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游本昌 - 爱吱声 - Powered by Discuz!

破帽，破扇，破袈裟，走路一脚深一脚浅，冲着镜头咧嘴一笑，“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就唱了出来。那年我八岁，刚上二年级，还不认识“袈裟”两个字，跟着电视里的调子，照样唱得满嘴流利。

我们那个时候，家属楼的电视机还没有几台。到了晚上，有人家屏幕朝外一摆，半个楼的小伙伴都搬着小板凳凑过来，蒲扇拍蚊子的声音和电视里的唱腔混在一起。大人看得笑出了眼泪，小孩看得目瞪口呆。第二天上学，书包里藏一把折扇，课间十个孩子九个在演济公，剩下那一个在旁边唱“南无阿弥陀佛”。

片头有一幕，一只蝴蝶落在他摇动的蒲扇上，停着不走。我们全都信了，信他有法术，信他喊一声，蝴蝶就真会来。有人把家里晾衣服的竹竿举过头顶，在楼下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等一只蝴蝶。蝴蝶没来，蚊子倒是吃了不少。

那时候没有人念得出游本昌这个名字。也不需要念。在我们眼里，他不是游本昌，他就是济公，是从收音机评书和连环画里走出来的那个人，破扇一摇，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

角色比人大，是那个年代的规矩。我们熟悉他的脸，不知道他的名字，更不知道，那个秋天把我们迷得神魂颠倒的和尚，已经五十二岁，在这之前跑了将近三十年龙套。

1933年9月16日，江苏泰州一户人家添了一个男孩，取名游本昌，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孩子从小体弱，三天两头生病，家里人为他操碎了心。找来的人看了一眼，丢下一句判词，这孩子怕是活不过十三岁，只有皈依佛门，才能消这一劫。

今天的人会当这是迷信。1939年，这是要拿命去信的话。父母把心一横，托人把六岁的孩子送进上海法藏讲寺，拜在兴慈法师门下，得法名乘培。

法藏讲寺在吉安路，1924年由天台宗高僧兴慈法师创建，与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并称上海四大丛林，以讲经弘法闻名。寺里的日子有寺里的节奏，晨钟，暮鼓，木鱼，唱诵，香炉里一线细烟笔直地升上去，在光线里散开。一个六岁的孩子在佛前磕头，得了一个法名，从此多了另外一重身份。多年以后家里人对外人解释，说那更像一种精神上的托付，长辈带着孩子拜见高僧，求佛护佑，不见得算正式出家。可青灯古佛下的那几年，在他身上留下了根。他后来一直说，自己从小爱听济公的故事，爱看卓别林的电影，跟着家人看话剧，听评书。一个爱笑爱闹的少年，心里住了佛，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法藏讲寺的晨钟没能锁住他。十几岁，父母把他接回了家。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十六岁的游本昌站在街头，看着这座大城市在他眼前变了一个模样。多年以后他讲起入党的念头，把根就扎在这一天，那年他亲眼看到的事，让信仰的种子落进了心里。种子落下去，要等很久才会发芽。这一等，就是七十五年。

1951年，十八岁的游本昌从南京钟英中学毕业，进了南京文工团。第二年调到上海，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表演系，也就是后来的上海戏剧学院。1956年毕业，分配进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今天的中国国家话剧院。

后来他在《人民日报》的口述文章里回忆，每次公演，节目单上介绍主角都有详细的履历，介绍他的那一栏，只有四个字，本院演员。老师安慰他，你不是衣服的面子，你是里子，是硬里子。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叫佐料演员。他的原话是，好像上菜似的，我不是那个肘子，也不是那个黄鱼，我是那个佐料。但是一部戏没有佐料，也不行。

三十年里他演了七十九个角色，绝大多数连名字都没有。游行队伍里的群众，军队里的战士，贵族的佣人，反派的手下。有的角色跟着主角从上场口走到下场口，就算演完了。

1959年，剧院排话剧《大雷雨》，他领到一个小农奴，没有台词，出场十几秒，从舞台一侧走到另一侧。他去了图书馆，把哥尔多尼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十九个剧本找来研读，去弄明白十八世纪俄国农奴制是什么，农奴的手脚常年做什么活，走路该是什么姿态。他后来讲，角色没有台词，不代表没有声音，那声音在农奴摔断过的腿里，在他看见椅子想坐又不敢坐的眼神里。演出之后，那段十几秒的行走被人记住，成了报纸上说得出的一个经典龙套。

把小角色当大角色来演，把龙套当主角来下功夫。这句话他说了一辈子。三十年佐料熬下来，熬出了一身真功夫，只是没有人看见。他自己倒不慌，他说，照着月亮瞄准，总比照着树梢瞄准打得高。

一个人的前半生，就这么安安静静地举轻若重。我们这一代人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三十年的存在。现在回过头看，那三十年不是浪费，是一口锅在慢火上炖着，炖到1984年除夕，掀盖了。

1984年2月，首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一个穿着蓝紧身衣的男人走上台，拧开一个不存在的龙头，浇了一头不存在的热水，又被不存在的冷水激得直哆嗦。全场没有一句台词，四分钟，十几次掌声。

哑剧这门手艺，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他把哑剧称作表演的基本功，也是他心里最喜欢的一种形式。后来他在采访里说，这个形式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我能表达，而且它不光是远距离，近距离近到你光看我的眼睛，就能感觉到瞳孔里是什么。他还讲过哑剧的道理，哑剧是一种沉默的艺术，所以我要制造矛盾，洗澡的时候一会儿通了，一会儿堵了，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感觉是重要的。

这段节目在筹备时差点被毙掉。有人讨论，洗澡这种事演出来雅不雅。讨论到最后，大家认定这种哑剧靠的是想象力，通过了终审。同届晚会上，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吃面条》开创了春晚小品的路子，红遍全国。哑剧没有走成那条路，在后来的中国电视里，它始终是一门冷清的手艺。这件事游本昌记了很多年，也扛了很多年。

我们这些七十年代末生的孩子，对哑剧的喜爱就是从电视里来的。春晚的重播，电视台的曲艺栏目，一张从录像厅借来的录像带，都能看到那种一滴声音都没有、全凭一张脸一副身子撑住整个屏幕的表演。小孩子不懂什么叫默片传统，不懂什么叫形体训练，只觉得这个人了不起，他一个人能演一整个世界。学校文艺汇演，有人偷偷模仿《淋浴》里拧龙头的动作，没有音乐，底下笑成一片。后来我们知道了，那种表演在西方有卓别林，在中国有王景愚，还有一个憋了几十年劲、把哑剧当命的游本昌。

1985年，上海电视台筹拍六集电视剧《济公》，导演张戈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演员照片。促使他定下人选的，正是春晚那个拧龙头的男人。他带着副导演和化妆师进京去请，游本昌听完，笑逐颜开。

开机之前，张戈对济公这个人物拿不准，问他该怎么演。游本昌挑起右眉，眯起左眼，双肩恣意抖动，一个又疯又灵的形象当场活了。张戈一拍大腿，对，对，就是这样。

剩下的活，全是他自己往身上揽的。剧组发的是新僧袍，他挂起来，这里剪一刀，那里磨一下，硬是把一件新衣服糟蹋得看不出年头。他用眉笔把牙齿涂黑。到片场候场时打了个盹，听见导演喊他，慌忙起身趿拉着大鞋跑过去，鞋太大，脚在鞋里拖着走。跑着跑着他站住了，这就是济公的步态。那句破僧衣不趁体的文学描写，就这样落进了两只趿拉着的破鞋里。

拍摄在夏天，气温三十九度。有一场戏要济公大口吃肘子，道具肘子头天下午买来，用塑料袋包着，第二天下午才开机，一咬，肉臭了。导演没有喊停，他只能大口嚼，还得演出香得不得了的表情，直到喊卡，才全部吐出来。还有一场挨打的戏，演衙役的演员下不去手，拍出来假，一遍遍重来，他被真打了十二轮。

他不肯照本宣科。剧本里有一段写济公跟欺压百姓的宰相称兄道弟，他看不下去，这种桥段不合济公的心肠。他动手改了，改成大闹宰相府，戏弄恶人，解救百姓。他还往戏里添了哑剧的底子，那把破扇子摇起来，眼神一挤，肩膀一抖，全是当年在镜子前磨出来的功夫。

八个半月的拍摄，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左右。他后来在自传《补拙记》里写，济公是我的第八十个角色，我把所有的艺术积累、生活积累和我近三十年龙套生涯里学到的一切都用上了。人生难得一搏呀，尤其是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还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1985年9月3日，《济公》在上海开播，随后被央视推向全国。据报道，收视率最高到过九成以上，这个数字今天的人已经无法想象。第二年，他拿了第四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歌谣传遍大江南北，卖冰棍的老头会哼，戴红领巾的小孩会唱。我们在弄堂里模仿的那个疯和尚，一夜之间住进了几亿人的电视机。

剧组里还流传着三件说不清的事。拍雨中戏，连日大晴，他朝着天默默祈了一场雨，雨来了，戏拍完，雨停了。接着要拍晴天，又连日暴雨，他再祈，雨忽然就停了。最出名的是那只蝴蝶，道具组想尽办法，蝴蝶就是不落，他自己摇着扇子站过去，一只蝴蝶飞过来，稳稳停在扇面上，随他的扇子一起一伏。这三件事他自己讲了一辈子，讲的时候眉开眼笑。是巧合还是缘分，见仁见智，但一个六岁进过佛门的人，一个把济世为公演进骨血里的人，你愿意信他跟这个角色有一点我们看不见的契约。

红了以后，片约雪片一样飞来。绝大多数剧本都在让他再演一遍济公，疯疯癫癫，嘻嘻哈哈。他几乎全推了。演员不该被一个角色框死，更不能糊弄观众。推着推着，找他的人就少了。

1991年，他随团去西藏演出。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他唱那首人人会唱的济公歌，每一句都要用尽全力，唱完回到后台，人已经虚脱。工作人员跑来说，有两个藏族孩子找过来，想请济公爷爷签名。两个孩子献上哈达，是像纱布绷带一样细细的两条。他们说，藏语版的《济公》看完了，没看够，能不能再拍续集。

他收下那两条哈达，郑重承诺，好，回去之后我一定拍。后来他说，演员都盼着拿奖，这两条哈达，就是我得到过的最高奖赏。

承诺还没来得及兑现，家里先塌了半边。九十年代初，妻子杨慧华查出癌症。她是中医妇科的主任医师，两人1956年结婚，婚房十平方米，一起过了半辈子清苦日子。医生给的判断不乐观，她怕拖累丈夫，躺在病床上提出分开，说你熬了半辈子才等来机会，别被我耽误了。

片约全推了，据估算有上百万的代言也在门口被挡了回去。他在病房里搭一张简易小床，日夜守着，喂饭，擦身，寻医问药。化疗最难受的时候，她吃不下饭，他就把一辈子的表演功底拿出来，用哑剧的功夫逗她笑。这一守就是四年，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整整四年。1995年前后复查，医生说，她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

多年后有人问他，那算不算牺牲。他说，夫妻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牺牲。他还讲过他们的相处规矩，有矛盾很正常，最后一句话让对方说，自己不响。

拍济公攒下的积蓄，就是那几年开始千金散尽的。1994年，他成立本昌艺术传播中心；1998年，二十集的《济公游记》开播，导演、总策划、出品人、主演、主题歌演唱，全是他一个人的名字。西藏那两条小小的哈达，等了七年，等来了它们要的续集。

看到市场上缺弘扬传统德行的正剧，他拍了《了凡》。看到中国哑剧没有“哑”、却快要没人记得这门艺术，他拍了哑剧电视剧《游先生哑然一笑》，想唤起人们对哑剧的重视。这几部作品拍完就像泥菩萨入水，商业上没有任何反响，钱赔进去了，他从不后悔。

2006年，为了拍公益剧《了凡》，他卖掉一处房产，筹资近千万元，自己兼制片、导演、主演，还提出一个当时算新闻的条件，只要电视台保证故事完整，不插播广告，他就以一集一元钱的价格出售首播权。一集一元，他卖的不是剧，是一个不被人打扰的完整故事。

2009年，七十六岁的游本昌看到一部写弘一法师的独幕剧剧本，爱不释手，自己出钱买断版权，请女儿游思涵改编，前后改了八遍，扩成多幕话剧《最后之胜利》。没有投资方愿意接，他把北京唯一的住房卖了，和老伴租房过日子，成了高龄北漂。自己组织演员，租剧场，出劳务费，自负全部演出开销。

那一年他还去了黑龙江绥芬河的大光明寺。后来网上流传他散尽家财、剃度出家的说法，家里人对记者澄清过，他是为演弘一法师进寺体验生活，短期受了沙弥戒，得法名定畅，两个星期就回来了。六岁那年佛前得的名叫乘培，七十六岁这一年又添了一个定畅。乘培是求活命，定畅是为角色，两次都与佛有关，两次都回到了人间。

2010年，这部话剧在杭州虎跑寺首演，那里正是弘一法师出家修行的地方。此后十几年，他带着这出戏巡演一百五十多场，进过监狱，进过养老院，去过偏远山区，大多数场次赚不到钱。骨折了，打着固定继续登台。有人劝他，七十多岁卖房子折腾一出不赚钱的戏，图什么。他笑眯眯地回，卖房子怎么了，说明我有房子可卖。这房子怎么来的，是济公送我的，来自济公，还于社会，济世为公。

2016年，八十多岁的他组建艺术团，专门收留热爱表演却没能考进艺术院校的年轻人，免费教。他说，学校不要你，爷爷要你。2017年办济公学堂，开营第一天宣布学费全退，特训营改公益。2018年成立基金会，不叫游本昌公益基金会，他解释，游本昌只是一瞬间的事，我希望基金会可以把济世为公的事情长久地做下去。基金会叫济公公益基金会，2019年发起种子计划，教师团队走进十个县域的五十多所乡村小学，惠及师生三万多人。武汉疫情最紧的时候，他拿出一百万元驰援。儿子后来透露，遗产将全部捐赠。

他大概以为这是三个月的活。结果这一拍，断断续续拍了三年。王家卫的剧组以磨人著称，一场戏反复排练，单机位一遍遍地过。八十七岁的老人，每天工作近十个小时，在轮椅上候场，摄影机一开，立刻精神矍铄。没有自己戏份的时候，他也留在片场，帮胡歌这样的年轻演员搭戏。大量走位下来，脚肿了，接着走。

有一场吃饭的戏，他把肉块掰碎了慢慢吃。胡歌以为他牙口不好，他淡淡地说，我演的是上海爷叔，不能够大口吃肉，如果大口吃肉，我又变成济公了。

剧里的爷叔是黄河路的定海神针。他教阿宝做生意，要有派头、噱头、苗头；他说一个男人应该有三只钱包，第一只是你实际上有多少钱，第二只是你的信用，就是人家钱包里的钱，你能调动多少，第三只是人家认为你有多少钱。他最常做的动作是站着，看着，不响。

全剧最著名的镜头，是阿宝换上一身新西装，站在爷叔面前。爷叔静静凝望，眼眶慢慢湿润，一句话没有。观众后来说，这一个眼神里，装下了上海一个世纪的故事。有人解读，他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他自己解释得更朴素，他说，那泪水中最直接的原因，是拍摄终于过关了，很不容易。

我们这代人是2024年开年刷到《繁花》的。人到中年，白天开会，晚上加班，本来只想找部剧下饭，结果被一个九十岁的老头钉在了屏幕前。那种感觉很异样。三十多年前，他教还是孩子的我们什么是笑，三十多年后，他教已经不再年轻的我们什么是体面，什么是耐心，什么叫把自己的一生收拾得清清爽爽。剧里是九十年代初的上海，正是我们上中学的年代，大人们嘴里的股票、外贸、西服、大哥大，第一次被拍成了我们自己的记忆。屏幕里那个人不响，屏幕外我们眼眶热了。

小时候痴迷济公，是痴迷那份天不怕地不怕的快意。中年后喜欢爷叔，是认出了另一种活法。疯，是他济人的方式，静，是他渡人的方式。同一个人身上，隔着将近四十年的两个角色，原来是一副心肠。

白玉兰奖申报的时候，剧组本来第一时间要替他报最佳男配角，他主动联系剧组，提出放弃，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胡歌说，这就是游老师，他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就是这样，一直在帮助年轻人。胡歌还说过一句话，剧里有两个宝，一个是阿宝，一个是宝贝游老师。

游本昌从艺七十多年，早有入党的心愿。心愿压在心底几十年，他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没达到党员的条件。他时刻反省自己，时刻要求自己，并时刻准备着听从党的召唤。这句话不是客气，是一个在佛前磕过头的人对信仰二字特有的郑重，入了佛门要持戒，信了主义要修行，他两样都当真。

2025年5月，他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2025年6月30日，七一前夕，他在国家话剧院党委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入党。九十多岁的新党员，站在党旗底下举起了右手。那一年年初，他刚从一场大病里逃出来，慢阻肺急性发作，血氧掉到八十多，医院下过病危通知。康复后他参加《济公》播出四十周年的主创见面会，坐在轮椅上大笑着说，年初的时候差不多死了一次了，结果活过来了，经过一段休养，第一件事情就是咱们这个《济公》的见面，太高兴，太幸福了。

宣誓之后，他珍重地抚摸着胸前的党员徽章说，入党不是人生终点，而是新的开始，我要继续发挥光和热，以文艺化导人心，矢志不渝，不负人民。他在人民网的采访里说过一段话，说得像誓言，也像情书，虽然我已年过九十，但胸腔里跳动的，依旧是当年那个渴望光明的少年的心。我将把未来的生命之光，献给壮丽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算一笔账吧。六岁那年，他在法藏讲寺的佛前得了第一个法名，那是一个老人替他向命运求的活路。九十二岁那年，他站在党旗下宣誓，这一次是他自己向信仰交出的答卷。中间隔着八十六年。有人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看，觉得出入之间必有蹊跷。其实哪有什么蹊跷，那都是同一颗心，见不得人受苦，见不得人间不平，年轻时用蒲扇管不平，老了用舞台渡人心，最后把余生交给一个要让再没有人受苦的主义。佛门的功课是放下自己，他在片场守了八十年。尘世的功课是利益众生，他连房子都还给了人间。

2025年9月，九十二岁的他提出住进养老院，说这是追求有尊严的晚年。老太太杨慧华跟着他一起搬了进去。从1956年那间十平方米的婚房算起，他们一起走过了七十年。他两次卖房，她两次点头。他陪她闯过癌症，她陪他从黄河路的光影里走出来。2025年他宣誓那天，坐在台下的她早已泪流满面。

那几年他还做了一件很小的事。从2025年11月起，他在自己的专栏里陆续发了三十六篇长图文，最后一篇停在2026年8月22日。文章里他写道，我是一名演员，在演戏这条路上，我总是拼尽全力，力争上游，在这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为当代的年轻人做一点小小的表率的。不要放弃，绝不要放弃。

八天后，9月24日凌晨1时40分，游本昌在北京逝世。没有任何病痛，睡着就去了，走得超级安详。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

手机推送跳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代人正在单位里、地铁里、晚饭桌前。四十多年前挤在小板凳上的那个孩子还坐在我们身体里，那把藏在书包里的折扇，那句唱了一整个童年的鞋儿破帽儿破，在这一天一起涌了回来。有人说，童年是在这一天又塌了一角。塌了的地方，露出来的是另一样东西，那个疯和尚教会我们的，从来不止是笑。

讣告发出来，他的身份排得很长，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可我还是先想起当年节目单上的那一栏，只有四个字，本院演员。这一次不一样了，人们把他的履历念了很久，念了很久。八十六年从佛门到党旗，三十年龙套，八十个角色，两回卖房，四张病床前的春秋，一百五十场不赚钱的话剧，五十所乡村小学，三十六篇写给年轻人的专栏。念到最后，剩下的是一把扇子，和扇子上一只不肯走的蝴蝶。

告别仪式安排在月底的八宝山。歌谣还在，他唱，走啊走，乐呀乐，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如今不平的事还有人管，他就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