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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民族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价值革命 [打印本页]

作者: 晨枫 时间: 昨天 09:16
标题: 民族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价值革命
李林杰：民族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价值革命

以中国舆论场域漫天兴起的“悼明风”为代表，将中华民族之国族民族主义推向汉族主体民族主义。如何与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相处，考验着此次价值革命的未来。

近期公布的《中国2025版课程标准》引发广泛关注，其中一项重要修订，是将旧版课标中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调整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这一术语变更迅速引发学术争议：部分观点认为这构成对历史事实的“去专制化”处理，另有观点则视为文化自信的体现。然而，若仅将此视为史学概念之争，可能低估背后蕴含的深层价值转向。

此次修订首先触发学界关于古代中国是否属于君主专制制度的论辩。支持“君主专制说”的学者秉持王权主义范式，系统分析君主在传统帝制中的角色、地位与功能，指出古代中国的显著特征，在于王权对社会的主导性支配——道德原则的制定、社会舆论的导向，以及最终裁判权均集中于君主，他的意志直接决定个体的是非评判与荣辱予夺。

即便制度内部存在相权等分权设计，此类权力本质上属于君主授予的派生性权力，存续始终依附于君主个人意志。

反对方学者则强调历史事实的实证维度，主张摆脱韦伯式理想类型的纯粹性追求，认为君主专制中“专”的表述应具备可验证性。基于此，帝制时期强韧的地方自治传统、宗族治理体系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士人政府，对于君主意志的事实制约，使得“专制”概念难以完全契合历史实态。社会并非可供君权任意操控的原子化状态，君主意志在官僚体系内的贯彻亦非始终如一。

争议根源在于君主专制概念，兼具规范性与事实性双重维度。

倾向在传统中探寻连续性资源
规范性维度体现为对权力形态的理想化界定，事实性维度则要求基于历史实证。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对古代中国是否符合君主专制核心要件的判定，存在根本困难，尤其关于君主权力“专”的程度界定，始终存在持续的学理争议。然而，教材表述变化的核心关切，并非学术判断本身，而在于当代中国不再以单一的否定性现代性视角，审视自身传统。具体而言，此命题的关键并非执着于事实还原的精确性，而在于当下价值基准的可能转变，即对古代中国的传统与文化，从一种总体负面的评价立场，转向趋于中性的立场。

与此前较长时期内，以批判、否定为主导的叙事不同，中国当前更倾向于在传统中探寻连续性与可资继承的资源，而非仅视为须被现代性超越的对象。它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态度，已从晚清以降持续的总体性批判乃至革命性否定，转向一种内在继承与建设性接受，不再囿于单一的否定性现代性视角。这一价值转向并非偶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构建以效率、增长与发展为核心的经济价值体系，并由此实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跃迁。然而，在此进程中，经济理性事实上占据公共价值叙事的中心地位，致使文化意义、历史连续性与共同体责任等议题，长期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经济理性能够解答“如何增长”的问题，却难以回应“为何共同生活”的意义追问，这种意义层面的悬置，逐渐显现内在局限。

正是在此语境下，当代中国逐渐显现出二次价值重构的历史需求。这并非对改革开放的否定，而是成功所衍生的逻辑延伸：在完成物质现代化之后，社会开始重新寻求能够整合经验、塑造主体并赋予历史方向感的价值框架。就此而言，这更近似于一场象征性的叙事与价值坐标革命，而非制度意义上的革命。也即在经济增长到达一定程度后，在与之伴随的价值真空与废墟中，中国开始拥抱本民族的主体价值、意义认同与情感归属，将价值的合法性担纲于民族概念本身，这是一场静悄悄的价值革命或文化革命。在现实层面，这种价值重构往往通过重新评价历史、强调文化连续性与共同体责任，个人被重新嵌入一种更具纵深感的民族叙事之中，从而获得超越纯粹经济目标的意义坐标。

近代以前，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高自尊—低反思”自恋结构之中，文化正当性与历史连续性未遭根本性质疑。近代冲击的到来，尤其在列强入侵与制度失效的双重打击下，此集体自恋结构遭遇剧烈挫败。由此产生的，并非单纯的自我反省，而是一种更为深层的自恋性创伤。

在此背景下，自恋能量并未消弭，而是发生方向性转移：一方面转向自我攻击，表现为对传统的全面否定以解释失败；另一方面则转向对外部范式的模仿，将他者文明依次理想化为唯一正当的现代性模板。无论何者，心理基础皆非自信，而是受挫自恋在自我惩罚与自我否定中的扭曲形态。

力图重建更为稳定的集体自尊结构
及至经济水平、国家能力与制度稳定性逐步恢复，此种以自我否定为核心的心理结构，渐显不可持续性。持续的自我攻击难以继续提供发展动力，单向度的外部模仿亦无力回应“我是谁”的根本性诘问。正是在此节点，自恋性修复作为一种集体心理机制开始浮现：曾被压抑的历史正当性、文化价值与文明连续性，被重新纳入可被言说、可予肯定的公共叙事范畴。

必须指出，此种自恋性修复并非必然导向自我膨胀或对他者的贬抑，而是更接近一种心理意义上的“复位”——在承认近代创伤与现代制度成果的同时，停止将自我否定作为唯一合法的认同根基。正是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的价值重构，并非复归前现代的自恋自满，而是力图在受挫与恢复之间，重建一种更为整合、更为稳定的集体自尊结构。

但若这种自恋性修复不能批判性审视本民族文化的优劣，势必不可在平常心下树立自然的自尊与自信，而会导向傲慢与自大。一种健康自然的对本民族传统与文化的总体接受，并不意味着对文化内容中的一切不加反思地概括承受，而须清醒直面“长”与“短”，在此基础上再寄予意义归属。诸如中华传统与文化中一个突出特色，是对“人”之概念的着墨，无论是作为圣君、贤臣，还是作为百姓可及的君子，均将一种价值期待附着于一个又一个具体之人上。这能最大程度激发每一个人向善向好的可能，推进整个民族奇迹般的改善力。

但与此种价值角色相伴随的，一方面是殊大的责任，乃至民族与国家的兴亡与命运，担纲于一个具体之人肩上，构成一种莫大的荣誉以及不可承受之重量；另一方面是巨大的权力，若仅凭道德勉励与内心革命，或许并不能在国家、社群、团体乃至家庭中，去完成角色的应然。此种以个人生命之重量来承担王朝兴亡，赋予本民族文化以独特的美学色彩，或许亦需要价值层面的反思，以制度、契约、程序、规则等抽象物来分担个人之责任。

更值得警惕的是，同建制派价值革命相并行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转向，以中国舆论场域漫天兴起的“悼明风”为代表，将中华民族之国族民族主义推向汉族主体民族主义。如何与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相处，考验着此次价值革命的未来，或许应有比单纯堵塞更适宜的方法，来纾解此自然的情感张力。这关乎此次价值革命的未来，是将民族主义作为整合性、动员性与自恋修复性的力量，而非社会撕裂的又一情感战场。

作者是四川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博士生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 ... 29?ref=home-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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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有点意思。这个“自恋性修复”的说法好像以前没有看到过。

作者: 龙血树 时间: 昨天 18:25
本帖最后由龙血树于 2025-12-31 18:40 编辑

与此前较长时期内，以批判、否定为主导的叙事不同

“批判、否定为主导的叙事”，翻译成人话，作者在说，改开以来的中国的普世价值是：“中国人是丑陋的”，“中国文明是愚昧落后的”。如果你想说说不同认知：明朝以前，至少凡是华夏主流民族治下，哪怕是郡县制+帝王制，中国人也不丑，科技与人文文明都璀璨夺目，而只有当剃头丑辫的满清奴才的200+年才丑才跪的。你若敢说，那就是““自恋性修复””。

不说任何事实或史实，不说人话，只罗列名词、绕圈子、扣帽子，因为满清奴隶制度种姓隔离制度太丑陋了，种族灭绝太禽兽不如。被奴隶主和奴才们大规模毁灭书籍，大规模文字狱，大规模篡改史书后的，下几百年功夫去损毁抹黑后的明朝，都比丑陋满清蛮族统治光彩很多。

但如果想钳制人们去肯定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优秀与璀璨，怎么办？想办法扣帽子呗，爱搞意识形态的，最擅长用扣帽子方式排除异己，钳制思想：你敢说中国人不丑陋？那你就是““自恋性修复””。

帽子造好了，引人注目，易于流传，危害达成。最后语重心长说，虽然不对，要疏导。。。哪怕被批评，作者也是有退路和盔甲的。这文人，心思缜密，是钻营好苗子。

作者: 晨枫 时间: 昨天 22:39
本帖最后由晨枫于 2025-12-31 08:44 编辑

龙血树发表于 2025-12-31 04:25
“批判、否定为主导的叙事”，翻译成人话，作者在说，改开以来的中国的普世价值是：“中国人是丑陋的”， ...

文章不是在说是否该否定，只是在叙述一个历史事实，没有大错啊。《丑陋的中国人》、超稳定性、《河殇》不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叙事吗？

现在对满清口诛笔伐，可能有各种理由，但“奴隶制度、种姓隔离制度”是从何谈起？奴隶可是依附于奴隶主的，老百姓逃难都是不容许的，清朝（哪一朝都一样）可是没少避灾逃难的啊。种姓隔离？你是指“话人与狗不得入内”那样的隔离？有依据吗？

“种族灭绝”是指战争后的大屠杀？那个时代那事谁都干。

“大规模毁灭书籍”，第一个干的可是秦始皇哦，他算外族还是本族？

中华文明之所以璀璨，就是因为从来就没有拘泥于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是地理概念，一直是这片土地上的命运共同体。否则才真实掉入“中国人侵占西藏、新疆、内蒙古……”之类的话术全套。说起来，东北可能都能这么算。

汉人是谁？汉地除了中原，还有哪里？

但如果想钳制人们去肯定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优秀与璀璨，怎么办？想办法扣帽子呗，爱搞意识形态的，最擅长用扣帽子方式排除异己，钳制思想：你敢说中国人不丑陋？那你就是““自恋性修复””。

把最后的“自恋性修复”换成任何“你”不喜欢的概念，好像都能套哦。

中华民族走到近代的积贫积弱，肯定有必须否定的地方；中华民族能有今天的伟大复兴，肯定有璀璨辉煌的地方。对于中华文明，也不能搞“两个凡是”。

作者: 龙血树 时间: 昨天 23:51

晨枫发表于 2025-12-31 22:39
文章不是在说是否该否定，只是在叙述一个历史事实，没有大错啊。《丑陋的中国人》、超稳定性、《河殇》不 ...

种族隔离 (Ethnic Segregation)

清朝实行了具有“种族隔离”特征的民族政策：

满汉分治与满城制度：清朝在各大城市修建“满城”，要求八旗子弟与汉人分居。
通婚限制：法律上曾严格禁止满汉通婚，尤其是旗人女子严禁嫁给汉人。
南疆隔离：在南疆地区，清朝曾实行严密的军政与经济隔离政策，如分建“汉城”与“回城”，严禁汉、维通婚及文化交融。

关于满清时期（从入关战争到清末）因战争、屠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总数，由于古代统计数据的局限性以及不同政治立场的考证差异，学界给出的估值范围跨度极大。
以下是基于现代史学家（如曹树基、葛剑雄等）的人口史研究，对满清两个主要大规模减员时期的粗略汇总范围：
1. 清初入关战争时期（1644年－1662年）
这一时期的减员包括清军屠城、张献忠屠蜀、南明抵抗、鼠疫瘟疫及饥荒。
最低估值：约 2,500万
主要参考清初顺治年间的丁户统计（虽有大量逃课和隐漏）与明万历年间人口基数的对比。
最高估值：约 8,000万 - 1亿
部分学者认为明末人口高峰已达1.5亿至2亿，到康熙初年仅剩不到1亿，推算减员接近1亿。
核心原因：扬州、嘉定、广州、大同等地的定点屠城，以及四川地区因多方混战导致的近乎绝迹。
2. 清中后期平定内乱时期（1851年－1877年）
主要包含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及同治回乱。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烈的内战时期。
最低估值：约 5,000万
仅计算死于直接屠杀和战火的人数，不包含后续的大面积瘟疫。
最高估值：约 1.2亿 - 1.6亿
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中通过对府县志人口数据的严密对校，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导致人口损失在7330万以上，若加上后续的西北乱局，总数超过1亿。
核心原因：湘军攻克南京（天京）后的屠杀、西北地区的种族仇杀、以及战争引发的全国性极端饥荒。
3. 全时期累计汇总（最低与最高区间）
如果将清朝从建立到灭亡（重点是17世纪和19世纪的两次动荡高峰）所有因屠戮和战争引发的非正常死亡（含饥荒瘟疫）相加：
保守汇总（最低区间）：约 8,000万
该数字是基于各省地方志中“有名有姓”或有明确户籍减员记录的最低累计。
激进汇总（最高区间）：约 2.2亿 - 2.6亿
该数字认为明清交替和晚清动荡各造成了约1亿以上的人口损失。

明朝时期 (1368–1644)
男性平均身高：约 165–167 厘米。
女性平均身高：约 154–156 厘米。
背景：研究显示，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以前，中国古代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长期维持在 1.65 米至 1.67 米左右。根据对明代墓葬及人骨标本的推算，这一时期的身高数据与前代（如宋、元）相比波动不大，维持了中国古代长期的稳定水平

清平均身高趋势参考表（男性）
年代阶段预估平均身高
清初 (17世纪中) ~166 cm
乾隆盛世 (18世纪末) ~165 cm
道光时期 (1810-1840) ~164 cm
光绪/宣统 (19世纪末) ~161-162 cm

作者: 龙血树 时间: 半小时前

晨枫发表于 2025-12-31 22:39
文章不是在说是否该否定，只是在叙述一个历史事实，没有大错啊。《丑陋的中国人》、超稳定性、《河殇》不 ...

”中华文明之所以璀璨，就是因为从来就没有拘泥于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是地理概念，一直是这片土地上的命运共同体。否则才真实掉入“中国人侵占西藏、新疆、内蒙古……”之类的话术全套。

大和与列强鼓掌欢迎！

copy 知乎：

雍正为何在“大义觉迷录”认为外国之君可以入承中国大统？

如果清国这个这个外国的君主可以入承中国的大统然后宣布满洲为中国籍贯！

那么……

沙俄的君主沙皇可否入承中国的大统？

日本国的天皇可否入承中国的大统？

联合王国的国王可否入承中国的大统？

美利坚的总统是否可以入承中国的大统？

德意志的总理是否可以入承中国的大统？

意大利的总理可否入承中国的大统？

奥匈帝国的君主是否可以入承中国的大统？

法国的总统是否可以入承中国的大统？

这个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这个问题可以继续问下去！“

种花农耕文明的家，与商盗游牧不同，这是真的祖祖辈辈的家，不是全部家当背着，走哪儿算哪儿、抢哪儿占哪儿的文明。

和游牧打了几千年，幸而没有死，但刚刚吃几天饱饭就开始思考，要不要自主被游牧商盗文明湮灭？谁来这地儿都可当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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