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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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只敢盜用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的名聲，但是你們不敢說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是一名忠誠的智利共產黨黨員；你們竄改《Que despierte el leñador 伐木者，清醒吧！》的詩句，但是你們不敢承認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的這首詩，其實是一首徹底反抗美國霸權主義強取豪奪的《反美詩》。而且我看你們恐怕連標題都看不懂吧？為何要叫伐木者清醒？「伐木者」是在諷刺誰？你們大概不知道美國第16任總統亞怕拉罕．林肯（1809－1865）；青年時期曾在伊利諾州做伐木工人，以劈柵欄木為生。

網路掀起一片「我那小小多山的國家」，詩作原出處是智利詩人聶魯達，在1948年寫作的《Que despierte el leñador 伐木者，清醒吧！》長詩，詩句總長1萬多句，分為六個章節。取用的片段源自第六章節。原文詩句如下：

en mi patria encarcelan mineros
在我的祖國，他們逮捕礦工們
y los soldados mandan a los jueces.
軍人們向法官發布命令
Pero yo amo hasta las raíces
但是我深深地愛著
de mi pequeño país frío.
我這寒冷的小小的國家
Si tuviera que morir mil veces
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
allí quiero morir:
我只願死在這裡
si tuviera que nacer mil veces
如果我必須生一千次
allí quiero nacer,
我只願生在此地
cerca de la araucaria salvaje,
在野生松樹附近
del vendaval del viento sur,
聽那南方吹來強勁的風
de las campanas recién compradas.
聽那新添購的鐘發出的聲響
Que nadie piense en mí.
願大家不要想念我

里卡多．埃利塞爾．內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爾托（西班牙語：Ricardo Eliécer Neftalí Reyes Basoalto；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筆名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智利詩人、外交官，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智利共產黨籍政治人物。聶魯達13歲時便以詩人身份出名，其創作涉獵甚廣，包括超現實主義詩歌、歷史史詩、政治宣言，一本散文式自傳，以及廣為流傳的情詩，例如詩集《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聶魯達曾在多國擔任外交官，並代表智利共產黨出任參議員。1948年，反對共產主義的智利總統加布列．岡薩雷斯．魏德拉簽署了針對聶魯達的逮捕令，聶魯達不得不在位於瓦爾帕萊索的友人家中地下室躲藏數月，而後於次年從安地斯山脈取道出走阿根廷，直到三年後才歸國。聶魯達是親共產主義總統薩爾瓦多．阿葉德的親密顧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他應阿葉德邀請在國家體育場面向七萬民眾朗誦詩歌。

聶魯達常被認為是智利的民族詩人，他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人們閱讀與喜愛。哥倫比亞作家賈西亞．馬奎斯稱其為「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在作品《西方正典》中將聶魯達囊括在西方傳統核心作家之列。聶魯達熱衷左派理想，加入智利共產黨，1946年因為智利政局變動，國家走上反共親美路線，他寫下《Que despierte el leñador 伐木者，清醒吧！》這部長詩，敘述美洲殖民歷史，哀痛批判美國西方霸權對美洲的迫害，並且走上流亡之路。

1973年，聶魯達被診斷出癌症。同一時間，奧古斯托．皮諾契特在美國的尼克森政府支援下發動政變，推翻了彼時親共產主義的智利政府。1973年9月23日，聶魯達去世。在聶魯達嚥氣之前，面對在他家後院裡掘地三尺，以尋找埋藏的武器，荷槍實彈的土兵們，留下了最後一段名句：「The only weapons you will find in this place are words.（你們在此地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

所以，當網路上掀起一股「我那小小多山的國家」的風潮時，恐怕完全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巴勃羅．聶魯達身為忠誠的智利共產黨員，那種痛恨美國霸權主義的心理，反正他們一向習慣斷章取義，顛倒是非，扭曲原意，只要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就好。

以下再節錄一段《Que despierte el leñador 伐木者，清醒吧！》原詩作第四章節中的經典反美詩句：

但是，北亞美利加，如果你要武裝起你的軍隊，
去破壞那光明的國家，
如果你要派遣芝加哥的屠夫
去統治我們所愛的音樂和生活，
　　　　我們將從岩石中，空氣中衝出來咬你，
　　　　我們將從最後一扇窗子裏衝出來射擊你，
　　　　我們將從最深的浪濤裏衝出來用荊棘刺死你，
　　　　我們將從田溝裏衝出來，地裏的種籽將如同哥倫比亞人的拳頭一樣痛擊你，
　　　　我們將斷絕你的麵包和水，我們將用你自己所點燃的火來把你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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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二十幾歲之時，也非常喜歡聶魯達的詩，還曾經翻譯過他的一首十四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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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行詩／聶魯達

我曾想我快死了，寒意逼近，
從活過的一切中，只留下妳。
妳嘴唇開闔，是我世界的白晝黑夜，
妳的肌膚，是我以吻創建的共和國。

在那一刻，都沒了，那些書，
那些友情，那些畢生積累的寶貝，
還有妳我建立起的，透明的家，
所有一切都停止存在，只妳的雙眼留下。

因為在命運跟我們過不去之時，
愛情不過是眾浪之中較高的一道；
但是啊，當死亡敲門之際——

唯有妳的凝望，能撫慰如此空虛，
唯有妳的光芒，能令我甘心逝去，
唯有妳的愛，能掩住這團黑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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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成為話題的「我那小小多山的國家」，實際就是鄭南榕脫胎自聶魯達的〈願伐木工醒來〉第六節：*

*按：實際為導演陳麗貴改寫聶魯達詩，放在《焚IMMOLATION：紀念鄭南榕殉道20週年》中，大家誤以為是鄭南榕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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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
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我只願死在那裡；
如果我必須生一千次，我只願生在那裡；
我那小小多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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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魯達：
我那小小寒冷的國家，
若我須死千次，我願死在那裡；
若我須生千次，我願生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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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許多文章都點出了聶魯達原文反美（反帝）及作者共黨的脈絡。不過對我來說，我想提的反而是這節詩的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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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為了解決什麼而來。

我來此只為歌唱，
也邀你與我一同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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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候看真的好感動，現在看就像涼水澆頭。

開頭翻譯的十四行詩，是聶魯達《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第九十首，大約創作於1955至57年間，後來才知道，當時他的第二任妻子剛剛得知他在外有人，怒而求去，他也不用再讓小三繼續平行旅行、或趁老婆不在接小三來同居。「透明的家」大概就是指這個吧？

不過是幾年前的新聞，就在2018年，聶魯達也惹上了MeToo，而且證據還是自己寫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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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莊嚴地走向廁所，一眼也不瞧我，彷彿我不存在一般，頭上頂著那令人作嘔的便器，宛如一位女神般踏著從容的步伐離去。

她美得不可思議，即使從事的是那麼卑微的工作，我依然無法將她從心中驅離。她像一隻害羞的叢林動物，彷彿屬於另一種存在，一個與我截然不同的世界。我試著叫喚她，但毫無用處。之後，我有時會在她必經之路上放些小禮物，一塊絲綢，或一些水果。她從不回頭，不看、不聽，徑直走過。那原本卑微的日常勞動，因為她黑色的美麗，竟變得像是冷淡女王的例行儀式。

某天早晨，我決定走到底。我緊緊抓住她的手腕，直視她的眼睛。我們之間無法交談，語言不通。她面無表情，任我牽引，不久後，她已赤裸地躺在我的床上。她的腰肢纖細，臀部飽滿，乳房豐盈，彷彿是印度南方那些千年古像的化身。那是一場男人與雕像的結合。她始終睜大雙眼，完全沒有反應。她有充分的理由輕蔑我。這種事，再也沒有發生過。

（資料來源：Pablo Neruda: Memoirs (Confieso que he vivido: Memorias) / tr. St. Martin, Hardie, 1977,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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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智利的女權運動者打死不讓首都機場改稱聶魯達機場。

波赫士對聶魯達有如下的評論，把這類人摸得很透徹，有興趣的人不妨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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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in：
那聶魯達呢？你見過他，對吧？

Borges：
我見過他一次。那時我們兩個都還很年輕。後來我們談起西班牙語，結果得出一個結論：這語言實在太笨拙，沒什麼可做的。我說，這就是為什麼用西班牙語寫不出什麼成就來。他則說：「對啊，根本就沒有西班牙文學，對吧？」我也說：「當然沒有。」我們就這樣繼續講下去，整件事其實是開玩笑啦。

（按：波赫士和聶魯達都用西班牙文寫作）

Burgin：
我知道你很欣賞他的詩，是嗎？

Borges：
我認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詩人，非常出色的詩人。但我不欣賞他這個人，我覺得他這個人很卑鄙（mean）。

Burgin：
為什麼你這麼說？

Borges：
他寫過一本書，也許我這樣說就帶點政治色彩了，這本書寫的是南美的一眾暴君，其中他用好幾段來譴責美國。但他自己也知道那全是胡扯（按：rubbish，從下文可知，波赫士在此是指全都是胡扯）。而對於裴隆（Juan Perón），他卻隻字未提，後來有人跟我解釋，那是因為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有官司在身，他沒心情冒任何風險。所以，在他應該最激昂慷慨、充滿高尚憤怒地發聲時，他對裴隆卻一句話也沒說。他當時還娶了一位阿根廷太太，也知道他的許多朋友被送進了監獄。他很清楚我們國家的狀況，卻對裴隆隻字未提。與此同時，他卻抨擊美國，明知那些根本是謊言，對吧？但當然，這些都不該貶損他的詩作。聶魯達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詩人，事實上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而當那個人獲得諾貝爾獎時，我曾說：那應該頒給聶魯達！

（按：指1964年沙特獲諾貝爾文學獎，但沙特拒領，理由是不願意在作家之外有諾貝爾獎得主成為他的頭銜，以及文化人的事官方不必介入。）

我在智利時，由於我們政治立場相左，我覺得他做了一件最對的事情，我待在那邊的三、四天，他剛好去度假，這樣就沒有碰面的機會。我想他這麼做其實是出於禮貌，對吧？因為他知道大家一定會拿他來對著我做文章，對吧？我是阿根廷詩人，他是智利詩人，他是共產黨那邊的，我是反對他們的。所以我覺得他避開不舒服的會面，是相當明智的作法，對我們兩人都好。

（資料來源：Burgin, Richard (1968). Conversations with Jorge Luis Borges, Holt, Rinehart, & Winston, p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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