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薮》论七言律诗之二(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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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薮》论唐代七言律诗之二(上)：从格律初成至万法归宗，再到流派纷呈的千年镜鉴

胡应麟在其诗学巨著《诗薮》中，对七言律诗（下文简称“七律”）这一体裁的论述，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亦有细致入微的文本剖析。他将七律置于近体诗的巅峰，同时也反复强调其创作之“难”，甚至在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能臻此境者亦如凤毛麟角。这不仅是对历史的精辟总结，更是为后世所有致力于古典诗歌创作，尤其是今日仍孜孜不倦追求古诗艺术的我们，提供了入门指南。

一、 唐代七言律诗概览：凤毛麟角，气运攸关——对“难”境的深刻体认与时代视野之构建

胡应麟首先为唐代七律的整体创作水准定下了清醒的基调：“七言律最难，迄唐世，工不数人，人不数篇。”这并非虚言，他列举的初唐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李峤、苏颋，盛唐王维、李颀、高适、岑参、杜甫，中唐钱起、刘长卿、韩翃等，已是星河中最耀眼的一批。然而，即便是这些巨匠，也并非人人能在七律一体中独占鳌头。胡应麟敏锐地指出，许多在古风（如陈子昂之“超”）或五言诗（如孟浩然之“淡”，韦应物之“旷”）中已然“卓然名家”者，一旦尝试七律，却“遂无复佳者”。其根本原因，胡应麟一语道破：“由其材不近。”

这里的“材不近”，绝非简单指才华高下，而是指诗人的气质、学养、擅长的表现手法与七律这一特定体裁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错位。七律因其篇幅扩展（五十六字），对仗更求工整精切，声律变化更为繁复，对诗人驾驭文字的功力、谋篇布局的匠心、开阖顿挫的气势、以及在有限空间内展现丰富意蕴的能力，都提出了远超五言律诗的挑战。它需要一种既能精雕细琢、又能挥洒自如的综合才能；既要有沉郁顿挫之力，又要有圆转流畅之妙。

对今人习诗的启示：

• 深刻自省“材”与“体”的适配度：现代人写古诗，不能仅凭一腔热情或对某种意境的偏爱就盲目投入某一特定体裁。学习胡应麟的眼光，首先要反思自己的“材”——是长于逻辑思辨、情感浓烈奔放，还是精于细腻体察、意境幽微？七律的“高台”，需要与之匹配的“广厦之材”。若“材”与“体”不合，强行模仿，往往事倍功半，甚至“邯郸学步，失其故行”。
• 以“畏难”之心求“精进”之道：胡应麟的“难”字，是对艺术高峰的敬畏。今人面对七律，不应因格律规则已然清晰就视之为坦途。真正的“难”，在于如何在格律的“镣铐”中跳出最美的“舞蹈”，在于如何在五十六字的方寸之间展现大千气象与精微情感。这种“难”，恰是艺术魅力之所在，应以“知其难而为之”的精进之心，而非“畏其难而退之”或“轻其难而草率之”的态度去对待。
  

胡应麟更将诗风的盛衰与“气运”相连：“元和如刘禹锡，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及盛唐，而其诗迥别。故知气运使然，虽韩之雄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这并非宿命论，而是强调文学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其整体风貌必然受到社会文化、思想潮流、乃至政治格局的深刻影响。盛唐气象的恢弘开放，自然孕育出雄浑博大的诗风；而中晚唐的社会变迁，也使诗歌呈现出与盛唐不同的特质。

对今人习诗的启示：

• 在“通变”中寻找“时代的回响”：我们身处巨变的时代，生活经验、思想情感与古人已有天壤之别。作古诗，若一味拟古，则易成“僵尸之美”。胡应麟的“气运说”启示我们，真正的传承并非刻舟求剑，而是要思考如何在继承古典格律与美学精神的同时，敏锐捕捉并艺术地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气运”——那些独特的社会现象、集体情绪、个体感悟。让古老的诗体发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与时俱进才是活的传承。
  

二、 初唐七言律：格律初创，摸索前行——从“缛而未畅”到“高华秀赡”的蹒跚与光芒

胡应麟将沈佺期、宋之问视为七律的“滥觞”与奠基者。初唐七律，一方面承袭六朝诗风的绮靡与对偶技巧，另一方面又受到“初唐四杰”诗歌革新精神的鼓舞，其总体特征被概括为“体裁明密，声调高华”。“明密”指其在句法结构、对仗安排上已趋于清晰、工整和细密；“高华”则指其在声律运用、辞藻选择上追求一种典雅华美、富有宫廷气息的格调。然而，胡应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核心问题：“神情兴会，缛而未畅。”“缛”指其辞藻铺陈、典故运用有时略显繁复堆砌，尚未完全消化吸收；“未畅”则点明其在情感的自然流露、意境的圆融舒展、以及内在气韵的贯通上，尚有滞碍之感，格律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的自由挥洒。

以沈佺期的名作《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卢家少妇”）为例，胡应麟赞其“体格丰神，良称独步”，充分肯定了它在建构七律基本风貌上的开创性地位。诗中“ა良善应对”、“含娇敛态”等细节描绘生动，整体确有“丰神”。但胡应麟亦不失公允地指出其“颔颇偏枯”，此处的“偏枯”指颔联（三四句）在对仗的工稳度、意象的丰满度或气势的连贯性上有所欠缺，未能与颈联形成完美的呼应与平衡。至于“结非本色”，则是说结尾未能很好地收束全诗的情感脉络，或与诗歌开篇所营造的“古意”氛围有所偏离，显得不够自然或意尽。

对于崔颢的《黄鹤楼》，胡应麟坚持其“歌行体短章耳”的判断，认为其虽脍炙人口，但句式自由，对仗不甚工整，不符合七律的严格规范。李白之所以激赏此诗，恰恰因为李白本人“生平不喜俳偶”，其豪放不羁的性情与《黄鹤楼》的天然率真相契合。胡应麟此论，意在强调辨体的严格性与批评标准的统一性，反对因个人喜好或后人附会而混淆诗体界限。

针对初唐七律的“缛靡”之风，胡应麟认为这并非仅仅是“应制”（奉皇帝之命而作）的产物，更是“时为之耳”——那个特定时代的审美风尚与创作习惯使然。他以王维、岑参、杜甫等盛唐诗人同样描写宫掖题材（如《早朝大明宫》等作）却能展现出“迥自不同”的“气象神韵”为例，力证内容题材并非决定艺术高下的唯一因素，关键在于诗人的才情与时代的整体艺术水准。他肯定了杜审言《大酺应制》、沈佺期《古意》、《兴庆池南庄》、李峤《太平山亭》、苏颋《安乐公主新宅》等作品的“高华秀赡”，赞赏其在语言、声律上的成就，但也普遍指出了它们在结构上“起结多不甚合耳”的通病，即开篇与结尾的呼应、过渡往往不够圆融自然，篇章的整体性尚有提升空间。

对今人习诗的启示：

• 格律是基础，畅达是追求：初唐七律的探索历程，对今人学习格律诗极具参照意义。我们首先要做到“明密”，即熟练掌握格律规则，力求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但更要警惕陷入“缛而未畅”的泥淖，避免为了格律而牺牲情感的自然流露，为了对仗而堆砌生硬的词藻。格律应是帮助我们更好表达的工具，而非束缚思想情感的枷锁。
• 锤炼起承转合，追求浑然一体：初唐七言律“起结多不甚合”的评价，直指诗歌结构的重要性。一首好诗，其开篇如何引入（起），中间如何承接、展开、转折（承、转），结尾如何收束、点睛、引人回味（合），都需要精心构思。今人作诗，应在锤炼字句的同时，高度重视篇章的整体性和内在逻辑，力求一气呵成，首尾圆合。
• 辨体明晰，不以“破格”为常态，亦不以“循格”为僵化：胡应麟对《黄鹤楼》的辨析，强调了辨体的严格性。今人创作，固然可以在掌握正格的基础上探索“拗体”或“变格”，以求新变，但在学习阶段，应先对各种诗体的基本规范有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要避免将格律理解为僵死的教条，应学会在规范中寻求最大的自由与灵活性。
  

三、 盛唐七言律：风格大备，双星璀璨——“正品”之光与“神韵”之魂

盛唐，无疑是七律发展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佳作纷呈。胡应麟将王维、岑参、高适、李颀并举为“正品”，即七律创作的典范。他对这四位大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比较：

• 岑参：“词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岑参的边塞诗，辞采瑰丽，句式雄奇，如“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确有“壮丽”之格。但胡应麟认为其在深层意蕴的开掘和整体“神韵”的飞扬上，较王、李稍逊一筹，有时过于着力于外在的奇险壮丽，而内敛的韵味不足。
• 高适：“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高适的诗歌，如其《燕歌行》，情感深沉，意境苍凉，“情致缠绵”不虚。但在七律的具体创作中，胡应麟认为其语言锤炼的“词”和结构布局的“筋骨”，相较于其深厚之“意”，略显未能完全匹配，未能将充沛的情感意蕴以最完美的形式呈现出来。
• 王维、李颀：此二人则达到了胡应麟心目中盛唐七律的理想境界——“和平而不累气，深厚而不伤格，浓丽而不乏情”。这三句话，字字珠玑，精准地概括了成熟七律的艺术标准：
  
  • “和平而不累气”：风格平和中正，雍容大度，却不因此削弱诗歌内在的气韵流转和精神张力。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雍容和雅，气度自华。
  • “深厚而不伤格”：诗歌意蕴深邃丰厚，情感饱满，却能完美地控制在格律的规范之内，形式的严谨与内容的深厚相得益彰。李颀的《送陈章甫》“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叶长”，看似平淡的景物描写，却蕴含着深厚的离别之情与人生感慨，且格律谨严。
  • “浓丽而不乏情”：辞藻可以华美浓郁，对仗可以工巧精致，但这一切都服务于真挚情感的表达，而非空洞的技巧炫示或浮华的辞藻堆砌。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辞采典丽，对仗工整，却不失皇家气象与春雨中的怅望之情。这种炉火纯青的境界，胡应麟誉之为“几于色相俱空，风雅备极”，意指其艺术已臻化境，超越了外在的形式和表象（色相），达到了风雅诗歌艺术的极致。但他亦指出二人作品数量不多，“未足以尽其变”，未能将其才华在七律一体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现，略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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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对王、李二家尤为推重，并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他赞王维“才甚藻秀”，但也指出其“篇法多重”，即某些诗作在结构或表现手法上略有雷同之嫌。例如，对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绛帻鸡人”一联，胡应麟虽未明言，但后人有“服色之讥”，这个梗只可意会，类比一下就是现在比较粗俗的类似于绿配红赛狗熊之类的鄙视。又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春树人家”等句，或指其写景有时过于细碎，花木之类描写过多，略显“累”，这里的累说的很大程度上还是累赘的意蕴。而《使至塞上》“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虽有沈佺期“卢家少妇”式的“古意”和雄浑气象，但胡应麟认为其“音节太促，语句伤直”，即节奏略显急迫，部分语句表达过于直接，缺乏七律应有的纡徐委折之妙，与沈诗的圆熟尚有差距。

相比之下，李颀的七律虽仅存七首（胡应麟所见版本），却多为精品。胡应麟盛赞其《寄司勋卢员外》“流澌腊月下河阳，草色新年发路傍”，起句即不同凡响，全诗“极雄浑而不笨”，气势宏大而不显粗重呆板。其《宿莹公禅房闻梵》“花宫仙梵远微微，月殿桂香清露霏”，则“至工密而不纤”，对仗精工细密，意境清幽，却不流于纤巧琐碎。再如《题璿公山池》“远公遁迹庐山岑，开士幽居竹林间”所展现的“幽”远，《古从军行》“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所体现的“婉”约，均是“独步千载”的杰作。胡应麟认为岑参虽然声调比王维稳健，才情比李颀豪放，但整体成就不及王、李，其关键在于“神韵不及二君故也”。“神韵”二字，是胡应麟衡量盛唐七律乃至一切优秀诗歌的核心标准，它超越了单纯的技巧、才情、格律，指向的是一种更内在、更难以言传的艺术气质、生命力和作品的整体感染力。

至于高适，其歌行（如《燕歌行》）和五律确实“极有气骨”，但其七律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虽“和平婉厚”，情感真挚，但胡应麟认为其“已失盛唐雄赡，渐入中唐矣”，即在气象的开阔博大和语言的雄健华瞻方面，已不如盛唐顶峰时期的作品，开始显露出向中唐风格过渡的某些特征。

对今人习诗的启示：

• 以“神韵”为的，涵养诗心诗境：盛唐七律的辉煌，在于“神韵”的淋漓展现。今人作诗，在熟练掌握格律技巧之后，更应致力于涵养自身的胸襟、学识、情操，提升对生活与世界的感悟能力，追求诗歌内在的生命力与独特的艺术气质。王、李所达到的“和平”、“深厚”、“浓丽”而又能“不累气”、“不伤格”、“不乏情”的境界，是多重要求下高度平衡与统一的艺术典范，值得我们反复揣摩与学习。
• 警惕“偏胜”，追求“圆融”：岑参的“词胜意”、高适的“意胜词”，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偏胜”。今人创作，应力求意与词、情与采、内容与形式的圆融统一，避免顾此失彼。既要有丰厚的思想情感内涵，也要有精湛的艺术表现技巧。
• 于典范中求“变”，于“不变”中守“正”：王、李虽为典范，但胡应麟亦憾其“未足以尽其变”。今人学习前人，不应满足于亦步亦趋的模仿，更要在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不变”之“正”，如风雅备极的神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所处的时代特色，勇于探索新的表现可能（求“变”），方能推动古典诗歌艺术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