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分配的正义：桑德尔《正义：一场思辨之旅》评析

xiejin77 · 发表于 2024-11-7 08:58:33

超越分配的正义：桑德尔《正义：一场思辨之旅》评析
最近有些公号开始热炒许知远的十三邀第八季，尤其是他与桑德尔的那场访谈，更是评价至高的存在。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卖桑德尔的书吧。但桑德尔主要主张和之前的那场被众口称颂的公开课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却并没有很好的讲清楚。我翻了翻专门写这堂课的书，顺手写个书评；用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来评析一下这本书吧。先声明一下，我对许知远没什么好感，对于十三邀也是；这档节目的风格是不接地气还要故作高深。而在关键的意识形态上却又含糊其辞甚至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引导那些试图理解这些高论的人们。

迈克尔·桑德尔以其哈佛大学“正义”公开课而闻名于世，这门课程吸引了全球数百万观众在线学习，也让桑德尔成为了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正义：一场思辨之旅》更是将课堂上的精彩思辨带给了更广阔的读者群体。桑德尔以其深入浅出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案例——从飓风灾后的物价哄抬到“电车难题”的道德困境，从募兵制的公平性到代理孕母的伦理争议——引导读者思考一系列关于正义的根本问题：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社会应该如何分配财富、权力和机会？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彼此？这本书无疑是一场引人入胜的思想盛宴，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道德观念，并参与到公共领域的讨论之中。在后冷战时代，“自由民主”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它重新引发了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思考。

桑德尔在《正义：一场思辨之旅》中，以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康德主义、罗尔斯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各种哲学传统和现实案例为引子，深入探讨了“正义”这一复杂而充满争议的话题。他通过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具体的生活情境，把抽象的哲学概念变得具体生动，使得这本书成为了普通读者也能够理解和思考的作品。这种叙述方式为读者提供了进入哲学思辨的大门，同时也使得哲学讨论变得更具公共性和实际意义。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中，正义和公平的问题变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何桑德尔的工作能够如此广泛地引起共鸣的原因。

桑德尔的分配正义：优势与局限
从一个批判性角度来看，桑德尔的正义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将正义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分配领域，热衷于探讨如何在既有的社会框架内实现更公平的分配，而对生产领域的根本矛盾，以及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对分配的决定性影响则关注不够。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就蕴含着剥削和不平等。因此，仅仅关注分配领域的正义，而不对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就如同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分配规律完全由生产方式决定”。

桑德尔在书中提出的分配正义确实触及到了社会中的许多不公现象，尤其是在财富、机会和社会地位的分配上，他强调了需要对不平等进行纠正。然而，他的视角依然集中于现存社会结构下的改良，而没有触及更深层的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问题。现代社会中的不公，尤其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和阶级之间的对立，其根源往往在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控制。因此，单纯从分配的角度去讨论正义，必然会忽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

功利主义的困境：幸福的量化与异化
桑德尔对功利主义的讨论始于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边沁试图将道德问题转化为快乐与痛苦的计算，认为能够带来最大净幸福的行为就是道德的。密尔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但试图对快乐进行质的区分，认为某些类型的快乐比其他类型的快乐更高级。然而，无论是边沁的量化标准还是密尔的质的区分，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境。正如桑德尔所指出的，如何衡量不同类型的快乐？如何比较不同个体之间的快乐和痛苦？这些问题都缺乏客观的标准。

功利主义的另一大问题在于，它忽视了人类幸福的社会背景和权力结构。更重要的是，功利主义忽视了社会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对幸福分配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拥有者掌握着生产资料和分配资源的权力，他们能够通过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巨额财富，而劳动者则只能获得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式必然导致劳动者的异化和不幸福。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生产异化首先在于，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功利主义所追求的“最大幸福”忽视了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这意味着即使追求了总体幸福的最大化，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可能依旧长期处于压迫和剥削状态。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生产资料的垄断使得某些人能够支配他人的劳动，功利主义的幸福计算并不能真正解决这种不平等，只会掩盖其存在。

自由至上主义的挑战：自我所有权与资本的权力
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则将个人自由绝对化，主张最小政府和自我所有权，反对任何形式的财富再分配。他认为，只要初始财产的获得是正义的，并且财产的转移是通过自愿交易进行的，那么最终的财产分配就是正义的，无论这种分配多么不平等。桑德尔以“飞人乔丹”的例子来说明诺齐克的观点：如果人们自愿花钱去看乔丹打球，那么乔丹就理应获得巨额财富，政府无权通过税收来进行再分配。

然而，这种绝对的个人自由必然导致对社会责任的漠视，加剧社会不平等。例如，在金融危机期间，部分企业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员工和社会的福祉，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正如桑德尔所指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很难对“你情我愿人吃人”的极端案例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自由至上主义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权力提供了理论辩护。它忽视了资本积累对个体自由的侵蚀，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存在的剥削和压迫。

自由至上主义对于财产权的绝对保护，实际上忽视了社会中权力和资源的初始不平等。那些通过合法手段获取财富的人，往往能够通过财富积累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地位，而那些一开始没有机会参与资源分配的人则被排除在外，无法享有真正的自由。因此，自由至上主义的“公平”只是建立在表面的自由交易之上，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康德的启示与局限：抽象的人性与具体的社会
康德的道德哲学强调人的尊严和自主性，提出了“定然律令”这一重要的道德原则。康德认为，道德行为的动机应该是义务，而不是任何外在的目的，例如快乐或利益。桑德尔通过对说谎、性、自杀等问题的讨论，阐述了康德主义的道德观。例如，康德认为，即使是对凶手说谎也是不道德的，因为说谎本身就违背了定然律令。

康德主义对人的尊严的强调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抽象的人性概念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它忽视了社会历史背景和权力关系对个体道德选择的影响。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人为了生存而被迫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用定然律令来判断他们的行为是否道德，显然是不公平的。

康德的道德理念在实践中面临困境，因为人类的道德选择总是受到具体情境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康德主义过于抽象，无法充分应对现代社会中复杂的道德困境。例如，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如何对待员工福利与成本之间的抉择，康德的绝对义务在这种情境下显得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

罗尔斯与平等的现实：分配正义的迷思
罗尔斯试图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寻求平衡，提出了“无知之幕”和“差异原则”。他认为，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下，人们会选择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最不利群体利益的社会制度。罗尔斯的理论试图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但其分配正义的框架仍然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

罗尔斯对努力的解读也引发了争议。他认为，即使是努力，也受到天赋和社会环境等“道德上任意”因素的影响，因此，不能将努力作为分配的唯一标准。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它也可能导致对个人努力的否定，从而削弱人们奋斗的动力。

罗尔斯的理论在现实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如何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框架下实现平等。尽管“无知之幕”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公平基础，但在现实中，资源分配的初始不公往往难以消除，富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不受挑战。而差异原则虽然强调最不利群体的利益，但在实际政策实施中，如何定义和衡量“最不利群体”以及如何具体实施公平政策，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社群主义的主张与公平性的解读
桑德尔的社群主义主张强调人类生活中的归属感和共同体的重要性。他批评自由至上主义和某些形式的自由主义过度关注个体独立，忽视了个人与其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人类的道德选择和身份认同往往根植于特定的社群和文化之中，强调社区和集体价值在实现社会正义中的作用。桑德尔通过这些主张，试图恢复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和伦理讨论，倡导“共善”的理念，即共同追求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活。

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路，我们可以看到，社群主义试图通过加强社区和社会纽带来缓解现代社会的异化，但在这一过程中，容易忽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张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解放不仅仅是个体自由的实现，更是个体在集体中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必须在社区价值与个体权利之间找到真正的辩证统一。共同体的目标不应成为对个体权利的压迫，而应通过促进个体在共同体中的自由发展来实现真正的解放。

桑德尔的社群主义主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也存在一定的契合点。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合作，追求共赢和共同发展，这与桑德尔对共同体价值的强调一脉相承。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在全球层面上的合作与共存，而桑德尔的社群主义更多关注地方性的社区。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在全球和地方层面同时推进共同体的构建，使之既能够尊重个体权利，又能够促进社区和全球共同体的整体发展。

从批判的角度来看，桑德尔的社群主义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由主义对个人与社会关系关注的不足，但其对公平性的解读仍然存在局限。社群主义所提倡的公平往往是基于社区内部的价值共识，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平等和公正。这种内部公平可能导致外部的不平等，尤其是在各社群之间资源分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因此，桑德尔的社群主义虽然为公共领域的道德讨论注入了活力，但其实现真正社会正义的路径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和补充。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社群主义的理想必须结合对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与正义。只有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一个以社会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社群之间的资源不平等。在此基础上，社群的价值和个体的权利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统一，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超越分配正义，迈向社会解放
总的来说，《正义：一场思辨之旅》是一本充满智慧和洞见的著作，它引发了我们对正义的深入思考。桑德尔通过对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康德主义、罗尔斯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等不同理论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思辨框架。然而，从批判的视角来看，桑德尔的正义理论仍然局限于分配领域，未能充分考虑到生产方式的根本作用。未来正义思考的方向应该是超越分配正义，关注生产领域，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和异化，追求社会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通过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正义。

实现正义不仅仅是关于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还必须深入到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劳动者的地位问题。例如，20世纪初美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与工业巨头斗争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过程中，清楚地展示了如何通过改变权力关系来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和权益。这些运动不仅是财富再分配的结果，更是通过集体行动改变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财富的分配上，更体现在劳动的组织方式和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因此，只有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赋予劳动者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不公，实现真正的社会解放。桑德尔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批判现有社会正义理论的视角，但要实现真正的正义，我们需要迈向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社会，在其中每个人都能够真正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机会，并在社会中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

真正的社会解放意味着个体能够在集体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而不是被集体压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需要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群的团结，实现个体与集体、地方与全球的和谐发展。只有这样，正义才能超越分配的范畴，迈向一个更全面和根本的社会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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