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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项立刚“质疑鲁迅”论调的全方位学理批驳 [打印本页]

作者: xiejin77    时间: 前天 09:48
标题: 项立刚“质疑鲁迅”论调的全方位学理批驳
历史本体的遮蔽与启蒙价值的矮化

——项立刚“质疑鲁迅”论调的全方位学理批驳


通信业观察者项立刚撰写的《越来越不相信鲁迅,因为我们骨子里是一样的》及《为什么我们会比鲁迅更理解中华文明》等文章,在当代思想界与网络舆论场引发了剧烈反响。
该系列言论以当代中国在高科技通信与装备制造业取得的飞跃为经验凭据,借由狭隘的技术决定论、实用功利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立场,对鲁迅及其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群体展开了全盘解构与贬抑。其核心论点集中于五个层面:一是断定鲁迅身处国家衰败之时“看不懂中华文明的强大”,其文明认知“自然是浅薄的”;二是断言鲁迅作品中的中国人全是懦弱麻木的病态形象,普通人皆被其鄙视,正面人物仅有日本教师藤野先生;三是指控鲁迅将民族苦难夸大为国民劣根性,批判中医、倡导汉字拉丁化是“挖断中华文明的根本”;四是指责鲁迅缺乏实干精神,在革命者流血牺牲时“动不动躲到日本租界里,百无一用”;五是将中国近现代史机械化约为“建立稳定政权与迅速工业化”,认定当前政治制度与价值理念不过是数千年来未曾改变的封建官僚体系延续,进而断言文人启蒙对现代国家建构毫无价值。


然而,从事实出发的话,这一系列论调在文献实证、文学阐释、革命史实与唯物史观方法论上皆存在根本性硬伤。其逻辑本质是以当下的“后发性自傲”割裂历史的发生过程,试图以机械唯物主义斩断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纽带。


我想通过自己的理解来深入辨析其论证漏洞与价值误区,这对于更准确地理解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艰难轨迹、维护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合法性,以及筑牢当代文化自信的理性根基,具有关键的学理与现实意义。


一、 学术渊源与文明辨析:驳“鲁迅对中华文明认识浅薄”论


项立刚将鲁迅对宗法封建思想的痛剿判定为对中华文明认知的“浅薄”,其前提假设是鲁迅仅能在民族衰弱时哀叹而无法理解传统的内在力量。这一判断是无知且愚蠢的,要知道鲁迅可不是只有杂文和讽刺小说的,他一生在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史与传统思想考据领域都有着明确的学术实践与巨大的学术建树。


鲁迅作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奠基者之一,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系统研习训诂学、音韵学与文字学,深刻继承了乾嘉朴学钩沉发微的研究范式。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鲁迅以惊人的文献辨析力开拓了数个至今仍具典范意义的学术领域。其历时十余载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仅彻底结束了中国古代小说“自来无史”的学科空白,更以严谨的考订与精辟的史识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开山巨著。为完成该著述,鲁迅在文献辑佚领域用力极深,其所辑录的《古小说钩沉》网罗周代至隋代散佚小说三十六种,校核严密,被郑振铎评价为以乾嘉大师之法辑录古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其考订之周密精详至今罕有人能超越。此外,鲁迅用数十年心血博采诸本校订的《嵇康集》,至今仍是魏晋文学研究的案头典范;而其在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执教期间所撰的讲义《汉文学史纲要》,上溯文字之始,下断汉魏之交,在分析屈原、司马迁等人格气度时展现出极为深厚的文明审美与史学洞察力。在居京期间,鲁迅还潜心搜集、整理了大量六朝石刻与汉代画像砖石,甚至曾以两周时间手工抄录校勘万余字的佛经《法显传》。一个在古代文献考据、古典文学源流与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达到巅峰高度的学者,被一个缺乏基本文史学术训练的网络评论者扣上“浅薄”的帽子,充分体现了评判者自身的无知妄言。


更关键的是,项立刚混淆了“作为压迫工具的封建礼教与专制制度”和“作为精神本体的中华文明”。鲁迅早在1908年撰写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时,就明确反对将西方制度和唯物质主义照搬至中国,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所批判的“吃人”的仁义道德,是统治阶级用来禁锢思想、摧残人性生机的意识形态枷锁。在1934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国民党官僚阶层陷入悲观迷茫并借求神拜佛掩饰无能之际,鲁迅写下了振聋发聩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明确指出,所谓失掉自信力的只是浮在表面的统治者与投降派,而真正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正史即便作为帝王将相的家谱,也掩不住他们的光芒,这批人正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把对文明传承的信念牢牢扎根于人民大众的实践与牺牲之中,这种将批判锋芒指向腐朽统治阶层、将崇高敬意赋予底层脊梁的文明辩证法,远非庸俗复古主义所能企及。


二、 现实主义的人文光谱:驳“笔下皆为灰色批判与仅有藤野”论


项立刚断言鲁迅笔下人物均是赵老太爷、阿Q、祥林嫂这类懦弱麻木之徒,声称鲁迅对普通人“只有鄙视与哀叹”,正面人物“只有日本人藤野先生”。这一论调是对鲁迅文学形象谱系的全面曲解与事实篡改。


鲁迅对于底层普通劳动者的态度,贯穿着真切的阶级同情与深沉的自我反省。在现代散文《一件小事》中,鲁迅以知识分子的自我剖析视角,描写了一位在撞倒老妇人后毫无逃避、毅然主动承担责任并将其搀扶至巡警阁子的黄包车夫。车夫在严寒晨风中“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直接反衬出知识分子“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成为催促叙述者自省与自新的永恒道德动力。在小说《社戏》中,双喜等农村少年的机智聪慧、善良热情,以及六一公公真诚宽厚的民风,闪烁着未被礼教污染的人性光彩;在《故乡》中,对少年闰土灵动健康的赞赏与对中年闰土苦难遭遇的哀悯,直指苛税与等级制度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摧残,内蕴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悲痛。


在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与现代革命叙事中,鲁迅更是塑造了顶天立地的正面民族英雄谱系。在《理水》一文中,鲁迅重塑了大禹这一中华先祖形象。大禹面目黧黑、粗手粗脚、满脚底都是栗子般的老茧,带领随员风餐露宿,以实事求是的“导”法平定水患,与只会空谈甚至宣称“禹是一条虫”的文化山学者以及贪图享受的朝廷官僚形成鲜明对照。这正是鲁迅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向中华文明中踏实肯干的实干家致敬。在《非攻》中,墨子席不暇暖、脚踏草鞋制止大国侵略的工匠精神,同样是正面的崇高写照。在现代题材方面,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痛悼爱国青年刘和珍,赞其为“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高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士精神;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他以如椽巨笔讴歌了柔石、白莽、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左联五位青年共产党员为了民族解放而从容赴死的硬骨头气节;在《悼杨铨》中,他挥泪长吟“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将反抗白色恐怖的民权先驱杨杏佛视为全民族的健儿痛加哭悼。


将阿Q、祥林嫂这类饱受阶级压迫与封建伦理折磨的悲剧形象,说成是鲁迅在“鄙视普通人”,暴露了文学常识的匮乏。鲁迅遵循的是现实主义文学“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规律,其剖析劣根性是对受害者血泪命运的极度悲悯,旨在唤醒民众觉醒并推翻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


三、 革命阵地与现实斗争:驳“躲在租界与百无一用”论


项立刚攻击鲁迅“做不了实事”、“百无一用”,并质问鲁迅在烈士流血牺牲时“动不动躲到日本租界里”,这一言论在历史史实层面属于恶意抹杀革命文化战线的重大牺牲与历史贡献。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客居上海越界筑路区域(山阴路大陆新村,即鲁迅杂文中所称的“且介亭”,意指半租界),决非贪生求安,而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残酷文化围剿与人身肉体消灭时的斗争策略。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进步知识分子。1930年,鲁迅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随即遭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密令通缉,被扣上“堕落文人”罪名,长期处于人身安全受到极度威胁的半地下生存状态。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街头暗杀,盛传鲁迅亦名列暗杀黑名单。鲁迅在明知有去无回的极度危险下,依然义无反顾前往万国殡仪馆参加杨杏佛的大殓,出门前甚至未带家门钥匙,以示“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的殉道决心。


在上海的隐蔽斗争中,鲁迅的寓所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极其珍贵的避难所和革命文化策源地。早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在反动当局严密搜捕之下,数度避难于鲁迅寓所。鲁迅不仅为瞿秋白夫妇四处托人寻找安全居所,在住处狭窄时更是让出床铺供瞿秋白安睡,自己与许广平打地铺。瞿秋白就义后,鲁迅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历经艰难将瞿秋白的译作编校结集为《海上述林》,以化名方式印制传世,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同时,鲁迅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灵魂人物,在国民党重重书报审查与秘密逮捕的重压下,使用上百个笔名,以杂文为武器持续向反动派开火,牢牢占领了无产阶级文化阵地。


对于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早已有盖棺论定的评价。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论鲁迅》讲演,指出鲁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当代,国家领导人同样高度肯定鲁迅敢于斗争的“硬骨头”精神与“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为民初心,将其确立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项立刚以武夫式的功利偏见把思想战线抹杀为“百无一用”,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的基本认知。

未完待续

作者: 赫然    时间: 前天 13:02
更大的问题是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或者说是用现在的现实情况来评判一百年前鲁迅的立场。这个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再加上,这里明显的以偏概全。可以说这样评价鲁迅完全是别有用心。

可以这样说,如果项回到一百年用这样的观点,完完全全就是封建卫道士。中国按照他的道路走,最好的情况是印度,一般情况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阿富汗。
作者: xiejin77    时间: 昨天 09:09
四、 激进抉择的历史还原:驳“批判中医与支持废汉字挖文明之根”论


项立刚将鲁迅对传统医学的批判及对汉字拉丁化的支持,简单定性为“挖中华文明的根本”,这一论调彻底抽离了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启蒙自救的严酷背景。


鲁迅对传统中医的激烈批评,必须放回晚清民国时期民间庸医充斥、玄学巫术盛行的现实中予以历史分析。在散文《父亲的病》中,鲁迅以沉痛的笔触还原了少年时期奔走于药铺与病榻的惨痛经历:当地所谓“名医”面对其父的水肿绝症,索要奇贵的诊金,开出“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一对”,乃至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所谓“败鼓皮丸”(取“水肿即鼓胀,破鼓皮可克之”的巫术联想)。这些打着古法旗号的草菅人命与市侩欺诈,直接导致其家庭破产与父亲早逝。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学医的初衷,正是为了学习近代实验科学以破除这种迷信陋习。这种批判本质上指向的是附着在传统医道之上的迷信巫术与伦理虚伪,呼唤的是实事求是的现代科学精神。至晚年,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中客观肯定了《本草纲目》的经验价值,指出“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并亲自搜集修补民间医书与实用验方,展现出扬弃巫魅、吸纳经验的唯物主义科学态度。


对于汉字改革与汉字拉丁化问题,同样不能脱离当时文盲率超过80%的沉重现实。在传统社会中,繁复的汉字与艰涩的文言文长期被少数士大夫阶层垄断,构筑了高深的精神特权门槛。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指明,文字难写、难认成为封锁劳苦大众接受现代思潮的鸿沟,并提出“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鲁迅支持瞿秋白等人推动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其直接动机是快速降低识字成本,使亿万底层工农群众能迅速掌握读写工具,进而投身于民族救亡与阶级觉醒。五四运动以降对语言文字现代化的激烈探讨,虽在个别激进表述上带有历史局限,但直接孕育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以及覆盖全国的全民扫盲运动,为后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培养了数以亿计具备基础识字能力的现代产业工人。将先驱在生死存亡之际寻求大众平民化的救国之策斥为“挖文明之根”,是以现代安逸环境下的文化优越感对历史先锋进行的苛责与诋毁。


五、 现代性转型的逻辑谬误:驳“工业化与文化启蒙的机械对立”


项立刚论述中最具欺骗性的论调,在于其将工业化实践与文化思想启蒙割裂为对立的二元范畴,并宣称中国的政治制度“几千年没有改变”,据此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这一观点在社会学、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上陷入了三重致命的理论谬误。


第一重谬误是将“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割裂。项立刚以当代华为、中兴、大唐等通信企业的技术突围为依据,贬斥现代文学启蒙“做不了实事”。然而,早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就前瞻性地批驳了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单纯迷信“坚船利炮、路矿商估”的技术救国论,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核心论断。鲁迅深刻洞察到,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心依然停留在封建人身依附、男尊女卑、听天由命的状态,即便拥有再多的铁轨和机器,也无法抵御文明的沉沦。现代工业社会的真正支柱不仅是钢铁与芯片,更是具有自主意识、协作精神、理性思维与平等权利观念的现代劳动者和科研工作者。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蒙昧的精神扫除,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社会革命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斩断,旧中国深陷于宗族宗法枷锁中的普通大众,根本不可能转化为现代工商业所需的产业大军与科技攻关主体。


第二重谬误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制度复古论。项立刚宣称“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从西方抄来的,而是我们自己几千年的传承……中央集权、郡县管理、土地国有、官员流动、任人唯贤,这个政治制度是几千年的政治制度,我们并没有改变”。这一说法不仅暴露出政治常识的严重匮乏,更在理论上彻底抹杀了百年中国革命的本体质变: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之上,本质是皇权专制与人身奴役的“家天下”;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将推翻三座大山、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退行化归结为两千年封建皇权统治的技术性修补,无异于在学理上否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历史正当性。


第三重谬误是将历史的结果倒置为历史的原因,陷入盲目的后发虚骄。项立刚在文章中洋洋得意地宣称“山脚下苦苦攀登的鲁迅,没有机会看到美丽的风景,而我们登上了山顶,我们比他幸运”。这种论调完全倒置了历史进程中的因果联系:当代人之所以能够立于工业化与国家富强的山顶,恰恰是因为在沉沉黑夜中,有包括鲁迅在内的无数革命先驱与思想巨匠,在荆棘丛中挥刀劈路、流血牺牲,唤醒了沉睡的民众,奠定了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精神基石。前人拼死拓荒,后人在其种下的巨木树荫下乘凉,却反过来嘲讽拓荒者“满身泥泞、看不见风景、百无一用”,这不仅是历史认知的浅陋,更是精神伦理上的背叛与不义。


六、 履历作风与阶层投机:项立刚话语轨迹及其历史虚无主义渊薮


审视项立刚对鲁迅及现代启蒙阵营的粗暴发难,不能仅仅停留在其文本层面的逻辑漏洞,更需要对其个人的一贯话语风格、学术底色与职业生态进行深度的回溯式解剖。这种表面激进、内里陈腐的说辞,绝非孤立的偶然偶发,而是其个人一贯的商业化人设经营、阶层投机心理与庸俗唯生产力论杂糅的必然产物。


从学术素养与话语作风来看,项立刚虽屡次高调宣称自己“是搞文学研究出身”、“读过全集”,标榜其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硕士背景以压制批评者,但其行文却几乎完全脱离了严肃学术研究的规范,充斥着外行式的武断与反智主义的粗俗。网络舆论与学界对其长期的观察表明,项立刚极为擅长利用信息不对称与学科跨界在网络舆论场博取眼球:作为通信行业的行业观察者与自媒体商人,他不仅频繁以门外汉身份对结构生物学、人工智能等深奥前沿学科发表反常识断言,更热衷于以粗暴的人身攻击替代学理辩论。在公共议题讨论中,他曾公然抛出“不看新闻联播的是下等人”、“下等人基因差”等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封建等级制谬论,屡次以极其污秽的市井詈词辱骂提出异议的普通网民。这种在心理机制上根深蒂固的“自命为人上人”的精英傲慢,恰恰与鲁迅一生甘当“孺子牛”、深刻体恤底层苦难的人民性立场形成鲜明反差,从根本上注定了他无法理解鲁迅对旧中国吃人等级礼教的痛切鞭挞。


从思想演变与阶层投机来看,项立刚在文中自认“前些年也有做公知的潜质”,在中国弱落时动辄嘲讽,而在产业起飞后又迅速摇身变为狂热的“正统代言人”,这一自白恰恰揭示了其精神深处的依附性与投机性。正如评论界所指出的,此类话语操作本质上属于高度商业化的“爱国流量生意”。其特点在于脱离客观规律与历史辩证法,将复杂的历史变迁与国家建设矮化为非黑即白的立场站队。当国家面临外部打压时,他便把特定科技企业的商业成败神圣化为不容置喙的图腾;当民族工业取得突破时,他又急切地用粗陋的民族沙文主义去否定近代一切思想启蒙的必要性,甚至通过贬低西方人“连热水都喝不上”式的愚民言论来博取廉价喝彩。这种从极度自卑向极端虚骄的急剧滑移,正是未曾经过理性精神洗礼、缺乏坚定唯物主义信仰的投机性知识分子最典型的精神病灶。


最为致命的是,项立刚的这一套话语体系构成了当代一种隐蔽却极具危害性的“封建复古主义变体”的历史虚无主义:



结语:亟需重申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


项立刚的论述集中折射出当下社会思潮中一种危险的价值转向:伴随着国家综合国力与工业制造业的迅猛崛起,部分实用主义者开始沉溺于宏大的技术崇拜与粗鄙的物质炫耀,急于回过头来清算近代以来的启蒙传统,试图以封建纲常和皇权遗产来阐释现代文明的成就。这种论调看似在鼓吹“民族自信”,实则是以极端肤浅的姿态切断了当代中国与现代思想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血联系。


鲁迅并非神坛上不可评说的泥塑,其思想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与特定的激进波折。然而,鲁迅在民族危难之际所展现出的绝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对底层平民被压迫命运的深切同情、对一切专制腐朽势力的决绝反抗,以及毛泽东所高度赞扬的“硬骨头”品格,构成了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灵魂基质。


真正的文化自信,绝不是躺在先祖遗产和技术报表上的自我陶醉与自欺欺人,而是像鲁迅那样,敢于直面自身的不足,敢于以解剖刀式的理性审视社会矛盾,敢于在大风大浪中做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倘若抽离了鲁迅所开创的“立人”之魂,将现代化仅仅等同于厂房、公路与通信基站的物理集合,社会就极易在精神深处重新滑向麻木、自满与精神胜利的历史怪圈。在这个意义上,重读鲁迅、捍卫鲁迅,绝不是恋旧,而是守护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精神清醒剂与文化防线。




可以说,项立刚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源于一个脱离了严谨学术根基的传媒商人对国家现代性演进机制的严重无知。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思想战线为工业化铺平道路的奠基之功,完全归功于其脑海中幻想出来的封建帝王式“集权秩序”。这种将工业成就与封建糟粕强制缝合的话语,不仅无法真正建构文化自信,反而是在用腐朽的帝王将相家谱去玷污现代中国的革命合法性与人民性灵魂。




作者: 史节    时间: 昨天 20:57
xiejin77 发表于 2026-9-5 09:09
四、 激进抉择的历史还原:驳“批判中医与支持废汉字挖文明之根”论

项除了对信息产业的发展外,在文化方面的看法几乎不能看。

但必须注意到项的思想的错误之处。新中国的建立在于对于中国文化的扬弃上的,所谓新文化。而今天中国成功,很多人以为不需要中国文化的扬弃便可以成功,这的确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另一个表现。但凡往回走,不仅对千百万人的牺牲不尊重,也是忘记了邓的那句,除了社会主义,都是死路的历史性总结。
作者: 陈王奋起挥黄钺    时间: 3 小时前
xiejin77 发表于 2026-9-5 09:09
四、 激进抉择的历史还原:驳“批判中医与支持废汉字挖文明之根”论

严格来说鲁迅也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在他生活的那个时刻,是中国历史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刻,看不到任何希望。鲁迅主张推倒重来,然而怎么推倒,他也不知道。但实事求是地说,隔断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推倒重来,中国还是中国吗?

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刻,我只看到2个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一个人是梁启超,一个是教员。前者写下了少年中国说,后者写下了沁园春长沙。除了他们以外的任何人,最好的就是鲁迅了,他没有办法,看不到希望,唯有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

项立刚代表革命成功的另一个极端,一旦革命成功,革命就没有必要了,甚至有从开始就没有必要的幻觉。项立刚是幼稚的,但代表着另一种自信。伟大的国民必须自信,哪怕显得有的蠢。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经历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后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在文革后经过教员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全面教育,社会大学的捶打,这才让整个中国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宛若新生的全新文化。(鲁迅+项立刚)/2大约等于今天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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