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英談縣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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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英談縣中的孩子

鄭詩亮

2019年到2022年，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與她的學生在東部、中部、西部不同縣域的學校做調研，最終成果即為2023年7月出版的《縣中的孩子》。在接受專訪時，林小英將書中涉及的縣域教育的話題做了延展，既談到了如何讓縣中的孩子們尋找生活的意義，也談到了縣域老師的疲憊不堪、城市的超級中學對教育生態的破壞，以及整個社會的教育焦慮。而這一切，都指向那個最基本的問題：什麼是理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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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在書中大量使用了老師、家長、校長與教育局局長的訪談記錄，從他們口中，我們可以大致了解縣中的孩子的狀態。拋開這些來自大人的描述不談，您接觸到的縣中的孩子是一個怎樣的狀態？老師、家長對他們的描述，與他們的真實情況相符嗎？

林小英：這個問題，要分不同方面來談。不妨先打一個比方，如果我發一張照片給您，您請畫家來為我畫像，其實會存在三種情況：一、我本人真實的樣子，二、我提供給您的照片，三、畫家根據照片而作的畫像。那麼，哪一種更真實呢？不同層次的真實，不同人眼裡的真實。同樣的道理，《縣中的孩子》這本書裡，我所調研到的孩子們的真實狀態，也有類似的三種情況，要看誰去發現他們，用什麼方法來呈現他們，以及他們站在哪種角度來描述自己。我採用的是質性研究方法，側重於個案的描述，一旦我把這麼多個案放到一起，肯定就有一個先裁剪、後濃縮的過程，最後呈現為一組校長、教師和學生的群像——有點類似於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烈士群像，在每一個圖像上都能找到許多英雄人物的特徵。我把這種處理方式稱作“合成相片式呈現”，是對縣中的孩子的一個群像縮影。到了研究的中後期，隨着資料的累積越來越多，我遇到了寫作上的難題，最後決定選擇這種處理方法。

前面講的是圖像的呈現問題，還有一個抽樣的問題——中國實在是太大了。我們慣常從經濟上所做的區分，就有“東部”“中部”“西部”，還有“城市”“鄉村”之別。其實，哪怕是同一個省，省內也存在着巨大差異。我在書裡講到城市的超級中學抽取縣中資源的問題，而在同一個省的相同政策指引之下，一個地方的學校可能作為生源校被超級中學抽取過資源，而另一個地方連作為生源校的資格可能都不具備，這兩個學校所呈現的面貌也非常不一樣。怎麼做統一規格的描述，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之前我的一些演講或單篇文章發在網上，底下經常會出現兩種評論：一種是說，我們這兒的情況沒你說的這麼嚴重，你為什麼誇大其詞；另一種是說，我們這兒的情況比你說的嚴重多了，你為什麼刻意不提——基本上逃不出這兩類比較。您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正好給了我一個機會，可以澄清一下。

問：您在書中用到布迪厄的理論，有一種批評的聲音認為，這是照搬國外的理論，套用到中國的現實上，對此，您怎麼看？

林小英：其實我特別贊同這個批評。最開始我發表單篇文章，甚至指導學生寫論文的時候，受當代學術體制的影響，總是會朝着某種理論靠攏。如果採用經典的人類學方法來做研究，僅僅止於深描的話（當然，深描本身背後其實也是有理論的），在今天的學術體制下，除了人類學學科本身之外，大概拿到學位都難，別人會說你的研究沒有理論基礎、沒做理論分析。所以，在我早期的研究階段，布迪厄的理論就好像是我寫論文的一把大傘或者一座大靠山，我常常會借用他的理論來解析當下的情境。但是，研究做到後面，面對如此之多的複雜材料，我覺得讀者的批評是對的，甚至在研究發表之前，我已經做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所以《縣中的孩子》成書之後，布迪厄的理論在書中的呈現跟原始版本相比已經少了很多，如果我重新再寫的話，正文第五章關於家庭資本、文化強制等理論的內容，可能都會刪去，我會給更多的篇幅讓研究對象自己出場。

我是做教育政策研究的，經常要去做調研，隨着研究的深入，會感到對中國社會的各種現象好像越來越有比較自如的把握，但這種自如感既會帶來好處，又會造成一些弊端。比如，我既能迅速地發現本土的種種智慧、策略和技巧，但是又容易過於迅速地先入為主。這個時候，布迪厄、福柯的理論也好，其他任何理論也罷，懸在我的腦中，至少是一個提醒。所以，研究深入下去之後，我不會把布迪厄的理論直接凌駕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上，或者用這種概念、標準來重新裁剪、篩選我們的現實生活，而是把它當做射進來的一道光，一方面看它會照亮什麼東西，另一方面，也看它會讓另外一些什麼東西黯淡下去。我想，這對研究者來講是一種必要的理論參照。

其實，我在調研當中經常會感到特別沮喪，原因之一就是我無法純然價值中立地去做這個研究，我的所見所聞會在情感上對我造成困擾，因為我自己本就是縣中的孩子。就算我不是縣域出來的，我和這些孩子同在一片藍天之下、共處一塊土地之上，如果我的心弦都不能被他們的處境撥動，我會質疑自己的研究資格。可是，一旦這個資格獲得以後，又會帶來新的麻煩，這就是我們到底該用怎樣的理論透鏡來觀照中國的現實問題。這可能是我們這些學者的一個共同的使命——如何在中國的經驗之中生發出自己的學術命題。我覺得，《縣中的孩子》之所以受到關注，不是因為我寫得有多麼好，而是因為我把大家一些共有的經驗提取和呈現了出來，大家借着這種公開的經驗，能夠回望過去，也能對未來產生一些想象。

問：關於教育，從來都是中國社會最熱門的話題。有人指出，今天的媒體不斷討論“雞娃”“內卷”，其實只是一種對中產育兒焦慮的無限放大，而縣中的孩子的教育需求卻經常性地被忽略。對此，您怎麼看？

林小英：對中產育兒教育焦慮的討論，我曾經也參與過。2021年4月26日世界讀書日，我做了關於《愛、金錢與孩子》這本書的讀書分享。這本書的作者用非常簡單的四個問題的調查問卷結果，分出四個象限，把中產的育兒焦慮解析得很清楚。這本書的結論是，一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程度，決定了教育內卷的嚴重程度。內卷指的是無效的過度競爭，個體再怎麼努力，獲得的結果不見得為正，因為經濟的嚴重不平等會讓每個人都感到十分焦慮，擔心自己一不小心就一腳踩空，墮入無底深淵。用政治哲學的術語來說，這其實就是一個社會安全網的問題，一個缺乏兜底機制的社會，就容易讓每個人陷入嚴重的內卷。而教育和醫療這兩個中國話語體系中的民生工程，其實就是社會的兜底機制之一。

具體到“中產階層”，這個話題其實挺刺激人的。首先涉及一個自我身份的確認。比如，現在捫心自問，我屬於什麼階層，這就很難回答。當很多人對現在的教育內卷口誅筆伐的時候，不妨先反求諸己，自問以下問題：如果我有孩子，我會送他去上課外輔導班嗎？不送的話，我會安心孩子在學校學的那些東西嗎？涉及教育的問題，很多學者真的要想一想，你自己提出的理論、給出的措施，願不願意用在自家孩子身上？如果你確實也是這麼做的，我就相信你說的話。其他領域的問題可能不需要這樣，但是教育領域比較特別，它真的是考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條倫理。所以，每當我在這些問題上輸出觀點之後，接下來那天晚上往往就會睡不着，我會這樣質問自己：你自己會做怎樣的取捨？你怎麼好意思去對人家怎麼教孩子指手畫腳？你怎麼敢說學校這麼做是不對的？

說回“中產階層”這個概念。當我試圖把自己界定為中產階層的一分子的時候，我會在想，我有沒有盡情去參與中產生活？其實沒有。我永遠處於一種分裂的狀態，肉身一直處在芸芸眾生之中，靈魂好像又飄在半空中審視自己。這種分裂狀態可能是當下我們社科類研究者的一個宿命。在我們的教育歷程中，本碩博期間學的幾乎全是西方理論，同時我們又面對着如此火熱且極有特點的當下中國人的生活，這二者之間該怎樣去建立關聯呢？這既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自己安身立命的問題。如果現在來書寫一個典型的中產敘事的話，這個敘事的前半程我就沒怎麼參與。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當大家紛紛通過買房搭上中國經濟的自動扶梯一路上行的時候，我是沒趕上趟的。所以，我不願意把自己認定為中產階層的一份子。當然，這也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我言說這個話題的合法性。同時，我又有來自於農村和縣域的背景。可是，這難道就是夠格的前提嗎？我作為中國教育評價體系中的一個曾經的勝出者，從家鄉走了出來，現在回過頭來對縣域教育指手畫腳，每次講完之後，我晚上也會睡不着。所以，光是“中產階層”這四個字就讓我特別感覺滋味不對。我覺得，它不是一個身份的焦慮，而是一趟永遠在確認身份的旅途。

談完了“中產階層”，再來談“育兒焦慮”，可能會好一點。對這個問題，好像也很難得到一個確定的答案，我們用一個群體性概念遮蔽了個體的獨特處境。籠統講“中產階層的育兒焦慮”，那就是純粹的一個集體畫像，每個人去對應這個概念，似乎都能找到一點相似之處，同時也都很難完全對應。這就像縣域是我的老家，但是我不可能經常回去，我的戶口不在那兒，我的身家性命也不在那兒。在別人眼中，肯定把我標定為中產，可是我內心認為我不是。在這樣的一個身份標簽裡，我也是一個他者。回到故鄉，我是異鄉人；身處北京，我也是異鄉人。我們這一代人通過讀書離開故鄉之後，就一直生活在異鄉的城市裡，一生注定都將在一種永遠的不合時宜中度過。

問：讀罷《縣中的孩子》，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大致印象：對很多孩子來說，他們的衣食問題基本能夠得到解決，可是與此同時，他們又生活在一個相對閉塞的成長環境之中，而且，高中往往就是他們所能接受的教育的上限。這些孩子似乎難以找到人生意義。那麼，在您看來，學校也好，家庭也罷，應該怎樣正確對待他們？怎麼讓他們獲得人生的意義？

林小英：有的尋找，是找自己從來不曾擁有的，有的尋找，是找自己已經丟失的。當我們在講，如何讓他們找到意義、過一種更有意義的生活的時候，前提是你沒有壓制他。所以，更需要問的是：他的意義感是否首先被剝奪了，然後再制造出了這麼一個尋找意義感的話題？

至少就我的觀察和我自身的體驗來看，我覺得我們首先是被剝奪，然後再進入一個尋找的過程。怎麼剝奪的？這些孩子赤條條來到這個世界上，真的是覺得世界無聊透頂嗎？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上，首先不是學說話、學做題，而是先學會吃奶，吃飽了喝足了，接下來就是玩。玩是人的本能，一個孩子在地上爬來爬去，什麼都感興趣，沒有哪個孩子生下來之後厭世。那麼，我們是如何一步一步斬斷這樣的過程，一步一步讓孩子不玩的呢？

真正的意義感是通過什麼樣的活動而生發的？就是多去做做那些跟眼下謀生不太相關的事，這恰恰是產生意義的重要領域。你一生干過的跟直接謀生無關的事越多，你可能就越快樂、越幸福。我們小時候恰好是不需要考慮謀生的階段，這就是最好的滋養人的心靈、把內心灌滿意義的階段。所以小孩喜歡小貓小狗、花花草草，喜歡玩泥巴。人本來就是天地之間的產物，在天地之間孕育、誕生和消亡，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與萬物建立各種各樣的感性關聯。一旦有人認為“玩”這件事情不重要，把它用其他很多俗物來代替，甚至斬斷我們的感性關聯的時候，我們就變成了孤立的個體。

現在的孩子的同齡玩伴越來越少，從家庭來到學校之後，各種尋找意義的事情就都交給了學校，所以學校就要相應地開展不同的課程，而這些課程在我小時候是根本不需要的，所謂主課上完，就在校園裡到處瘋跑。試問這些課外活動現在還有嗎？孩子們在校內的所有行為都被切分成一個一個格子，都進行了格式化。一旦一個孩子的時間被格式化，活動被格式化，其實他的整個人就被格式化了。而整個人被格式化之後，個性也就消失了。於是，就又誕生了一個課題：如何培養獨立自主的有個性的人。說實話，這些都是過度專業化和過度格式化之後帶來的衍生性問題，而我們現在卻濃墨重彩地把它當做需要去解決的“真問題”。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我的回復是：把手松開，這樣才能讓誕生意義的領域真正展開。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原標題叫“必要的無知”。其中講的道理很簡單：哪怕是我自己生的孩子，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我們作為教育者去教別人的孩子，怎麼可能那麼理直氣壯？所以，我們一定要給孩子留有一個必要的無知的領域，讓他自己去玩耍、自己去發展，這一塊是不應該干預的——我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去干預。在我看來，這是解決現在孩子的負擔的一個出路。

所以，談完了這些內容，回到您的問題——縣域的學生在高中畢業以後，如何過上有意義的生活呢？我覺得可以先充分利用在縣域之內的鄉土資源，讓他們試着在自身的心靈領域，自然而然地生長出這個意義，接下來，我們再談如何去指引和糾正他們。我們絕無可能為他們代勞。現在的教育者實在為孩子們代勞太多了，不但代勞各種學習、生活的安排，而且還要代勞意義的產生，這簡直就是一種致命的自負。在這種自負之下，很多教育相關的課題，我覺得都不是“真問題”，而是被制造出來的問題。

問：前面說了學生的問題，其實老師也苦不堪言。在您的書中，可以看到縣域教育的困境：疲於應付的台賬檢查、不切實際的量化考核……而有一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採訪時說，基層教育工作者因考核打卡疲於奔命，應該利用大數據平台給淪為“表哥表姐”的基層中小學教師減負。對此，您怎麼看？

林小英：您提到這位政協委員試圖通過大數據平台為基層教師減負，我覺得這是一個方向性的錯誤。細想起來，我們現在大量的額外工作，不就是為了喂養這樣一個大數據機器嗎？縣域的老師本來就已經累得不行了，再加上這麼一道枷鎖，整個人會徹底垮掉的。在我看來，現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審計文化對各個領域的入侵，導致一切都要數字化、表格化。每個人都成為數據結搆中的一員，所有特性都被這些數字和表格給定義了。而在這背後，是社會信任機制的缺失：上級對下級不信任，才要不斷地交材料。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要拿證明材料來證明“你媽是你媽”。這種證明我媽是我媽的事情，我還真干過，當時感覺特別可笑，大家都在走過場，認認真真地演了一出戲。

在我看來，目前這種通過可見的表演性流程來建立信任的方式，是一種“競爭性表現主義”。我發表過一篇文章叫《素質教育20年：競爭性表現主義的支配及反思》談的就是這個問題，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大家統統都在比賽，比誰演得好看。這樣一來，那些坐在數據後台的人反而可以充分免除責任，因為表面上看，問題是數據系統造成的，沒有誰會去追問數據系統是誰搭建的，你想罵都不知道罵誰去，只能怪自己運氣不好。現在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一旦一個人違規，就把整個系統給改了，全部下沉，然後把大家都當作違法亂紀的人，要求你來證明自己真的沒干壞事、盡做好事。所以，這根信任鏈條缺失的時候，我們要花大量的事情來證明自己做過了規定動作，這就是留痕管理。留痕不留人，留痕不留事，痕跡都留在了表格裡，就是這樣。

問：過去這些年來，基礎教育的集中化所產生的“超級中學”受到廣泛的關注。有人指出，這是一種對鄉村教育資源的抽空，是人為製造巨大的教育不公平。可是也有人說，板子不能光打到超級中學身上，它們至少給小地方的孩子提供了一條出路。您覺得，這些超級中學多大程度上應該為縣中孩子的困境負責？

林小英：關於這個問題，其實不少人是把既成事實直接視作原因，用事實說明事實。比如說，你因為看到小地方好像不出考上清北這類名校的學生了，於是覺得城市裡的超級中學把小地方的優秀學生挖走，是給了他們一條出路。而這種想法的前提假設是：如果這些學生待在小地方讀書，肯定沒有出路。這種前提假設本身就是需要去驗證的，并不是確鑿無疑的事實。有些地方就不是這麼幹的，比如說山西晉中、河南新鄭，就很注意教育的均衡發展，防止某所壟斷型中學獨大，這些地方考上精英大學的學生是比較分散的。然而，這些例子我們似乎就是看不到，不覺得這種教育的均衡發展是一個備選項，更不覺得這種備選項應該成為一種擴大的趨勢。很多論述只是看到了現實某一面，然後認為就應該這樣。

關於這一點，我必須為國家政策說幾句好話。在我看來，國家層面該做的事情都做了，而在省級統籌方面，好多該做的事情卻沒有做。比如，國家的貧困專項政策一直在強調優質資源投放的積極歧視，地方的中招政策一直在強調優質學校的名額要進行到校名額分配。十多年前國家倡導這個政策的時候，地方上那些優質高中的校長是最主要的反對者。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無法在全省收割最優質的生源了，也就是所謂的“掐尖”。在這種政策的指引之下，一個學校不論有多差，前五名都可以進入優質高中就讀，而對優質高中的校長來說，這些學生可能他們一個都不想要。2019年7月1號我在北大的“大學-中學教育圓桌論壇”上做了一次縣域教育的調研報告的發言，跟一些全國知名的中學校長同台。他們先講，我最後一個發言。我當時問了他們一個問題：你們怎麼證明，你們學校的高考成績好是由於你們學校的付出，而不是因為那些被你們掐尖的學生優秀？被這些優秀高中掐尖之後的那些中學都一地雞毛，如果不掐尖的話，這些學生留在原籍，而高考招生的名額是按省分配的，競爭從來都是在一省之內，省內的優質中學不過就是提前把生源聚攏到一起而已。如果這些壟斷型高中不聚攏生源，清北復交這些精英高校在這個省該招多少人還是招多少人，不會因為你不聚攏生源就減少招生名額的。那麼，這麼轟轟烈烈地搶生源，鼓搗出了這麼多名堂，制造了這麼多焦慮，圖的是個啥？

我經常用一個森林的比方來形容超級中學對教育生態的破壞。什麼叫生態？水土保持首先要做好。像現在這樣，等於把所有喬木全種在一個地方，所有灌木全種在另一個地方，全種喬木的地方底下寸草不生，水土保持工作一定是做不好的。越是這樣，那些超級中學就越是變本加厲地維持自己的政策特許權，要求省級政府必須賦予它們能在全省提前鎖定生源的特權，而縣級中學卻沒有這樣的權力。這種政策的結果就是，那些超級中學持續保持優越地位，整個省的教育生態卻遭到嚴重破壞。一個省的優質基礎教育的壟斷程度越高，總體質量就會越差。這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當下對何為真正的“優質教育”、什麼叫“辦學業績”存在一種非常偏頗的理解，歸根究底，是一種單一化的對效率的追求，在否認和排斥豐富的地方性。

問：我們前面聊了很多弊端，那麼，您心目中理想化的教育是什麼樣的？

林小英：我心目中理想化的教育特別簡單——尊重人的常識。中國社會有很多地方性的知識曾經在教育發展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在歷次教育改革中，當我們追求一種統一的“優質標準”的時候，往往會忘記自己曾經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我看過許許多多不同地方的中學，如果深入去觀察的話，每個地方中學都有屬於自己的特色，反而那些超級中學恰恰是高度一致的。我講尊重人的常識，就是希望這些珍貴的地方性和本土性能夠得到正視，而不是被某種單一化的標準所傾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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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中的孩子》：一部對中國縣域教育的“全景觀察”，變革之路究竟在何方？

朱步沖解讀

導言

為你講述的書，是教育專家林小英撰寫的《縣中的孩子》，副標題叫“中國縣域教育生態”。

教育，是事關整個國家社會未來發展的頭等大事；中國對兒童青少年基礎義務教育的重視和持續投入，是中國近幾十年來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持續推力，更是在20世紀末，完成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以及“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兩大成就，舉世矚目。 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形勢的發展，我國基礎教育事業出現了一些全新的問題，亟待解決；其中，部分經濟欠發達地區，基層縣級單位的青少年教育問題，就是其中之一。

本書題目中的“縣中”，指的是縣級行政區裡的普通高中。在序言裡，林小英講了一段沉重的往事：2012年，她去深圳富士康調研，發現廠裡十幾萬工人，其中90%的學曆只有高中或者中專，大部分來自我國中西部經濟欠發達農村地區。林小英問他們，來打工之前，在學校裡過得怎麼樣？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在學校裡，自己屬於被學校和老師放棄，不被期待的群體。”這個答案，深深刺痛了林小英，她說，如果這些身為“縣中孩子”的年輕一代，他們的教育狀況得不到改善，那麼必然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畢竟，根據統計數據，中國一共有2800多個縣級行政單位，而“縣中”容納了全國一半以上的學生；可以說，縣中教育的成敗，直接關乎中國未來整體公民素質、社會面貌，以及發展水平。

為了寫成本書，林小英和她的團隊從2019年開始，耗時三年，走訪調研了安徽、廣東、河北、陝西、江西、湖南六個省份中的七個縣，和當地中學的師生家長、校長領導，以及政府教育部門的相關負責人進行了深入訪談，收集了大量一手數據和信息，試圖解剖這場“縣中教育困境”背後的形成原因，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接下來，我就分三部分為你解讀本書的內容。首先，讓我們跟隨作者林小英的敘述，來深入了解這場“縣中教育困境”的種種細節，包括生源與師資流失，以及學生為何缺乏學習動力與熱情。隨後，我們再來剖析下，近年來崛起的“超級縣中”，為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縣中教育困境。最後，在第三部分中，我們再來聽聽作者林小英自己在考察中看到的幾個教育變革案例；進而探討下，擺脫這場縣中困境的出路，究竟在哪裡。

縣中困境

作者林小英的敘述，開始於一所普通的縣中，簡稱P中學，位於某地級市下屬的一個縣城。作為本縣唯一一所位於縣城的高中，已經有90多年歷史的P中學，曾經有過輝煌的過去。但是，最近十幾年來，一度耀眼的P中學，卻在經濟不斷發展，全社會重視教育的大背景下，逐漸衰敗了。

首先，P中學遇到的一大問題，是招不到優秀的生源了。當地人反映說，縣城和省會之間通了公路，只有兩個多小時車程，方便的交通固然帶來了經濟發展和其他便利，但也引發了負面作用：省會和外地的民辦學校“盯”上了這裡的優質初中畢業生生源。原本習慣於報考P中學的優質初中畢業生，如今紛紛離開了縣城。根據林小英的統計，2016年，縣城中考成績前一百的學生裡，僅僅有15人選擇留在縣城讀高中，其他紛紛“出走”。

值得注意的是，類似P中學的困境，在全國范圍來看不是個例。比如作為武漢衛星城的直轄縣級市仙桃。原本是本地學生首選的仙桃中學，但同樣遭遇了來自省會武漢的“掐尖”，說白了就是，來自武漢的重點中學，會憑借自己更優秀的師資力量和優越的教育環境，搶走仙桃中學的優秀學生。每年從仙桃中學流失的尖子生，多達幾十人。一些縣中，試圖通過成立初中部、加大投入，以及把優秀初中畢業生保送到自己的高中部來阻止這種“水土流失”，但效果甚微。許多教育方面的專家表示，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一套綜合性長期治理方案，例如完善教育相關制度規定，禁止學校跨區招生；逐漸轉變“短時化，功利化”的教育觀念，再到逐漸縮小不同地區之間的社會經濟發展差異。

優秀生源的持續流失，對P中學這樣的縣中來說，僅僅是一系列問題的開始，一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那些還留在縣中的孩子，無論是學習成績還是學習動力，都出現了停滯和不足的局面。

在書中，一位P中學的老師對林小英說，比起過去，學生的基礎比較差，知識儲備少，也不夠自律，很多是留守兒童，父母外出打工去了，這就造成孩子缺乏家庭的關愛和約束，同時很迷茫，找不到人生目標，也不知道自己以後要干什麼。

林小英分析說，這些縣中學生身上存在的“學習難”問題，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實際上，造成這種問題的底層原因就是，一個孩子對未來與自身發展的認知和規划，既是家庭認知水平代際傳承的結果，也是學校這個“社會環境”影響的結果。

早在小學階段，這種“學習危機”就發生了。一位河北省某縣村小的老師就對林小英抱怨：自己學生的一個普遍特徵就是“一玩就高興，一學習就沒勁”；上課時態度散漫，精神難以集中，城市學校裡老師只要講一遍的內容，自己得講好幾遍。不僅如此，課堂上需要互動的內容，老師也壓根無法推進，因為學生對互動壓根不感興趣，而一旦給了學生自由發揮的機會，學生就會漫無邊際地開始離題，課堂紀律根本無法維持。

當然，林小英強調說，這種情況的發生，不應該只讓孩子“背鍋”，因為他們沒辦法超越自己的原生家庭環境。一位陝西某縣普通中學的領導總結說，一些普通縣中的學生，確實有自己的特殊困難：比如父母離異、家庭不健全，或者經濟困難，難以支付學雜費；又或者父母因為工作原因，無法就近照看孩子，孩子只能一個人住在學校附近，諸如此類。這些現實的困難，都讓孩子無法集中精力，提升成績。

同時，其他留在普通縣中的孩子，即使沒有這些現實困難，也未必對學習就能產生熱情。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位老師的回答是“好家庭的好孩子，都去更好的學校讀書了”。確實，那些家庭環境相對優越，學習成績相對優秀的孩子，會在家長的指導下，從縣中出走。一些家長明確告訴林小英，自己對待孩子擇校的態度，就是看品牌效應：省會學校比地級市好，地級市肯定比縣城好。

不僅如此，一部分普通縣中學生，之所以對學習缺乏熱情，也來自身邊優秀的同學紛紛轉學，導致自己失去了借鑒和追趕的榜樣。

林小英總結說，雖然教育可能是一條較為公平，幫助家庭擺脫貧困的主要上升通道，但是由於父母知識結搆的限制，許多孩子更會在整體環境的驅使下，選擇一條看上去較為舒適的道路：也就是讀完小學初中後，就進入職業學校匆忙選擇一個專業；隨後，他們就在懵懂中，走入了龐大的勞動力市場，也步入了成人社會。

第三個縣中衰落的原因，則是師資力量。

在走訪中，林小英發現，許多縣中的老師，都患上了“職業倦怠”，而問題的症結，在於縣中教師這樣一份工作，存在三大問題：工資低、壓力大，以及激勵少。

在P中學，林小英發現，教師隊伍整體年齡偏大，雖然超過90%的老師都有本科學曆，但大多都不願意帶班上課，而30歲以下的老師僅占整體的2.67%。為了保證正常開課，學校的辦法只能是外聘，許多不合格、依靠人際關系“塞”進來的人，堂而皇之地走上了P中學的講台。

在書中，一位P中學的高一化學老師就對林小英抱怨說：自己剛來的時候，年輕，有沖勁，想把一個班從高一，一口氣帶到高三，但是學校不讓，因為高三化學課被一群資深老教師把持着；畢竟，高三應屆生的高考成績如果優秀，那麼帶高三的老師就會有一筆額外的獎金。然而，老教師的知識結搆和教學方法逐漸老化，直接導致學校高三應屆生的高考成績直線下降；成績不行，學校也失去了在社會上的號召力，財政狀況直線下滑，高三科任老師的各種補貼獎勵也發不出來了。學校不得已，這才讓自己有執教高三化學課的機會。然而，這位老師說，此時的自己，已經不復當年的激情，感覺無論從動力，還是教學水平方面，都已經“荒廢掉了”，無力承擔帶着高三同學奮力沖刺，提高成績的重任。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怪現象？林小英在書裡算了一筆賬，中學教師工作三年後，就可以評中級職稱，五年可以評高級職稱，如果本科畢業22歲就走上學校講壇，那麼順風順水的話，31歲就是高級教師了，在職稱系統中缺乏繼續自我提升的動力。同時，縣中繁重的教研與學生管理工作，又讓老師覺得心力交瘁。所以，許多老師在45歲左右拿到高級職稱後，紛紛選擇了躺平，或者努力從教學崗轉到行政崗；而這個年齡以下的中年教師呢，上有老下有小，也不想繼續背負高考指標壓力，犧牲寒暑假，繼續應付來自學校領導和家長的要求。

一位已經擁有30多年教齡的優秀縣中語文教師曾對記者說，自己每個月的工資大約是5000元，加上獎金、津貼和公積金，1年收入大約在14萬元，聽上去不錯；但是，他肩膀上的責任非常重：除了正常上課，這位老師每周還要給學生上三個語文早自習，加上兩節晚自習，這還不算與學生相關的管理工作，以及上級布置的各種行政事務。

對於剛剛進入學校的青年教師來說，他們身上的壓力更大：許多青年教師一人要帶兩個班，很多還要當班主任；普通縣中裡，孩子們學習欲望不強，紀律散漫，新來的青年教師，會因為自己在師范學校中學到的各種教育理念無法施展，而感覺挫敗；而優秀縣中裡，學習任務重，孩子們心理壓力大，老師的神經會更加緊繃：一位優秀縣中的青年老師說，自己的微信，不得不保持24小時在線狀態，唯恐孩子們出點什麼事。不僅如此，青年教師來到遠離家鄉的縣中，想在學校所在的縣城安頓下來，組建自己的小家庭，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很多人會尷尬地發現，縣中固然給了自己就業機會和一份薪水，但如果縣中整體教育水平不錯，也會帶來一個嚴重的副作用，那就是推高了縣城的房價；那份在外人看來不錯的月薪，甚至換不來縣城繁華地段一平方米的住房。

在這種情況下，縣中的教師崗，看起來并不是一個具備高性價比的職業選擇，而教師隊伍，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一位山東招遠的縣中校長就抱怨說，在全校三百多名教師中，四十五歲以上占比超過50%，而35歲以下的青年教師僅占17%。有些從師范畢業，已經簽了約的青年教師，來學校看了一眼，問了一下待遇，立刻轉頭就走，一去不回。

林小英在書中說，盡管自己遇到的大部分教師都說，自己堅守崗位，不僅是出於對教師“鐵飯碗”的信賴，更是出於對教書育人，這個特殊工作神聖性的熱愛和尊敬；但幾乎所有人都明白，不改變這種狀況，光指望老師們“用愛發電”，是不切實際，也是不公平的。

另外，來自發達地區和城市的重點中學，為了維持和增強自身的辦學優勢，也會面向其他地區，以相對優厚的待遇招徠優秀教師。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擁有多年教學經驗的優秀教師，或者從師范大學專業出來，知識體系和思維方式更新的年輕老師，縣中就很難留住他們，有的干了一兩年就辭職，“攀高枝”去了。一些普通縣中老師和校長曾經自嘲，自己的學校，變成了省城、大城市優秀中學的“人才培訓基地”。

優秀生源流失，學生學習意願不強，方法落後，再加上師資力量的薄弱，這三重問題疊加在一起，一種惡性循環就由此誕生：優質生源流失，直接造成縣中升學率下滑，學校的財政狀況由此惡化，再導致老師們缺乏激勵，無心教學，進一步導致教育質量下降；周而復始，難以擺脫。

超級縣中

那麼，這樣嚴重的危機，該如何解決？關心教育新聞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作為應對，一種被稱為“縣中模式”的教育體系誕生了。注意，這裡的“縣中”，并不是一般的縣級中學，而是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門傾全力打造的“超級縣中”。

為什麼這樣的“超級中學”會出現在縣城？身為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的楊東平，曾經給出過一個解釋，那就是比起大城市，縣城缺乏資源，所以只能依靠應試教育，來形成自己的社會影響力，吸引投資。久而久之，這種因為應試教育而帶來的影響力，最終為縣城帶來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其中最立竿見影的，就是“超級縣中”所在地周邊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和其他日常消費。

這種超級縣中有什麼特點呢？林小英總結，首先就是它們往往實行軍事化封閉管理，大量時間投入，大量刷題，以高考成績作為教學的唯一衡量標準。畢竟，高升學率能夠吸引優秀生源和來自主管機搆與社會的資源傾斜，然後再引來更多優秀生源，從而讓學校擁有“名校效應”，進入一種良性循環。當然，這樣帶來的問題就是，一種非常功利的教育觀念誕生了，老師、家長和學校管理方為了升學率，可以犧牲一切，甚至是孩子們的身心健康和均衡發展。

在很多人眼裡，某些超級縣中，對學生管理的嚴格程度，令人無法接受

indy

indy 发表于 2024-4-28 09:33
《縣中的孩子》：一部對中國縣域教育的“全景觀察”，變革之路究竟在何方？

朱步沖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