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之以德唐太宗的治国之道,是恩威并施,但重点还是在恩怀与德惠方面,故其压迫的形式较为缓和。他对待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目睹四夷君长争相入朝的盛况,喜谓大臣曰:“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
汉唐向称盛世,汉武与唐宗都是炎黄子孙创建统一大业的英主,但两人对待四夷的统治之术却不尽相同。汉武主在用兵,偏重威服,而少怀德化,结果是费力多收效小。唐太宗吸取汉武帝的治术之失的教训,转而侧重德化政策,深得四夷人心,结果是费力少收效大。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如此勋业,
唐太宗并不归功于己,而是首先归功于这一政策的创议者魏征。他忆及初即位时,有人劝他“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我:“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不难看出,由魏征建议、唐太宗实行的德化政策是能使边疆民族归心的。
到了这时,官方文书中被称为 “新疆”的地方共有四个。三个在西南:1、云南的乌蒙 (今云南省昭通市)2、贵州的古州 (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和安顺 (今贵州省安顺市)、镇宁(今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带,3、四川的大小金川 (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部);一个在西北:便是西域。这时的 “新疆”二字并不是作为地名而出现的,前面必须冠以地名,如西域就称作 “西域新疆”。
到了嘉庆年间,西南地区的几个 “新疆”逐渐隐退了,“新疆”一词逐渐地专门用来指称面积最大的“西域新疆”。蒙古族出身的伊犁将军松筠有志于编纂地方志,先后安排几位被朝廷遣戍伊犁的官员担当这一重任。1821年,《西陲总统事略》12卷终于在徐松手下定稿,松筠将它敬呈给刚刚继承皇位的道光皇帝。道光披览之后,欣然将它“钦定”为《新疆识略》。有了皇帝的钦定,“新疆”就最终成了西域专用的地名,“西域”和“西域新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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