡地区的商人，这本身就暗示了其职业的风险与聚少离多。“朝朝误妾期”，则以看似平淡的语气，道尽了日复一日等待的失望与无奈。诗的后两句是点睛之笔：“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诗人奇思妙想，让这位商妇发出感慨：早知道连每日涨落的潮水都那么守信用（“潮有信”），还不如当初嫁给一个与潮水打交道的弄潮儿呢！这种看似天真甚至有些赌气的想法，却极其深刻地表达了这位女性对于 忠贞不渝、信守承诺的爱情和稳定生活的渴望，以及对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 商人重利轻别离现象的无奈控诉。此诗语言质朴自然，情感真切动人，体现了李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运用乐府民歌体进行创作的娴熟技巧，显示了他诗歌题材的广泛性和对不同人物形象、不同语气的把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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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李益在进入朝廷任职后的诗歌创作，展现出 风格更趋多样化 的特点。除了他早已驾轻就熟的边塞诗所特有的苍凉悲壮之外，也充分展现出他在 抒情诗方面的细腻婉转（如《喜见外弟又言别》）和在 闺怨、代言体诗歌方面的真切动人（如《江南曲》、《写情》）。他在语言运用上更加圆熟自如，无论是需要严格遵守格律、对仗工整的 典雅律诗，还是模仿民歌、语言相对质朴自由的 乐府体，都能够娴熟驾驭，挥洒自如，这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位成熟诗人全面的文学修养和深厚的艺术功底。

6 {5 m( n* s- h唐诗论情的主题——卢氏婚姻与“文章李益”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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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和年间及其稍后的岁月里，李益的个人生活也留下了一些可供后人窥探的印记，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他与名门望族卢氏的联姻，以及当时社会对他身份的一个独特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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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李益先后娶有两位出身于著名士族范阳卢氏的夫人：

• 第一位是卢婣：字文嫄。根据她的墓志铭记载，其父名叫卢集，曾担任常州江阴县主簿。卢婣在十四岁这样豆蔻年华就嫁给了李益，婚后“克修妇道”，尽心侍奉公婆（李益的父母），后因长期劳累和忧虑成疾，在三十七岁时不幸病逝于外地（泽州，今山西晋城）的旅馆中，身后留有五个儿子。这篇墓志铭为我们勾勒出一位符合传统妇德标准、勤劳早逝的女性形象。
• 第二位是范阳卢氏：这位夫人的名字未载，但其家世更为显赫。她的父亲名叫卢舒，曾担任太子校书郎。她本人也因丈夫李益的官位或家族地位而被封为 陇西县君（唐代高级官员或宗室女性的封号）。范阳卢氏是北方最为著名、地位最为尊崇的四大门阀（崔、卢、李、郑）之一，在中晚唐时期依然保持着极高的社会声望。李益能够与这样顶级门阀的女子联姻，无疑带有 浓厚的门第联姻色彩。这桩婚姻对于提升李益的社会地位、巩固其在官场中的人脉网络，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益后来还亲自为这位范阳卢氏夫人撰写了墓志铭，足见其关系之重要。
  

李益与卢氏望族的这两段婚姻，一方面清晰地 体现了唐代社会依然根深蒂固存在的门第观念。即使是像李益这样凭借个人才华（文章）获得巨大声望并跻身官场的诗人，似乎也仍然需要通过与高门望族的联姻来进一步巩固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评价体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李益与卢氏的联姻，尤其是与显赫的范阳卢氏的结合，也不可避免地让后人联想到 《霍小玉传》中那个为了攀附卢家权贵而抛弃霍小玉的负心汉情节。虽然传奇小说的情节很可能是虚构的，但历史事实中李益确实与卢家联姻，这种巧合（或者说，这种现实可能为传奇的虚构提供了某种基础）无疑 加深了文学叙事与历史现实之间的纠缠与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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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元和年间，朝廷中还有一个 与李益同名同姓 的官员，也担任着太子庶子这样的重要职位。为了区分这两个李益，当时的人们便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称呼我们所熟知的这位诗人李益为“文章李益”，以此来突出和彰显他赖以成名的卓越文学成就；而称呼另一位同名的太子庶子为“门户李益”，这个称谓则可能暗指那位李益更侧重于依靠显赫的家世背景（“门户”）或更擅长于经营政治门路来获得地位。有趣的是，根据考证，这两个李益竟然还同属于陇西李氏大家族中的姑臧房分支，是远房宗亲。李益本人也曾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幽默地谈到，有一次参加家族聚会时，“今日局席两个坐头，总是李益”，场面颇为有趣。

“文章李益”这个称谓，极其精准地概括了李益在当时社会上最为核心、最为人所认可的身份标识。尽管他通过婚姻成功地与顶级门阀建立了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尚书亦兼门地焉”，即做到了官位与门第兼备），并且在波诡云谲的官场中沉浮多年，最终也官至朝廷重臣，但真正让他名垂青史、为时人乃至后世所永远铭记的，归根结底还是他那 无与伦比的文学才华和那些不朽的诗篇。“文章”最终战胜了“门户”，成为了他永恒的标签。这一区分本身也生动地折射出唐代社会评价体系中，“文章”（代表个人才学、后天努力）与“门户”（代表家世背景、先天优势）这两种不同价值取向长期并存、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的复杂现实。李益的一生，正是在这两种力量——个人才华与家世背景、文学声名与官场规则——的不断交织、碰撞与张力之中展开的。

小结

元和时期，是李益人生中段的关键阶段，充满了转折、挑战与新的发展。他凭借早年积累的巨大诗名，成功重返长安，踏入了帝国的权力核心圈。然而，京城的政治风浪远比边塞更为险恶，他的性格缺陷与过往经历一度使他遭遇重挫，被贬出朝廷。幸运的是，他抓住了“元和中兴”的历史机遇，凭借自身的才干与或许更为成熟的政治手腕，逐步实现了仕途的复苏，最终官至谏诤大臣，在政治舞台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此相伴随，他的诗歌创作也展现出新的面貌，题材从边塞拓展到京城生活的方方面面，风格更趋多样，技艺更加圆熟，留下了如《喜见外弟又言别》、《写情》、《江南曲》等同样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同时，他与名门卢氏的联姻以及“文章李益”的社会称谓，则从个人生活层面揭示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个人才华、社会地位、门第观念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一时期的李益，形象更为丰满也更为复杂：他既是才华横溢的“文章李益”，也是在宦海中挣扎、求存、寻求发展的官僚；他既能写出边塞的壮阔悲歌，也能吟咏细腻的离愁别绪与闺怨；他既受益于自己的才华，也曾受困于自己的性格与经历。下一章，我们将继续追溯李益晚年的足迹，看他在经历了元和时期的起伏之后，最终的仕途归宿如何？他的诗歌创作是否还有新的变化？以及，那个关于他“妬痴”的记载，又将如何为他复杂的一生画上一个令人深思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