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留下的最寶貴財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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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留下的最寶貴財富是什麼？

顧衡

西元前323年，亞歷山大死于發熱，雅典非常不明智地發動了叛亂，叛亂很快就被鎮壓了，第二年，在馬其頓的命令下，雅典將政治體制由民主制改成了寡頭制，古希臘的古典時代就此落幕。到這兒，咱們這個歐洲史課程的第一個板塊—古希臘，也就結束了。

這部分內容與《企鵝歐洲史》叢書對應的，是它的第一冊《古典歐洲的誕生》的前四章。

我對這四章的內容引用得非常少，因為《企鵝歐洲史》這套書是我們的教材，我預設同學們會親自閱讀，所以我用了和前四章差不多的篇幅為同學們提供盡可能多的背景資料。

當然，《企鵝歐洲史》的視角比較豐富，而我則只是聚焦於政治，來建立一條歐洲歷史的主線。後面還有五個模組，我特別想知道，咱們現在這個解讀方式行不行，請留言告訴我。如果很多同學覺得有問題，咱們後面就調整。

下一個模組就是古羅馬了。在進入古羅馬之前咱們坐下來歇口氣，隨便聊聊。這個課也不是趕集，咱們不著急。我想和同學們聊兩件事：一是把古希臘的重點再拎一拎，二是介紹一下古希臘和古羅馬之間的過渡期，也就是所謂希臘化時期。

咱們先來說說第一件事兒：關於古希臘的重點。

今天一提到古希臘，尤其是古典時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高度繁榮的哲學、藝術、戲劇和文學，但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古希臘人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就是它的城邦制。

城邦的本質，首先是一個公民國家。公民社會與臣民社會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前者的統治必須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之上。這個政治遺產，構成了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礎之一，現代政治文明另一條支柱就是民族國家。統治者的統治必須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之上，其價值遠超過蘇格拉底、宙克西斯、歐裡庇德斯和希羅多德的總和。這是希臘人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古希臘城邦的政治體制有很多種，按照亞里斯多德的梳理，可以區分為一人之治的王制、少數人之治的貴族制，和多數人之治的民主制。這三種政體又各有一個變異了的，或者說墮落了的形式，分別是僭主制、寡頭制和平民制。

我們各用一句話來概括一下這六種政體，這六種政體非常重要：

王制：基於血統的一人之治；
貴族制：基於血統的少數人之治；
民主制：基於血統的多數人之治。
在這種政治體制下，作為公民你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首先是血緣，你得是某個氏族和部落的成員；其次是一定的財產門檻，通常是指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也就是你得是個自耕農。

與三種正體對應的三種變體分別是：
僭主制：基於武力的一人之治；
寡頭制：基於財產門檻的少數人之治；
平民制：取消財產門檻的所有人之治。

這裡有兩個難點提醒同學們注意，一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民主制叫polity，是指有財產門檻的多數人之治；而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民主制叫democracy，是指沒有財產門檻的所有人之治，在亞里斯多德那裡被稱為“平民政體”。這二者是有本質區別的。

二是因為翻譯的原因，也因為亞里斯多德這個分類在邏輯上並不嚴謹，所以當我們以不同的標準使用“民主制”這個詞的時候，就會產生混淆。比如塞拉墨涅斯的那個5000人政體，雖然它是多數人之治，但是它卻有財產門檻，在今天的語境中，我們傾向於稱它為溫和的寡頭制，但是在亞里斯多德那裡，它就是標準的民主制。

說完兩個難點，接下來，我還要和同學們繼續討論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如何看待地理因素在政治體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關於這個問題，我推薦詹姆斯·斯科特的《逃避統治的藝術》。在一個政治實體中，專制和壓迫的程度與被統治者逃逸的難度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地理因素非常重要。但是，地理因素遠不是決定性的。在雅典這塊土地上，先後出現過多種政治體制，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一個政治實體最終採取了什麼樣的政治體制，除了地理之外，重要的影響因數還有生產方式、組織社會的方式，以及人們基於神話和祖先回憶的觀念共識。我們大多數中國人是在缺乏宗教背景的環境中長大的，思維可能會比較“硬”，很難理解宗教、神話發揮的作用。

在歐洲，從古希臘一直到甚至是今天，當歐洲人組建社會、形成一個個政治共同體的時候，神話和宗教始終發揮著巨大的力量，這正是《古典歐洲的誕生》這本書的兩位作者一再強調的主線。我無意讓某些同學（如實證主義、理性主義的信奉者）的思維變得軟下來，我只是提醒同學們注意，在理解歐洲的時候，時刻不要忘記基於宗教的思想觀念的力量。

和同學們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伯裡克利。今天一說到雅典，標準敘事就是雅典在伯裡克利時期達到了光輝的頂點云云。但是我們知道，修昔底德在書中對我們刻意隱瞞了很多事。我們還知道，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塞拉墨涅斯和普魯塔克對伯裡克利的評價都很低。伯裡克利突然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正面人物是很晚近的事情，這個轉變的根在英國人格羅特身上。格羅特寫作《希臘史》的時候，正趕上英國憲章運動和法國1848革命。作為一個所謂的進步人士，和一個秉持輝格史觀的歷史學家，格羅特在《希臘史》就塑造了這個流傳甚廣的標準敘事。

需要向同學們解釋的是，我選擇《企鵝歐洲史》這套書作為我們這門課的教材，就是作者們總體上和我一樣，對於輝格史觀，也就是“六經注我”的史觀，是不認同的。所以在後面的內容中，曾經喜歡伯裡克利的同學大概率還會遇到“三觀碎了一地”的情況。一直堅信不疑的觀點和信念被質疑，甚至被顛覆，這是很痛苦的。我自己也經歷過同樣的過程。同學們未必接受我的立場和偏好，立場和偏好是最不重要、最不值錢的東西。我們學習歷史，目的是自己做一個框架，然後不斷地修正它，以期更合理地解釋史料。這個過程只關乎知識儲備，關乎智力。

最後，我要對喜歡古希臘哲學的朋友們說一句抱歉。因為篇幅的原因，更因為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知識儲備嚴重不足，所以咱們這個課就始終盯著政治這條主線，也就是“誰、何時、以何種方式、得到什麼”。古希臘這個板塊，我們用了50講的篇幅，不計其數的人名和地名，在此我要向同學們道一聲辛苦。以後再談到古希臘，我希望同學們除了記得亞里斯多德的六種政體劃分，最好還能記住雅典的四次政治體制改革：

德拉科改革的本質是用錢說話來替代用血統說話，所以是寡頭制；
梭倫改革的本質是“同質個體聚集，異質團體分權”，所以是共和制；
克裡斯提尼改革強調的是isonomia，也就是結果的平等，所以是民主制；
而伯裡克利，他的執政基礎是給民眾發福利和大搞基建，所以根據國內的政治形勢，他的對外政策發生了多次搖擺，而每一次搖擺的目的都是一個：保住自己的權勢，所以柏拉圖把伯裡克利稱為“黑羊”，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民粹政客。

貪心的我還想讓同學們記住，在溫泉關戰死的那位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在他前面的兩個國王和後面的兩個國王，三個被處死，一個被流放。這揭示了斯巴達與雅典一樣，國王的權力越來越小，底下民眾的權力越來越大。也就是說它的政治權力的分佈和雅典一樣，都是逐漸向下的。

這解釋了為什麼這兩個城邦最終沒能避免兩敗俱傷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所以對於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說法，是很值得商榷的。說兩個國家變強大了，所以一定會幹一下，這個不符合事實。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要弄清國際關係，必須得到國際關係參與者的內政中去尋找答案。絕大多數戰爭，發動者都是為了轉移國內矛盾。

好，古希臘的重點就拎完了。

本節部分內容對應《企鵝歐洲史》第一冊第一章至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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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化：希臘文化對近東和中亞產生了什麼影響？

顧衡

我們對古希臘的重點進行了梳理，帶著大家把六種政體以及它們在古希臘歷史上的實踐又捋了一遍。古希臘模組就結束了，下一模組是古羅馬模組，不過在古希臘和古羅馬之間有個過渡期也非常重要，叫“希臘化”時期。

“希臘化”這個概念是19世紀德國歷史學家德羅伊森提出來的，希臘化的時間從西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去世開始，到西元前30年埃及豔後克裡奧佩特拉七世自殺結束，總共不到三百年。從名字到起止時間我們不難猜出，“希臘化”這個詞的意思是指亞歷山大大帝率領希臘大軍征服了波斯全境，同時也把希臘文明傳播到了北非和亞洲，就像英國人征服了印度之後，把英語、下午茶和板球在印度傳播開來一樣。這個就叫希臘化。

但是隨著近年來考古挖掘和文獻資料的逐漸豐富，以及對西方中心視角的批判，德國歷史學家德羅伊森的這個傳播說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反駁的意見主要分兩種，一個是融合說，另一個是平行說。

我們先來看融合說。

怎麼個融合說呢？比方說我們所熟悉的犍陀羅藝術，就是希臘藝術與印度藝術兩種風格混合之後，傳到我們中國來的。而在中國境內，犍陀羅藝術也呈現出從西向東中國元素越來越強的傾向，這就是希臘文明與當地文明彼此融合最具象的例子。

融合說其實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就是與埃及、兩河流域這些傳統農耕地區相比，希臘不過是類似咱們這邊的百越百苗這樣的邊陲地區。咱們這邊的北宋，先是金人佔據了中原，屁股沒坐熱又來了蒙古人。那麼在埃及人和巴比倫人看來，波斯人就相當於金人，屁股沒坐熱呢，被馬其頓人趕走了，馬其頓人就相當於蒙古人。你們這些蠻族還跑來跟我們傳播文化，這不是笑話嗎？

當然，說馬其頓是蠻夷還是有點兒委屈它，希臘的文明程度還是很高的。前面我們說過，這主要源自小國林立的政治生態和他們發明了母音字母，有了母音字母這東西，溝通成本大大降低了，傳播效率大大提高了。但是如果我們認為，相比於埃及和兩河流域這些傳統農耕地區，希臘文明更發達，這大概率只是個因為傳播所產生的錯覺。托勒密王朝在亞歷山大城修建圖書館，聘請大量學者，其主要工作就是用希臘語記錄整理當時已知的文明成果。更接近事實的猜測或許是，活都是人家亞洲人幹的，希臘人只是做了個PPT。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最早測量地球周長的艾拉托色尼，他的辦法是這樣：從亞歷山大城沿著一條直線筆直向南走，一直走到位於北回歸線的賽伊尼，到了夏至這一天的正午，在賽伊尼樹起的一根木杆不會有陰影。同一時間在亞歷山大城樹起一根一樣的木杆，地上的陰影與木杆的頂點形成了一個7.2度的夾角，艾拉托色尼說，如果地球是個球體的話，360度就是7.2度的50倍，那麼地球的周長就是從賽伊尼到亞歷山大城距離的50倍，也就是39689公里，這個資料驚人地接近了，因為標準答案是40011公里，誤差很小。

如果沒有古埃及人豐富的幾何學知識，我們很難設想艾拉托色尼會有如此偉大的成就。順便說一句，歐幾裡得的《幾何學》也是在亞歷山大城創作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用希臘語彙編的。當時幾何學知識最豐富的顯然是埃及人，而不是希臘人。

不光是幾何學，西方人深以為傲的哲學之父泰勒斯，歷史之父希羅多德，都來自小亞細亞。我們還知道，赫西俄德的《神譜》只是用希臘語轉述了亞述的神話故事，那麼泰勒斯、阿納克西美尼、阿納克西曼德、赫拉克裡特這些身處亞洲的古希臘哲學家，又有多少思想是屬於亞洲原生的呢？這要打個大大的問號。所以說傳播是說我的文化從高往低，融合是說我的文化從低往高，或者最差是打個平手吧。

說完融合說我們再來看看平行說。

所謂平行說，相當於咱們周朝“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國人野人兩元結構。咱們互相不影響。

你看人家英國人在印度呆了沒多長時間，印度人就開始穿西服打領帶了。但是希臘人在亞洲呆了300年，希臘語卻並沒有成為優勢語言。甚至過了2000多年一直到一戰後，土耳其和希臘還做了一次人口置換，有多達100萬的希臘人被遣送回希臘，這也是平行說一個非常有力的證據。也就是到了亞洲的希臘人，他們並沒有和當地人融合。

那你可能要問了，亞歷山大當年不是要搞亞歐一體化嗎？為什麼他死後是這麼個互相割裂的局面呢？亞歷山大死後，他手下的將軍們爆發了激烈的內戰，史稱“繼業戰爭”。這段非常精彩的歷史，我就不展開了，推薦同學們親自讀一下詹姆斯·羅姆的《王座上的幽靈》，寫得非常好。

繼業戰爭打了四十多年後，亞歷山大的帝國大致被分為三塊，分別是埃及的托勒密王國、亞洲的塞琉古王國（大致和以前的波斯差不多）和歐洲安提柯王國。

歐洲的安提柯王國就不說了，因為它涉及不到希臘和亞洲之間兩種文明的融合。咱們只看托勒密和塞琉古。當年波斯把整個帝國被分成20個省，雖然每個省派一個大權獨攬的總督，但是下面的具體工作也都是交給當地的精英去做，也就是說，波斯並沒有一個發達成熟的官僚體制。

亞歷山大打敗了大流士三世之後，波斯貴族是服氣的，認帳的，所以他讓波斯人繼續當二鬼子，替他在各個行省管著行政這一攤，但同時他把兵權放在馬其頓人手上，同時收稅的權力也放到了馬其頓人的手上。也就是說行政權、軍權和財政權是分成三塊的，只有行政權交給波斯貴族，交給當地精英。這就有效避免了波斯的情況，就是放出去的總督一個個都成了土皇帝，央地關係怎麼弄都失調。

但是，亞歷山大可以把波斯人當二鬼子，因為他自己就是個國王。而托勒密和塞琉古就不行了，他們都是武將打出來的，合法性不夠，就沒辦法把波斯人當二鬼子。不過對於托勒密和塞琉古來說，有比波斯人更放心更好用的二鬼子，就是希臘人。馬其頓人與希臘人語言相通，他們選擇希臘人當二鬼子之後，就徹底堵死了波斯貴族的政治參與，這是形成隔絕最重要的原因。

互相隔絕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馬其頓人與原住民的比例達到了1：100以上。在這樣的人口比例下，馬其頓人必然像斯巴達人防黑勞士一樣，不到萬不得已是絕不可能給原住民上升通道的。

所以我們看到，托勒密王朝到了第三代國王，還有翻譯局這樣一個常設機構，這個翻譯局是幹什麼的呢？就是負責把國王的命令翻譯成埃及文傳達下去。生怕原住民學希臘語和希臘文化，是個標準的“禮不下庶人”的兩元隔離的結構。

托勒密的歷任國王甚至都不肯和埃及女人睡覺，他們找王后都是回馬其頓找。塞琉古雖然面積最大，人口最多，民族成分也最複雜，但是它也堅持相互隔離的兩元結構。在塞琉古王朝涉及到官員姓名的這些文獻中，當地人出身的官員比例只有2.5%，而且還都是地方上負責收稅或祭祀的小官兒。

總的說來，從西元前323年到西元前30年期間，希臘文化多多少少肯定對近東、中亞和北非產生了影響，但要說希臘化，這是言過其實了。

我們還可以從政治維度來看希臘文明的影響，《古典歐洲的誕生》的兩位作者說：“一個驚人的事實是，在整個希臘化世界中，取得勝利的實際上是希臘城邦的文化和制度，而不是亞歷山大的馬其頓部族國家模式。”他們恰恰說反了，在埃及和塞琉古，希臘人聚集的地方確實有公民大會，也有體育館和運動會，有些希臘城市甚至還享有完全的自治權。但自治和自由是完全的兩回事兒，自由從來不會來自上面的恩賜和下面的乞求。

在政治這個維度上，我們反而看到了希臘的埃及化。高傲的雅典人曾經把安提柯和他的兒子德米特裡烏斯奉為“走下來的神”，為此還特意把自己的四個部落拆分成六個，多出來的兩個就以安提柯父子倆的名字來命名。活在城邦制時期的希臘人，何曾見過如此厚顏無恥的諂媚。

本節部分內容對應《企鵝歐洲史》第一冊第四章“希臘、歐洲與亞洲：西元前480年-前334年”。

mezhan

茶壶里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