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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看,我还是比较认可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判定的先恨赋后别赋的写作顺序的。这个之前有业人士专门撰长文质疑过。我却从自己推测的角度来看,恨赋其实是因,别赋其实是果。有因才有果。有了对于自己仕途蹉跎,命运多舛的恨,才会有后面虽然依依不舍,但却斩钉截铁的别。这个其实也是江淹成长的历程之一吧。有人把这个结合到江郎才尽上去解释,似乎也说得通道理。但是从后来江淹历侍齐、梁的经历来看,他的政治手段是日臻成熟。但是却还是没有冯道那般的精纯。但这日渐成熟的政治能力已经足以消磨这个震烁千古的文人才华了。套用钱钟书对于恨赋的评价,其实在南朝的文人之中,能在有生之年立足于政界不到的人物,也得想众星拱北辰一样算得上这江文通一号了。所以说从恨赋中能够挣扎出来的人物,才能够在别赋中真正的旷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