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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证券教父”的终局与“327”事件 [打印本页]
作者: xiejin77 时间: 昨天 13:48
标题: “证券教父”的终局与“327”事件
“证券教父”的终局与“327”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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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o' g+ w `, L2025年10月,中国第一代证券教父管金生悄然离世,终年78岁。他的名字,与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天——“327国债期货事件”,永远地捆绑在一起。在他身后,重提这段尘封三十年的往事,不仅是为这位充满争议的拓荒者一生的终局作注,更是为了回望那个野蛮生长、英雄与枭雄并起的峥嵘岁月。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切,还要从管金生这个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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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金生的人生,是中国初代金融精英里一个独特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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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他出生在江西清江一个贫农家庭。1965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主修法语。这段经历不仅给了他一门语言,更给了他一个截然不同的观察世界的坐标系。1982年,他又拿下了法国文学硕士学位,这在当时崇尚理工科的社会氛围里,显得尤为突出,是名副其实的:
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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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职业生涯并非坦途。在公安机关做翻译,那份体制内的平稳与他的野心格格不入。他很快做出决断,纵身一跃,跳进了刚冒头的金融圈,加入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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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的才智和野心如鱼得水,展露无遗。不久,他被公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一口气拿下法学和工商管理双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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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留洋经历,是理解管金生的关键。他不像当时国内银行体系里那些在计划经济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干部,他的知识结构是欧洲大陆法系的严谨,加上现代工商管理的系统理念。他看到的是一个成熟资本市场应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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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外人”的背景,既是他最大的优势,也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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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国际视野让他从一开始就瞧不上国内证券业的草莽状态。当别人还在摸索时,他想在中国复制一个美林证券。这个野心远远超出了当时同行的想象。他绕开传统银行论资排辈的体制,专挑复旦、交大最聪明的毕业生,甚至斥重金请高盛、美林的专家来给这群年轻人上课,讲的是最前沿的金融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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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知识和视野上的绝对优越感,也助长了他内心的孤傲与偏执。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力驾于市场之上,相信自己能看透政策的最终走向。多年后他自己也承认,正是这种心态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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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陨落,因此不仅是一次商业误判,更是一场源于性格深处的、古希腊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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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管金生受命筹建上海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
万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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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以3500万人民币起家的公司,在管金生的带领下,开启了史诗般的扩张。在那个资本市场一片空白的年代,国库券是唯一的证券品种。他带着十几号人,像金融世界的“倒爷”,跑遍全国250多个城乡,用现金在火车站、银行门口收购散落在民间的国库券,再到武汉、上海等少数开放了交易的城市倒卖,完成了宝贵的原始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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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证券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巅峰时期,公司在上海A股的交易量,占了市场的七成,B股交易更是达到了近乎神话的程度:
几乎全部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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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不仅是玩家,更是市场的奠基人之一。1990年上交所成立,从交易规则的设计、硬件设备(比如那个标志性的巨大显示屏)的选型,甚至第一批“红马甲”交易员的培训,背后都有万国的深度参与。管金生曾不止一次豪言,要把万国打造成“中国的美林”,甚至要在2000年跻身世界十大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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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4年,万国已在新加坡和伦敦设了分公司,正筹备美国分公司,其国际化步伐远超国内所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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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近乎垄断的地位,催生了一种危险的心态:大到不能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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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在当时的中国市场,本身就是规则和秩序的化身。这种制度性的影响力,演变成一种机构性的傲慢,让管金生和他的团队相信,他们不仅能预测市场,更能引导甚至决定市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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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态,为后来他在327国债期货上的惊天豪赌,提供了最危险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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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巨大成功,恰恰为其灾难性的失败,创造了最完美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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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债期货市场,1992年12月28日在上交所仓促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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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诞生,初衷并非是为市场提供复杂的风险对冲工具,而是为了解决一个当时非常棘手且现实的难题:
国债卖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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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中国经济狂飙突进,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债那点固定票面利率,在通胀面前毫无吸引力,以至于在二级市场,国债价格一度跌破面值。为了维持国家信誉和融资能力,监管层希望用期货这个金融工具,引入投机力量,增加国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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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真正被激活,是1993年财政部宣布对国债实行“保值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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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除了票面利息,财政部还会根据通胀率,额外给一笔补贴。而补贴率具体是多少,每年由财政部在兑付前公布。这一政策,瞬间将国债期货从一个平淡的对冲工具,变成了一个投机价值巨大、充满想象空间的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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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市场从设计之初就不稳定。所有复杂的宏观经济分析、利率走势预测,都被简化成一个极其单一、二元的赌注:
财政部最后会公布高贴补,还是低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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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市场博弈的焦点,从严谨的经济分析,彻底转向了对政策内幕的刺探和对高层意图的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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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327事件”,正是一次监管体系灾难性的溃败。当时的市场,如同一个没有护栏、没有裁判的罗马角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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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仓限额形同虚设,交易所纸面上规定单个席位持仓不得超过40万手,但在巨大的交易量诱惑下,这一规定被彻底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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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市场没有价格涨跌停板制度。这意味着,不像今天的股市有10%的涨跌停,当时的价格可以在几分钟内出现5%、10%甚至更大幅度的毁灭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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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的技术和监管也极其原始,根本无法对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控,更没有对单笔下单的规模限制。这直接导致了万国在收盘前几分钟,能像发动一场数字化的闪电战一样,瞬间砸出天文数字的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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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笔卖单高达730万口,名义价值接近当时中国全年GDP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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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任何一个有基本风控的现代市场,都是绝无可能发生的荒唐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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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是一个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的是92年发行、95年6月到期的三年期国库券,发行总量24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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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95年,围绕它的多空博弈进入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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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方阵营,是管金生领导的万国证券,联合了当时在资本市场同样凶悍的辽宁国发集团的高岭、高原兄弟。管金生的逻辑,基于他对宏观经济的判断:1994年国家已经开始严厉的宏观调控,经济“软着陆”是大概率事件,通胀会回落,因此财政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给出高额贴补。他通过模型计算,“327”的兑付价格应该在132元左右,远低于当时147元的市价。这是一个看似理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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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阵营的领军者,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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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的背景极为显赫:
财政部全资控股的唯一一家信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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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逻辑更偏向“政治市”,立场与万国针锋相对,坚信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信用和稳定,一定会宣布高贴补,安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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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对决,从一开始就不对等。一方是依赖宏观模型分析的市场化券商;另一方,则自带官方背景,被市场普遍认为能更早、更准地探知高层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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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2月23日,审判日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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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被后来的《金融时报》称为:
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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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市场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万国的盟友辽国发按捺不住,率先发难,违规抛出200万口的巨额空单,试图打压市场。管金生得知后,紧急约见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声称辽国发行为违规,要求宣布交易无效,但遭到了尉文渊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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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开盘后,一则致命的传闻开始在“红马甲”中悄悄蔓延,并很快被财政部一则含糊的公告所证实:“327”品种将按148.5元的价格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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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瞬间引爆市场,价格在1分钟内狂涨2元,随后继续拉升,冲高至151.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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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手持巨量空单的万国证券,这是末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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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跳动的数字,都像一把利刃,刺向万国的命脉。按此价格计算,万国的亏损将高达60亿人民币。这不仅会吞噬掉万国成立7年来的所有利润,还足以让这家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瞬间破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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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即将覆灭的巨大压力下,管金生做出了他一生中最疯狂、也最致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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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午16时22分13秒开始,距离收盘不到8分钟,万国证券利用多个席位,向市场发动了玉石俱焚的自杀式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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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连续打入23笔、共计2070万口的空单,用纯粹的、不计后果的暴力,将价格从151.30元一路砸至147.90元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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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完全是凭空产生的卖单,没有任何对应的国债现货,唯一的目的就是操纵收盘价,用非法的手段扭转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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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操作,让万国在账面上瞬间将60亿亏损,奇迹般地逆转为42亿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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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边,多方的利润被洗劫一空,无数跟风的中小投资者直接爆仓,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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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的疯狂,将上交所推到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上。如果承认这个被公然操纵的收盘价,意味着市场规则可以被强权任意践踏,那么上交所乃至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信誉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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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23时,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在经历了数小时的煎熬后,发布了一则史无前例的公告:
当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交易无效,当日收盘价强制恢复到被操纵前的151.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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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公告,用行政权力强行改写了交易历史,也彻底宣判了万国证券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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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金生的豪赌,最终满盘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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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的裁决一出,万国证券的命运便已注定。第二天,恐慌的储户和客户如潮水般涌向万国在全国的各个营业部,爆发了严重的挤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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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曾经不可一世、被誉为“证券业黄埔军校”的券商巨头,瞬间陷入资不抵债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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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4月,管金生黯然辞职。5月19日,当他试图从海南出境时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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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续的司法进程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他最终并未因操纵市场这一核心罪名被起诉。1997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和挪用公款40余万元的罪名,判处管金生有期徒刑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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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决颇具深意。因为公开审判市场操纵,必然牵扯出胜利者中经开,以及其背后是否涉及更为严重的内幕交易,同时还会彻底暴露上交所在监管上的巨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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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亟需稳定和信心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这是一场不能承受的公开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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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用一个相对简单、清晰的个人经济犯罪来惩罚这位失败的“教父”,成了一个务实而妥协的选择,得以将事件的冲击波控制在最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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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在政府的主导下,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合并,成立“申银万国”,“万国”的时代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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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327事件”最大的疑点,始终像一团迷雾,直指胜利者中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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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财政部的“亲儿子”,它是否提前获知了提高贴补率这一足以改变市场命运的核心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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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诡异的是,据后来流传的说法,作为多方主帅的中经开公司本身,在这场战役中并没赚到多少钱。那高达70亿的巨额盈利,究竟流向了何方?
市场上流传最广也最符合逻辑的说法是:
老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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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量与中经开有特殊关系的个人或机构账户,提前获知了内幕信息和中经开的操作方向,利用其主账户作为掩护,同步潜伏做多,最终在胜利的那一刻将大部分利润攫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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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说法属实,则揭示了比市场操纵更为隐蔽和恶劣的系统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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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违规者锒铛入狱,而胜利的违规者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却可能毫发无损地满载而归。这无疑是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发展中,一个辛辣而深刻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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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事件”像一个巨大的命运漩涡,将所有参与者的命运卷入其中,无论胜败,多数人的结局都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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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赢家之一,后来创立“涌金系”的魏东,2008年在北京的家中跳楼自杀;凭此役积累巨额财富的四川富豪刘汉,2015年因涉黑被执行死刑;另一位资本大鳄袁宝璟,则在2006年因雇凶杀人案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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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金融赌局,最终竟成了一曲参与者集体毁灭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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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毁灭性的。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紧急叫停了全国的国债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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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诞生仅两年半、被寄予厚望的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就此宣告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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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禁令持续了整整18年,直到2013年,国债期货才在中国金融市场被审慎地重新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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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327事件”是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催化剂。它以一种无比惨烈、代价高昂的方式证明,将监管权下放给地方交易所进行“自我管理”的模式:
完全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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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后,监管权力迅速从地方上收,向中央集权。中国证监会的权威地位得以真正确立。一个统一、垂直、权威的中央金融监管体系由此成型,并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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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327事件”的阵痛,换来了中国资本市场此后二十多年监管框架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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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的大火,烧尽了中国资本市场童年时代的浪漫与天真,也烧掉了野蛮生长的混沌与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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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金生输掉了他的赌局、他的公司和他的自由,但由他倒下所引发的巨大冲击波,却在废墟之上,为中国现代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奠定了第一块沉重无比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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