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師傅和杠精小夥伴论科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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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濱遜可以成為哲學家嗎？

李師傅愛吃瓜

同科學相比，哲學有一個獨特之處。為了說明這個獨特之處，我們開一個腦洞。

我們把一位科學家關在一座荒島上，切斷他與外界的聯繫，給他提供充裕的研究資源，假定他有非常長的壽命，他可以進行科學研究嗎？

從理論上說，科學可以是一項孤獨的事業。

即使不與同行交流，這位魯濱遜式的科學家依然能做出科學發現。這是因為，他有能力檢驗自己的理論。無論他的理論多麼抽象，總是可以從理論推導出一些可以檢驗的結論，通過實驗檢驗這些結論。簡單地說，自然界可以為科學家提供回饋，根據回饋，他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錯了。

歸根結底，科學依託于人與自然的關係，自然界與魯濱遜之間的聯繫沒有被切斷，於是，魯濱遜可以搞科學。

在大劉的“三體宇宙”中，三體人用智子“鎖死”人類的基礎科學，其手段是破壞高能粒子碰撞產生的數據，其機理是切斷自然界提供的回饋通道。對科學而言，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不是根本性的，而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繫是根本性的。

哲學完全不同，哲學不是一項孤獨的事業。

哲學理論是無法檢驗的，自然界不會為哲學家提供回饋。一位哲學家無法參照于自然界，他只能從同行那裡獲得回饋。一位哲學家如果切斷了和同行的聯繫，就無法知道自己的想法對不對，他甚至無法知道自己提出的問題是不是哲學問題，無法知道自己提出的觀點是不是哲學觀點。於是，科學家可以脫離同行，哲學家卻不行。哲學先天地具備社交屬性，哲學不得不在同行的交互中做，這是因為，哲學家只有一條回饋通道，這條通道來自于同行。

魯濱遜可以搞科學，卻無法搞哲學。

杠精小夥伴說，不對呀，李師傅，科學是不能脫離共同體的。愛因斯坦說，他站在牛頓的肩膀上；牛頓說，他站在伽利略的肩膀上。在“伽—牛—愛”之間有一條資訊鏈，如果沒有這種承前啟後的傳承，科學是不可能的。因此，魯濱遜頂多可以短暫地從事科學，如同汽車在沒油以後可以靠慣性往前“溜”幾步，他的科研事業很快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李師傅的回答是，這條反駁忽略了一條背景預設。我們預設魯濱遜有非常長的壽命，他可以在其中拿出三百年，第一個百年扮演伽利略，第二個百年扮演牛頓，第三個百年扮演愛因斯坦，一氣化三清，自己踩著前一個自己的肩膀，科研事業就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杠精小夥伴說，不對呀，李師傅，按照你的說法，魯濱遜搞哲學也是完全OK的。他有非常長的壽命，他可以在其中拿出n個百年，第一個百年扮演普羅泰戈拉，第二個百年扮演蘇格拉底……第n-1個百年扮演維特根斯坦，第n個百年扮演李師傅（領導畫外音：不吹你能si嗎？你咋不上天呢？）自己踩著前一個自己的肩膀，他的哲學事業繼往開來。

李師傅的回答是，一氣化三清式地搞科學是可能的，一氣化三清式地搞哲學卻是不可能的。要點在於，人際交互對於科學不是本質性的，對於哲學卻是本質性的。

科學面向世界，哲學面向自己。

我們從事科學，目標是改變世界。從人與世界的關係出發看科學，從事科學的個人之間的區別是不要緊的，我們甚至可以把所有科學家視為同一個人，或者把從事科學的主體視為“人類”而非單獨個體。

我們從事哲學，目標是改變自己。世界不會因為我們學習和研究哲學而變化，但是，我們看世界的視角卻因我們從事哲學而改變。哲學的功能是塑造自我，這種自我塑造是通過改變視角實現的。自我不是指我的身體或我的社會身份，而是指思考世界的思者、言說世界的說者。然而，改變自己也不是目標本身，改變自己是為了調整人和人的關係。政治、經濟、法律、倫理、教育等等均以調整人和人的關係為目標，差別在於，以上諸領域僅僅專注於人和人的關係的一個側面或一個局部，而哲學為每一個側面或局部提供支援。根本而言，哲學通過調整人和人的關係重新定義人。

這就是為什麼哲學不能脫離社交。魯濱遜沒有社會生活，於是，他完全喪失了調整人和人關係的需求。哲學存在的理由消失了，在魯濱遜的世界中不會有哲學。

杠精小夥伴說，你是說一個哲學家不能孤獨地進行研究嗎？設想魯濱遜研究哲學以自娛，工作方式與維特根斯坦相同，每天寫心得記筆記，充分積累後遴選、編排、修訂，湊成一本小書。他討論的內容與小維相同，方法和結論與小維相似，他給自己的小書取名《哲學邏輯論》。他完全不在意別人如何評價他的想法，完全不在意他的研究對世界對他人是否有影響，他甚至不在意別人能不能讀到他的文字。他只是單純地有研究哲學的意願，他對世界對人生有好奇心，盡自己的所能——雖然未必符合所謂的“學術規範”——以自己的方式搞哲學。李師傅你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嗎？以這種方式做哲學是不可能的嗎？當魯濱遜這樣做哲學時，他身處與世隔絕的荒島又有什麼關係呢？

李師傅的回答是，以上論證中有兩個錯覺。

錯覺一，哲學研究依託于單個的哲學家的沉思，而非哲學家群體的合作。

小維的《邏輯哲學論》確實是一個人寫的；在寫作過程中，小維確實長期與同行斷絕聯繫——他在參戰。然而，這本書內在地依賴同行。《邏輯哲學論》是一本懟同行的書，小維之所以寫這本書，就是要告訴同行：你們誤解了語言，你們說出來的話其實不是話，你們提出的問題其實不是問題，你們應當保持閉嘴。需要特別強調，小維這本書之所以有理由存在，是因為這本書之前有人做哲學，這本書之後有人做哲學——如果沒有別人做哲學，小維就無人可懟，這本書就是無的放矢。如果小維自己是世上唯一的哲學家，那麼，他自己也不是哲學家。黑格爾在論中國有無哲學時表達過類似想法：如果只有一人能自由思考，他無法思考哲學。一般而言，每一位哲學家都必須預設自己有同行（xing）者。

科學不是這樣。牛頓在研究行星軌跡時，事實上和同行有交流，然而，這種交流並不是從事研究的“必要前提”——即使牛頓是世上唯一的研究者，他的研究完全可以進行。

錯覺二，哲學問題與非哲學問題的界限是分明的。

哲學家從來沒有發明一種專門用於討論哲學的語言，哲學家所用的語言和普通人所用的語言是同一種語言，因此，並沒有一種專門的語句用來表達哲學問題，那些用來表達哲學問題的語句就是用來表達日常問題的語句。嚴格說來，並沒有所謂的“哲學問題”，同一個問題有不同的“打開方式”，當我們以哲學的方式打開它時，它成為哲學問題。

耶穌被捕後，總督彼拉多提審耶穌。總督問，你的目的是什麼？耶穌答，真理。總督問，真理是什麼？在這個語境中，“真理是什麼”不是一個哲學問題，總督用這個語句嘲諷耶穌，它的功能等同於“你個瓜娃子”。在另一個語境中，例如，當黑格爾或塔斯基構建一種真理理論時，“真理是什麼”是一個哲學問題。要點在於，一個哲學問題之所以是哲學問題，取決於問者，而非取決於問句。

魯濱遜在從事哲學時面臨一個巨大的困難。他以為自己在做哲學，以為自己研究的問題是哲學問題。小維說，自以為遵守規則不等於遵守規則，同理，“自以為”在做哲學不等於在做哲學，“自以為”在研究哲學問題不等於在研究哲學問題。根本而言，他不知道他的小書《哲學邏輯論》是不是哲學著作，不知道書中討論的問題是不是哲學問題——雖然他自以為“是”。著作本身和問題本身不能提供線索，線索來自同行，歸根結底，同行的目光使得一部著作（/一個問題）成為哲學著作（/哲學問題）。

杠精小夥伴說，就算你的道理說得通，可是，這道理有什麼用呢？你強調哲學工作不能脫離同行間的交互，實際上，哲學家確實沒有脫離和同行的交互，而且，哲學家也不會脫離和同行的交互——你沒有說出什麼有用的東西。這就好比，你告訴大家，走路要用腳，不能用手，可是，沒有人用手走路，你的話沒錯，但完全是廢話。

李師傅說，可不就是廢話嗎？不過，這些廢話還是有點用處的：它能幫助我們識別民哲。

民哲之為民哲，根本屬性在於，他們自以為在做哲學，其實沒有在做哲學。

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民哲，不能看他的身份。他完全可能是體制內的學者，甚至可能是體制內的大專家，但是這不妨礙他的工作是民哲性質的。

二戰以後，經濟繁榮，高等教育普及，全社會崇尚學術，於是，歐美和中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進入“哲學職業化”階段。哲學職業化的重要後果之一是，體制內的哲學從業者人數眾多，某些從業者對哲學研究並無興趣，他們只是表演從事哲學，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們在體制內獲得巨大成就。這些人其實是民哲。

杠精小夥伴說，李師傅你憑什麼說人家是民哲？如何區分一個人真在做哲學，還是自以為做哲學？

非常簡單。孤獨的哲學家一定是民哲。哲學有社交屬性，真正的哲學研究是在同行交互中進行的，如果一位哲學家以脫離共同體的方式從事研究，他是民哲。

杠精小夥伴說，設想一位民哲掌握了充足的社會資源，經營多年，培育出一個專屬共同體，他和親朋好友徒子徒孫在共同體內部從事研究，同隔壁師門積極互動，在體制內獲得巨大成就，如此，他不是孤獨的，他沒有脫離共同體，他的研究有社交屬性，李師傅的鑒別標準是不是失效了？

李師傅說，設想西門慶辦了一所大學，應伯爵是哲學系主任，李桂姐是社科處處長，他的十兄弟是哲學教授，家丁僕役是研究生，幾十人包下麗春院歡聚暢飲——宴飲被他們稱為“學術活動”，活動中交流的段子被稱為“哲學研討”。他們確實是“同行”，但是，他們是不是維特根斯坦和李師傅的同行？

來，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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