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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冷原子 于 2012-5-13 21:23 编辑
2 t9 p" Q: A9 y+ u e( \' I! [26. 苏联专家曾经留下一个错误的数据,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来回算了八次,都进了死胡同。最后是邓稼先提出、周光召验证。当时他们俩在30出头,那三位是他们的老师辈的,王淦昌资格更老一些。 : Y$ ?7 x- h+ m# s" {( E9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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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这个计算应该先后进行了9次,而不是8次。“9次计算”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中的关键性战役。我印象中,邓稼先本人也是这9次计算的主要直接领导者之一,彭桓武先生主要是做指导。王淦昌在原子弹的制造中主要负责常规炸药的部分,我个人推测,应该没有参加主要针对核反应过程的“9次计算”。郭永怀先生的具体贡献和作用我不是特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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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 `% R1 \ A之所以要进行9次计算,是因为苏联专家讲课(应该就是给钱三强等人讲的那次大课)时提到,原子弹爆炸后某个时刻会达到400万个大气压,但我们总是算不出来,所以前后算了9次。周光召回国后,出任理论室副主任。他(而不是邓稼先)提出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可能是错的,并且提出用最大功原理可以验证这一点。在彭桓武先生的支持下,理论室做了相应的数值计算,确认这个数据确实是错的,于是之前9次计算,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模型,其正确性得到了肯定。也就是说,我们就此拿出了原子弹的可靠的详细设计图。另外,根据《596秘史》一书对当事人的采访,似乎苏联专家并非有意的留下错误数据。那个数据可能是计算机蒙特卡罗计算的一些偶然误差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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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r, \% g$ z( M总之,质疑苏联专家的数据,并且,更为重要的,提出用简单的最大功计算验证这个质疑,这应该是周光召的贡献,而非周邓二人共同的突破。如果说在杜伯纳关于螺旋态的理论工作使周光召在纯理论物理方面一炮走红,那么这个贡献就堪称周先生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成名之作。; H' u6 ~, a5 F& u
8 Q9 ?) y( x+ o1 @6 m; L请看何祚庥先生的生动回忆:' I/ U3 I* h x/ C/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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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做原子弹的理论工作时,曾花了很大的气力来探索原子弹的爆炸原理。那时有一个可供参考的A039文件。这一A039文件是当年有一位苏联专家大致地讲了一个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这个教学模型是在核工业部给部长们讲课时讲的,部长们有钱三强在内。当时苏联的专家讲得很快,讲了个大概的观念,非常要紧是给了个图,在图上有一些标记。其中标记之一,就是当冲击波到了某个位置,其相应的压力是多大。这个图是当时在场的人,特别是钱三强教授记录下来的,事后由朱光亚根据记录整理出来的这样一个材料。当然这是绝密文件。图上曾指出在某个位置上的冲击波,其压力差不多约有400万个大气压力。因为这是个教学模型,所以首先要对这一图形所显示的原子弹的原理进行透彻的研究,亦即设法从理论上计算出这个教学模型所给出的这些结果。很遗憾,当人们做了大量的计算后,在图上所定的位置上,这一400万大气压力就是达不到!这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虽然当时人们作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但人们所作的计算,究竟对不对?是不是里面有原则上疏漏?我们有许多人反复核查其中的计算,看不出有什么不对,觉得都对。那么为什么不能重复苏联的结果呢?是不是有某些因素没有考虑到,或者考虑得不周全?曾做过种种的尝试,都解释不了。这时光召同志提出一个想法,很有可能是苏联专家随意点错了位置。因为这些数据,当时是凭记忆记下来的,在某个位置写上400万的大气压力,未必是对的。因此他就从这个思路去做。这个思路怎么做呢?他想了个办法,叫做“最大功”的方法。光召同志构造了个理想模型,如果某一理想的“原子弹”在受冲击波压缩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耗散,而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它们最大可能所做的功是多少?因为任何热转化为功,总不能超越热力学第二定律。光召同志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就可以构造一个简化模型,这个简化模型不是实际的,但可以估算它最大可能做的最大功。光召同志提出这个设想后,未想到却遭遇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反对的人认为这是个毫无意义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做出来一定是苏联人对,一定大于苏联人的结果,没有意义。光召同志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想法,但是反对的声浪很高,包括一些前辈。前辈们的反对,使光召同志也不能不考虑这些反对意见。因为这牵扯到计算机时间使用的分配。能不能做这件事情还需要一些批准手续。这时周光召同志就找到了彭先生,彭先生全力支持。他说如果你不能做,我来倡议做这件事情。因此由彭先生出面倡议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周光召去做。正是在彭先生的支持下,周光召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最大功。因为这个工作是个理想模型,当然做得比较严格,也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但是这个最大功做出来后,也达不到在某个位置上的400万大气压力!所以光召同志就用了这种严格的科学方法,确实证明了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教学模型,其随手画的图,还是可能有一定的问题。这件事情澄清了很多混乱的思想,也使得我们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光召同志的工作贡献是很重要的,但首先得益于彭先生高瞻远瞩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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