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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乡下人的悲歌》：跨越文化的社会困境与励志启示 [打印本页]

作者: xiejin77 时间: 2024-12-16 10:45
标题: 《乡下人的悲歌》：跨越文化的社会困境与励志启示
看到晨大的讨论贴和坛子里的讨论，正好让我想起今年8月份闯王刚刚邀请万斯之后，我跟风看了这本书，写的书评。也放到坛里来吧。

1. 引言
《乡下人的悲歌》是一本由J.D.万斯撰写的自传性回忆录，它揭示了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艰难生存历程。书中的叙事不仅仅是个人成长的故事，更是一个社会阶层的缩影，展现了美国“铁锈地带”白人工人阶级的困境与挣扎。J.D.万斯通过这本书，试图让读者理解，为什么在经济和社会环境恶化的背景下，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会感到愤怒、无助，甚至绝望。

J.D.万斯出身于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这座城市曾经因钢铁制造业的繁荣而兴旺，但随着工业的衰退，米德尔敦逐渐沦为铁锈地带的一部分。万斯的家庭背景充满了混乱与不幸，他的母亲长期与毒瘾作斗争，而外祖父母则是那些靠努力工作却始终难以摆脱贫困的典型代表。尽管面临着各种困难，万斯凭借外祖父母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最终考入耶鲁法学院，这段经历成为他摆脱贫困、实现“美国梦”的象征。

然而，万斯并未因此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沾沾自喜，相反，他深刻认识到，这种成功并非仅靠个人努力就能实现。他在书中反思了家庭、文化、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书中的故事不仅仅是万斯个人的成长历程，更是对整个阿巴拉契亚白人工人阶级的深刻剖析。

书籍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乡下人的悲歌》所描绘的社会背景，正是美国“铁锈地带”经济衰退的时期。这些曾经因制造业繁荣而蓬勃发展的地区，随着全球化和工业转移的浪潮，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工厂关闭，工作岗位流失，导致当地居民陷入贫困与绝望。书中详细描述了这种经济衰退给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失业率上升、犯罪率增高、药物滥用泛滥、教育水平下降，所有这些问题在万斯的家乡米德尔敦都得到了集中体现。

对于中国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出身于70和80后的读者来说，万斯书中所描绘的困境并不陌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经济转型。许多老工业城市的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破产或重组，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家庭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正如万斯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老工业城市的居民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经济上难以维持生计，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质量下降。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能够深刻理解万斯所经历的艰难和他试图表达的那种无力感与挣扎。

万斯在书中多次提到，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这些困境的人。他所描述的家庭和社区，仅仅是铁锈地带众多相似家庭中的一个缩影。在这些家庭中，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充满了暴力、酗酒和毒品，而这些问题往往被社会忽视。对于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家庭来说，上升的通道几乎被堵死，他们的命运似乎注定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无尽循环。

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老工业城市的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中国的老工业城市，许多家庭也同样面临着社会流动性下降、机会减少、生活质量低下的问题。家庭暴力、教育资源匮乏、工作机会有限，这些问题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同样普遍存在。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万斯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故事，更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所面临的挑战。

2. 励志故事的普世价值
在《乡下人的悲歌》中，J.D. 万斯以朴实而真挚的笔触，讲述了他从困境中崛起的励志故事。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奋斗史，更是对一整个阶层的观察与反思。万斯的故事有其独特的美国背景，但其核心主题——在逆境中奋斗、自我超越——却具有普世价值，能够激励全球不同背景的读者，包括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

励志故事的核心主题
万斯从一个贫困、混乱的家庭成长起来，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耶鲁法学院。这一过程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但也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他的坚韧与毅力。书中，万斯不仅记录了他如何克服家庭中的毒品滥用、暴力和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还深刻探讨了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个人命运。

励志故事的核心主题在于，个人的成长与成功并非仅仅取决于天赋或机会，更多时候是由坚持和毅力所驱动的。这种坚持不只是面对外部环境的挑战，更是对抗内心的恐惧与怀疑。万斯在书中多次提到，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支持他的人，这也反映出一个重要的普世价值：社会关系和人际支持在个人成功中的重要性。

对比中国同时代年轻人的经历
中国同时代的年轻人同样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虽然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有所不同，但在经济转型期，老工业城市的许多家庭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90年代的中国，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业结构调整，许多城市工厂关闭，大量工人失业，生活陷入困境。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受限，这些问题与美国铁锈地带的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在这种环境下，许多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不得不面对家庭经济的压力、就业机会的匮乏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的挑战。然而，正如万斯所展示的那样，个人的奋斗依然是突破这些桎梏的重要力量。无论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还是通过创业和其他形式的自我实现，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也能够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普世价值的跨文化传播
励志故事的力量在于它能够跨越文化和地域的限制，激励不同背景的读者。这种普世价值之所以能够传播，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需求：在逆境中寻找希望与动力。这种需求在各个文化中都有体现，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都强调通过努力和坚持来实现个人目标。

万斯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共鸣，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成功的展示，更是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剖析。万斯在书中探讨了贫困、教育、家庭以及社会支持系统如何共同作用，影响个人的发展轨迹。这种分析为全球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自己所处环境的框架，并激励他们在面临类似困境时找到自己的出路。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万斯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励志的榜样，更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他们自身的奋斗与挣扎。通过对比万斯的经历，他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自己所处的环境，理解这些环境中的挑战，并找到突破这些挑战的方法。

也许《乡下人的悲歌》所传递的励志故事不仅仅局限于美国铁锈地带的特定背景，而是具有广泛的普世价值。它提醒我们，在面对困境时，坚持与努力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社会关系和人际支持在个人成功中的作用。无论是在美国的铁锈地带，还是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这种普世价值都能够跨越文化和地域，激励全球的读者勇敢面对挑战，实现自我超越。这种激励不仅仅是对个人的，也是对整个社会结构变革的呼吁，让每一个人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都有平等的机会和支持。

3. 铁锈区的故事与中国90年代的相似性
在《乡下人的悲歌》中，J.D.万斯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这一故事与中国90年代经济转型时期老工业城市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通过对这些经历的深入分析，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两国工人阶级的困境，还能通过对比国内的作品如纪录片《铁西区》、《艳粉街》和电影《钢的琴》中的情节，进一步揭示出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

铁锈地带的经济衰退与社会解体
万斯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俄亥俄州米德尔敦的衰落，这座城市曾依赖于阿姆科钢铁公司为社区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工厂关闭，米德尔敦的经济开始迅速恶化。社区经济的崩溃不仅意味着物质条件的下降，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创伤：失业导致了社会秩序的瓦解，毒品滥用、家庭破裂和犯罪率上升成为常态。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90年代的老工业城市也在上演。纪录片《铁西区》以沈阳的工业区为背景，真实记录了那些曾在工厂中挥洒青春的工人如何面对工厂倒闭后的失落与迷茫。影片中的一幕幕如工人们在空旷的厂房中无所事事地徘徊，或者在废弃的车间中拾荒，正是对社会经济转型带来巨大冲击的写照。与铁锈地带的居民一样，沈阳的工人们也在寻找失去的身份认同和未来的方向。

《艳粉街》同样展现了类似的情感。这部纪录片以哈尔滨的一个小社区为背景，讲述了工厂关闭后工人们的生活困境。片中，居民们不仅失去了工作，还失去了昔日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的尊严。随着工厂的衰败，社区的凝聚力逐渐消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被绝望和无助所取代。这与万斯描述的铁锈地带居民对未来的悲观态度如出一辙，展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工人阶级的共同困境。

社会流动性与个人命运的对比
社会流动性的停滞是《乡下人的悲歌》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万斯在书中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贫困家庭走出来，通过努力进入耶鲁法学院，成为少数成功逃离铁锈地带的人之一。然而，他也承认，大多数像他一样出身的人并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被困在社会底层，难以通过教育或工作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电影《钢的琴》则通过一个更具象的故事，展现了类似的社会流动性困境。影片中，主人公陈桂林是一名下岗工人，他在工厂倒闭后，生活陷入困境。然而，为了让女儿能够学习钢琴，他决定用废旧钢铁亲手打造一架钢琴。这个过程象征着他在艰难困境中坚持梦想的努力，但现实却无情地揭示了他所处社会阶层的局限性——无论他多么努力，社会的阶层结构和经济环境都对他不利。这与万斯所描述的铁锈地带居民缺乏社会上升通道的困境相呼应。

中美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反响与政策应对
虽然《乡下人的悲歌》和国内这些作品都揭示了经济转型对社会底层的冲击，但两国的应对方式有所不同。在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面临着政府支持不足的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使得他们在面对失业和经济困境时显得格外脆弱。万斯在书中提到，尽管他通过个人努力改变了命运，但他也深知，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的机会，整个社区陷入了自我放弃的恶性循环。

而在中国，尽管90年代的经济转型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如再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试图缓解工人阶级的困境。纪录片《铁西区》和《艳粉街》都捕捉到了这一时期工人们的生活状态，虽然困苦，但也展现了他们在政府政策帮助下的自救与互助精神。这些努力虽然未能完全解决问题，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对比《乡下人的悲歌》和《铁西区》、《艳粉街》、《钢的琴》中的情节，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经济转型对工人阶级的冲击及其社会影响。无论是在美国的铁锈地带，还是在中国的老工业城市，工人们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失业、社会流动性停滞、家庭和社区的解体。这些故事不仅揭示了经济政策和全球化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也提醒我们在面对未来的社会和经济挑战时，必须更加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社会底层群体。正如这些作品所展示的，唯有深入理解和回应这些问题，才能在动荡的时代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4. “红脖子”现象与社会底层的上升空间
“红脖子”一词在美国文化中承载了丰富而复杂的意义。这个标签最早源于南方农民因长期在阳光下劳作，脖子被晒红而得名，逐渐成为社会对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白人工人阶级的概括性称呼。在《乡下人的悲歌》中，J.D.万斯通过自身的经历，深入揭示了这一群体的现实困境，展现了“红脖子”这一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及其实际处境。

“红脖子”的社会形象与实际处境
“红脖子”这一群体常常被刻板印象化，被视为粗鲁、无知、排外的象征，他们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然而，万斯的叙述揭示了这些表面形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他笔下的“红脖子”并非一群仅仅因为懒惰或无知而失败的人，他们更多是被社会结构困住的一代。万斯的家庭及其家乡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就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

米德尔敦曾是一个繁荣的工业城市，然而随着制造业的衰退，工作岗位大量流失，城市经济陷入困境。曾经自豪的工人阶级因为失业、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而变得沮丧、愤怒。在这样的背景下，“红脖子”这一群体逐渐被社会边缘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处于下滑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万斯并没有简单地将“红脖子”群体的困境归咎于经济因素。他指出，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即使在经济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常常因为缺乏教育、生活习惯的限制以及社会的冷漠而无法实现向上流动。他们在生活中面对的挫折和困难，常常导致一种自我放弃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社会处境，使得他们难以脱离贫困的恶性循环。

与中国社会底层人群的相似性
“红脖子”群体的困境与中国社会底层人群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中国的老工业城市，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许多家庭因传统产业的衰退而陷入困境。工人下岗、收入下降，生活压力骤增，这些问题在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尤为突出。

中国社会的底层人群，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们，与美国的“红脖子”群体一样，面临着教育资源匮乏、社会支持不足的问题。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因为父母缺乏教育和社会资本而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孩子们的未来前景常常受到极大的限制。

例如，许多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在缺乏高质量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很难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这与《乡下人的悲歌》中万斯描述的情况十分相似：即使在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时，许多年轻人因为缺乏长远的职业规划和个人发展目标，依然无法摆脱底层生活的困境。两者的共同点在于，社会结构的固化，使得这些人群无法获得必要的支持和资源，难以打破阶级的壁垒，实现向上流动。

社会结构的影响与上升的困难
在讨论“红脖子”群体和中国社会底层人群的困境时，万斯提醒我们关注社会结构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在他的叙述中，家庭、教育、社区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红脖子”群体难以摆脱困境。他们在教育上处于劣势，家庭环境常常充斥着暴力、毒品和不稳定的关系，而社区缺乏有效的支持网络，这些因素导致他们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和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万斯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他自己如何通过军队的纪律教育、外祖父母的严格管教以及偶然获得的教育机会，才能够打破这些结构性束缚，进入耶鲁法学院。然而，他也坦承，这样的成功是少数的幸运，更多的“红脖子”们依然被困在社会底层，难以找到向上流动的途径。

类似地，在中国，社会结构同样限制了底层人群的上升空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社会保障体系的薄弱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得中国的底层人群难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这些问题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尤为明显，许多家庭由于经济压力和社会资源的匮乏，陷入了代际贫困的循环。

所以，“红脖子”现象不仅仅是美国社会的特有现象，它所反映的社会底层人群面临的困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普遍性。这些困境往往源于社会结构性因素，使得这些群体难以获得上升的机会和空间。通过对比“红脖子”群体与中国社会底层人群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全球范围内社会流动性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这些问题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在这方面，《乡下人的悲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帮助我们反思如何为社会底层人群创造更多的上升机会。

5. 思考与总结
《乡下人的悲歌》无疑是一部触及灵魂的作品。细细研读这本书时，我不仅看到了美国社会的裂缝，也禁不住反思了中国社会中类似的问题。在这本书中，J.D.万斯通过个人经历描绘了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工人阶级的生活困境，特别是他如何通过努力摆脱这一困境，最终成为一名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这样的励志故事无疑具有普世性，但在剖析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直面那些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社会流动性的缺失
J.D.万斯的成功之路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奋斗的胜利，更是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反思。在书中，万斯描述了他的家庭如何世代生活在经济萧条的铁锈地带，这一地区曾因工业繁荣而兴盛，但随着制造业的外流和工厂的关闭，这里逐渐陷入贫困和绝望。居民们往往没有高等教育背景，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的变化，这使得他们在社会中缺乏上升的空间。

这一情形与中国在1990年代经济转型时期的老工业城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工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家庭被迫接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社区中充斥着失望和无力感。就像万斯家乡的居民一样，中国三四线城市的许多工人家庭发现自己陷入了类似的困境，他们的子女也面临着社会流动性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心理层面的——贫困与绝望的代际传递，让他们难以摆脱社会底层的身份。

家庭与社会的影响
在书中，家庭对个人发展的深远影响被多次提及。万斯的外祖父母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的关爱和坚持帮助万斯走出了困境。然而，这并不是所有家庭的现实。万斯提到，许多他认识的朋友和邻居因为家庭的破碎和缺乏支持而走向了失败。这让我联想到中国一些传统家庭在面对社会巨变时的脆弱性。家庭在中国社会中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单位，但在经济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家庭因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而变得更加脆弱。这种脆弱在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多个层面上表现出来，最终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书中对“红脖子”群体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这个群体往往被贴上懒惰、不思进取的标签，但实际上，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现实。万斯指出，“红脖子”们的生活困境源于缺乏机会和教育资源，而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在中国，类似的现象同样存在。三四线城市的许多年轻人因为家庭背景和教育资源的限制，难以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圈层，他们的努力往往因为社会固有的偏见而被忽视甚至嘲笑。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社会流动性障碍的体现。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书中另一个值得深思的主题是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万斯在描述他的成长经历时，反复提到他在离开家乡后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他在耶鲁法学院时，深感与周围同学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这让我想到，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文化冲突。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大城市，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不同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如何在这种冲突中保持自我，同时融入新的环境，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万斯最终通过自我奋斗和对家庭、文化的反思，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衡点。他既没有完全抛弃家乡的价值观，也没有盲目接受精英文化的所有价值观。相反，他通过批判性思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体系。这种对文化的包容性与批判性并存的态度，或许是我们在面对文化冲突时可以借鉴的。

对中国读者的启示
《乡下人的悲歌》不仅是一本关于美国乡村的书，它更是对全球化背景下，所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一种呼唤。对于中国的读者，尤其是那些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内容。

这本书提醒我们，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追求个人成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努力推动社会结构的改善，以便为更多的人创造上升的机会。书中的励志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困境，坚定的信念和持续的努力都是走向成功的关键。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体现，古语有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当然，书中对文化冲突的探讨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不可避免。如何在这种环境中保持自我，同时接受新的文化，是每一个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万斯的经历告诉我们，批判性地看待不同文化，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或许才是应对文化冲突的最佳方式。

总的来说，《乡下人的悲歌》不仅是一部动人的回忆录，更是一部社会学的反思录。它揭示了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批判了社会结构的不公，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困境中找到出路的可能性。这本书对中国读者，尤其是那些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反思社会，努力为自己和他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 hsb 时间: 2024-12-16 13:58
提供了一个例子：复员军人再教育，回家乡成公务员主力，许三多打破县城婆罗门固化。
单纯文弱大学生下乡村官不行，如名校调干女被县城婆罗门侮辱的案件。文武结合才好。

作者: semtex 时间: 2024-12-16 22:00
阿巴拉契亚地区，铁锈地带的穷白人，很难说是钱的事。简单对比一下，走线来美国的老墨，不会英文，两手空空，也没有像这些穷白人搞的一地鸡毛，一代一代相传。在美国，一个白人，如果肯卖力气，不沾染恶习，生活还是蛮容易的。但是肯卖力气，不沾染恶习对这些白人来说是很难的。

作者: tanis 时间: 2024-12-16 23:02

semtex 发表于 2024-12-16 22:00* e3 X. O6 o, y# @7 M/ x
阿巴拉契亚地区，铁锈地带的穷白人，很难说是钱的事。简单对比一下，走线来美国的老墨，不会英文，两手空空 ...

是的~ 我更认为是文化问题和社会体制问题。那波“乡下人”是从特定地区移民来美国的“低等”白人（由MIT老校长100年前定义)。一直在美国从事的就是社会底层的工作。数次迁徙对他们的而言，其实只是换个地方做社会底层而已。最后一次迁徙，是从山区矿山到绣带，算是头一次过上了相对宽裕的生活。绣带工业好的时候，他们在过着不错的生活的同时，文化上，生活习性上依旧是以前好吃懒做，不学无术的特性。绣带垮了的时候，这些就愈发的致命了。

作者: semtex 时间: 2024-12-16 23:31

tanis 发表于 2024-12-16 23:020 z5 k' U3 D' k. n4 H. L% p
是的~ 我更认为是文化问题和社会体制问题。那波“乡下人”是从特定地区移民来美国的“低等”白人（由MIT ...

这些人就是国家发展时沾了光，现在不过是哪里来回哪里去，没啥悲歌的。

作者: 晨枫 时间: 2024-12-17 04:48
万斯在书中给了家庭支持及其重要的地位，这很对，但家庭支持只是兜底的，缺乏引领作用，这正是“家学深厚”和“家庭教育缺失”（不是一般的品行和人格教育，而是面向未来的三观教育）的差别。

对于万斯来说，转折点在于海军陆战队。在那里，他学到了纪律（尤其是自律）、人生规划、正面思维的重要性。作为陆战队员，他必须依托团队，打赢每一场战斗。由此而来的是“我的人生也能赢”的新的自信。

这以后才有克服自我怀疑和俄亥俄大学和耶鲁法学院。

他在耶鲁法学院的经历对他是震撼，更是打开了人生的门和窗。好在他没有忘记来路，在自己的过去和周边人的现在中看到了“乡下人的悲歌”，才拥抱后自由主义。

对于中国的“乡下人”来说，90年代老工业区有一大批，现在又出现了新的一代。

与美国乡下人不同的是，中国的乡下人都是原生的，似乎不代代相传。这又是好事，又是坏事。好事是如果及时扭转这一代新乡下人，有可能制止乡下人现象的延续。坏处是只要社会经济条件合适，新的一代乡下人又会产生。

万斯很正确地之处：乡下人的困境在于思维的困境。从自我怀疑和怨天尤人开始，走上自我失败（self defeating）的人生道路。

或许与万斯一样，需要有一个强制性的转折点，将乡下人从思维怪圈中拉出来。

美军在这方面有成功的先例，万斯是一个，也有更多的失败先例，大量退伍老兵穷困潦倒，不胜枚举。离开了军队的强制性环境，很容易滑回过去的自我。这是人性。

中国主要通过政府扶贫。《山海情》讲的就是如何在思维上“硬拧”村民的思维，《山花烂漫时》也不乏“教育村民”的情节。

“家学深厚”与“家学赤字”最大的差别可能在于上进心、对家族和自己的责任心和对未来的信心。

另一方面，中国人现在很讲究“公平”，但不能做“人上人”就是不公平。似乎在“人上人”和“人下人”之间，就不存在“人中人”。公平不是否认“人上人”和“人下人”的存在，而是尽量压缩这两头，而使得大多数人都能相对舒适地做“人中人”。

万斯也不是要所有乡下人成为马斯克或者扎克伯格，而是重建“蓝领中产阶级”。时代不同了，“蓝领中产阶级”或许与“白领中产阶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工程师和高级技工之间在待遇、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也越来越模糊。这是进步。但要是不能当煤老板而“只能”当煤矿工，哪怕是坐在控制室里操纵AI千军万马，也依然是“不公平”，这似乎有违公平的本意。但这扯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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