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省工委會案」到「中共膠東區南下匪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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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以顏色-「中共省工委會案」到「中共膠東區南下匪諜案」】

這張圖1主視覺圖的命名，坦白說不太容易，我看就以『還以顏色』吧，來談1949年7月出現的兩大破獲中共在臺組織的政治案件。

話說在1949年1月徐蚌會戰以國軍戰敗告終，蔣中正總統宣布下野，臨別前發表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以及蔣經國為KMT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這兩位名副其實股肱心腹，其實相處上並不和睦。1949年3月13日，小蔣函電宋美齡：「……（四）陳在臺灣恐亦不能持久....」。

1949年5月20日陳誠發布臺灣省戒嚴令後，1949年6月1日，蔣經國在督導部隊載運完上海的黃金和物資抵台後，就攜家來臺定居，一個星期內，他寫信給父親蔣中正先生，表示要重整在臺情治系統，以確保此地安全。

在國府獲得上海撤到臺灣的物資後，表面上是鬆了一口氣，但實際上這國共內戰的局勢，仍在持續惡化，因此，蔣中正於6月20日在高雄，由其所記載的日記內容中，提到舉行名為「高雄情報總機構組織會議」，簡稱「高雄會議」的紀錄。

該次會議的緣起，乃蔣經國於6月8日的信函中，建議改組情治單位，故由蔣中正先生召集KMT情治系統，整合各種軍情系統的指揮協調聯繫，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此次會議決策之影響甚鉅，卽日後「台灣白色恐怖時代」之濫觴。

在會議當天的6月20日，在東京的美國盟軍總部，於國軍「上海保衛戰」失利後，基於對於臺灣軍事之顧慮，恐這不沉的航空母艦淪於共產黨，故於1949年6月20日向國府提出要求，盼國府同意將臺灣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

不用說，這對蔣中正和國府而言，是種落井下石的屈辱要求，雖然蔣先生自信地婉拒其所提議事項，但內心恐怕是焦慮恐懼在心頭。在美方提出這項要求後，蔣中正於六月底召開「東南區軍事會議」決定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並分設「陸海空軍聯席會議」與「政務委員會」，強化東南沿海區域的軍事上的防禦。

從此，蔣先生左右手的他們倆「小委員長」-陳誠，作為軍政和外交上的重臣，和「小蔣」-蔣經國，作為黨務和內府事務的親信，在競逐權力的過程中，夾雜著新仇舊恨(三民主義青年團)之情緒下，兩人互別苗頭，各顯神通。

在這場沒有最終勝負可言的權力賽局中，隨著陳誠在1965年的逝世，致使真相掩沒在掌權者的彼此掩護和心照不宣中。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雖是陳誠提拔的，但很懂得見風轉舵，但後人不察，一直以為彭孟緝和陳誠在1949年7月之後是同掛的，殊不知，已經為蔣經國先生收編了。

所以，7月中旬，國府打算結束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8月發表陳誠為東南軍政長官，彭孟緝為保安司令部司令。蔣家父子以此明升暗降的方式，安排陳誠負責軍政事務，不再使陳誠有權過問政治和情報業務，並提拔願意秉持其意旨行事的彭孟緝，負責臺灣內部安全。

陳誠殫精竭慮地為蔣氏效忠，明眼人看穿這背後的政治算計，他一氣之下，就以獨家自行獲得的《光明報》，丟在總裁辦公室的桌上，嘲諷這組以維護內部安全為由的小蔣-彭孟緝聯盟，竟然無法偵查到中共在臺灣的組織和宣傳品，他自己個人就能取得，令這兩人難堪和感到顏面無光，蔣中正這時就大罵彭孟緝是個沒用的東西，算是沒有當場罵起小蔣，給自己的兒子一個面子，但回去一定大發雷霆，亂摔物品和大聲責備小蔣無能和不用心。

為了要證明自身的能力和對父親有所交代，小蔣當時必定加大力道進行內部的政治偵防和抓匪諜的行動，果不其然，澎湖破獲了山東流亡學校師生的匪諜案，而且是和軍事有關的大案，令小蔣鬆了一口氣，感覺他算是扳回了一城。

但我覺得這是勝之不武，差勁透頂。然而，在陪母偕同父親到新光醫院回診的時刻，看到父親老邁的身驅，令我想起蔣經國的處境，體會他的心境，不知該說什麼，只能長嘆一聲了！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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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的「白恐冤案」是如何出現的？】
在王鼎鈞先生〈匪諜 是怎樣做成的〉文章有言：「我在1949年5月踏上台灣寶島，7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的外省人一個下馬威。」
在王鼎鈞先生眼中的「外省人二二八事件」，是以山東流亡學校師生為祭品，是對外省人的「下馬威」，但為何後續還有更多的冤案?以及為何是以山東流亡學校師生為對象?我想這是當局者的鄉長王鼎鈞先生，所未能想到的不合理之處。
要如何看待這件事情，我想是所有當時受難鄉長的傷痛和苦悶。而身為本案受到偽證誣反的受害家屬後人，但卻偏要用理智來理解不理性現象中的理性，這是理性?還是不理性?(沉思中...?)
1949年的7月，對在臺灣的蔣氏父子來說，並不是一個平穩安靜的月份，我想對在澎湖漁翁島的這些山東師生們，以及對於當時的國人們，沒有人想到這個月的國內外局勢和國民黨內部的政爭是有多麼的波潮洶湧。
因此，經過了仔細考察後，從賽局理論出發，從蔣經國和陳誠的政爭過程中，以中介變數模型，探討當時這冤案發生的因果，可以說對於理解這件事情，是更為合理的解釋。
圖2，以社會科學的因果分析的中介變項模型，透過探討「中介變數」的影響，來說明「白恐冤案」，並非時代必然的悲劇，而是掌握情治大權的蔣家父子，私心自用，濫用權力所造成禍國殃民的「人禍」。
圖3，1949年的山東流亡學校師生冤案，雖然就王鼎鈞鄉長的角度來看，號稱「真相大白」，但卻遺憾沒有將真兇找出和全面繩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