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黄兴涛提到了“中国性”这个词,英文中一个新词“Chineseness”可以和它对应。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一篇题目非常醒目的文章Fuck Chineseness: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Allen Chun,Boundary,1996 summer。此文中文版题目被改成较少刺激性的《解构中国性:论族群意识作为文化作为认同之暧昧不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3期,1999年3月)。此文的内容姑且不论,单以严肃的学术论文而冠以如此不雅的题目,就足以说明“中国性”这种模糊的概念已经在境外学界受到了多么强烈的质疑。这种质疑既是对中国当代日益“显题化”的族群问题的学术反映,也来源于对清朝以来的中国历史的探索和反思,同时还和后现代史学思潮兴起以后对“民族国家”的解构有关,而“新清史”对“中国性”的否认、尤其是对清朝的“中国性”的否认,也属于同一潮流下的产物。
本书所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也是“新清史”流派重要学者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的《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趣而内涵丰富的例子。杨念群曾批评“新清史”,说它“对清朝吸收融合汉族文化的史实,以及作为多民族代表的象征统合意义视而不见,显然缺欠说服力”(《我看“大一统”历史观》,《读书2009年第4期》),针对这个批评,欧立德反问道:“既然‘华夷之辨’在清廷和民间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重新讨论满汉在政治、社会方面的对立为什么为‘显然缺欠说服力’?在清代不能公开提及这一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为什么还要对此予以避讳呢?”(13页)在这次碰撞中,我们看到国内学者与“新清史”诸人的区别所在:国内学者多强调清代所发生的民族融合、政治整合和文化交流,“新清史”则更注重清代所发生的武力征服、强调民族特性与文化隔绝。美国学者对国内历史学家的质疑和迷惑也是多重的:既怀疑国内学者有意迎合官方意识形态,有损学术独立,又怀疑他们受民族主义支配,在学术问题上抱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对国内学者而言,对族群问题的若干原则,则是超越左右之争的最大限度的政治共识。
美国“新清史”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先生以研究满文档案著称,他近日访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回应了近年来针对新清史的一些批评。葛兆光教授说,如果我们采取先入为主的不同立场,就会陷入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是东风压倒西风的麻烦问题,但如果把新清史看作不同方法、不同角度的研究,就会看到更加完整的清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