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 L1 |( }4 d5 ]2 o而在中国,尽管90年代的经济转型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如再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试图缓解工人阶级的困境。纪录片《铁西区》和《艳粉街》都捕捉到了这一时期工人们的生活状态,虽然困苦,但也展现了他们在政府政策帮助下的自救与互助精神。这些努力虽然未能完全解决问题,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l$ }: J' f g9 t7 T0 t
3 r$ O0 c. [/ h+ a& J对比《乡下人的悲歌》和《铁西区》、《艳粉街》、《钢的琴》中的情节,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经济转型对工人阶级的冲击及其社会影响。无论是在美国的铁锈地带,还是在中国的老工业城市,工人们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失业、社会流动性停滞、家庭和社区的解体。这些故事不仅揭示了经济政策和全球化对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也提醒我们在面对未来的社会和经济挑战时,必须更加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社会底层群体。正如这些作品所展示的,唯有深入理解和回应这些问题,才能在动荡的时代中找到真正的出路。7 @' U1 B3 C0 Z- }& y
! l6 R9 s4 k5 e( A4. “红脖子”现象与社会底层的上升空间2 ]6 W6 ^$ L$ g- j% Q n m
“红脖子”一词在美国文化中承载了丰富而复杂的意义。这个标签最早源于南方农民因长期在阳光下劳作,脖子被晒红而得名,逐渐成为社会对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白人工人阶级的概括性称呼。在《乡下人的悲歌》中,J.D.万斯通过自身的经历,深入揭示了这一群体的现实困境,展现了“红脖子”这一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及其实际处境。 9 g0 r% X' \ Z; b" J: N0 y6 r3 f6 d N# e2 O7 H
“红脖子”的社会形象与实际处境 : U% s# z4 L& L! K# n( d“红脖子”这一群体常常被刻板印象化,被视为粗鲁、无知、排外的象征,他们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然而,万斯的叙述揭示了这些表面形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他笔下的“红脖子”并非一群仅仅因为懒惰或无知而失败的人,他们更多是被社会结构困住的一代。万斯的家庭及其家乡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就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 d3 U- _- P#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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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尔敦曾是一个繁荣的工业城市,然而随着制造业的衰退,工作岗位大量流失,城市经济陷入困境。曾经自豪的工人阶级因为失业、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而变得沮丧、愤怒。在这样的背景下,“红脖子”这一群体逐渐被社会边缘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处于下滑的趋势。( p; w4 \7 F4 t7 W# B/ r9 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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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万斯并没有简单地将“红脖子”群体的困境归咎于经济因素。他指出,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即使在经济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常常因为缺乏教育、生活习惯的限制以及社会的冷漠而无法实现向上流动。他们在生活中面对的挫折和困难,常常导致一种自我放弃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社会处境,使得他们难以脱离贫困的恶性循环。- y( h$ @! W" O& J/ M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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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社会底层人群的相似性' I/ V" O( k9 i. [, P" ^* y
“红脖子”群体的困境与中国社会底层人群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中国的老工业城市,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许多家庭因传统产业的衰退而陷入困境。工人下岗、收入下降,生活压力骤增,这些问题在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尤为突出。 8 C+ T9 m" S4 `5 L& t/ x+ J$ Q) d6 ~- P# C
中国社会的底层人群,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们,与美国的“红脖子”群体一样,面临着教育资源匮乏、社会支持不足的问题。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因为父母缺乏教育和社会资本而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孩子们的未来前景常常受到极大的限制。% B: q$ Q3 q r& H Z' Y
; B, x! C" e% d( z5 d9 n例如,许多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在缺乏高质量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很难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社会阶层的跃迁。这与《乡下人的悲歌》中万斯描述的情况十分相似:即使在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时,许多年轻人因为缺乏长远的职业规划和个人发展目标,依然无法摆脱底层生活的困境。两者的共同点在于,社会结构的固化,使得这些人群无法获得必要的支持和资源,难以打破阶级的壁垒,实现向上流动。 4 F: ~! Z0 i, H+ a 5 j8 ]0 ]& V. c2 ^) U( ~# X社会结构的影响与上升的困难 # Z7 {! _/ R" }, h K0 ]在讨论“红脖子”群体和中国社会底层人群的困境时,万斯提醒我们关注社会结构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在他的叙述中,家庭、教育、社区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使得“红脖子”群体难以摆脱困境。他们在教育上处于劣势,家庭环境常常充斥着暴力、毒品和不稳定的关系,而社区缺乏有效的支持网络,这些因素导致他们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和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3 \6 M; R. b: ]4 i: [2 a
0 F* A* c" D' z: T5 D万斯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他自己如何通过军队的纪律教育、外祖父母的严格管教以及偶然获得的教育机会,才能够打破这些结构性束缚,进入耶鲁法学院。然而,他也坦承,这样的成功是少数的幸运,更多的“红脖子”们依然被困在社会底层,难以找到向上流动的途径。5 [) `/ S8 Y A3 U
5 r7 {0 C1 ]- ~) W3 T% b5 k所以,“红脖子”现象不仅仅是美国社会的特有现象,它所反映的社会底层人群面临的困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普遍性。这些困境往往源于社会结构性因素,使得这些群体难以获得上升的机会和空间。通过对比“红脖子”群体与中国社会底层人群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全球范围内社会流动性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这些问题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在这方面,《乡下人的悲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帮助我们反思如何为社会底层人群创造更多的上升机会。 2 S- {7 l* ~$ ~) U# r" U4 x ! B Z0 S' v" e* \; f) k4 x3 k& h" \5. 思考与总结 8 Y1 L U) ^0 v, z( j% L O' C《乡下人的悲歌》无疑是一部触及灵魂的作品。细细研读这本书时,我不仅看到了美国社会的裂缝,也禁不住反思了中国社会中类似的问题。在这本书中,J.D.万斯通过个人经历描绘了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工人阶级的生活困境,特别是他如何通过努力摆脱这一困境,最终成为一名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这样的励志故事无疑具有普世性,但在剖析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直面那些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M+ i! U* |* M6 C. T0 u+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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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性的缺失# q4 J' ?( Y: |
J.D.万斯的成功之路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奋斗的胜利,更是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反思。在书中,万斯描述了他的家庭如何世代生活在经济萧条的铁锈地带,这一地区曾因工业繁荣而兴盛,但随着制造业的外流和工厂的关闭,这里逐渐陷入贫困和绝望。居民们往往没有高等教育背景,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的变化,这使得他们在社会中缺乏上升的空间。5 \ m: R! M3 {" f2 {$ w
9 {* F* S; H/ M$ ]" j) t这一情形与中国在1990年代经济转型时期的老工业城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时,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工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家庭被迫接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社区中充斥着失望和无力感。就像万斯家乡的居民一样,中国三四线城市的许多工人家庭发现自己陷入了类似的困境,他们的子女也面临着社会流动性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心理层面的——贫困与绝望的代际传递,让他们难以摆脱社会底层的身份。/ R& w/ f/ j* n'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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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社会的影响, F( H* u# ?2 M" u+ h# D
在书中,家庭对个人发展的深远影响被多次提及。万斯的外祖父母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的关爱和坚持帮助万斯走出了困境。然而,这并不是所有家庭的现实。万斯提到,许多他认识的朋友和邻居因为家庭的破碎和缺乏支持而走向了失败。这让我联想到中国一些传统家庭在面对社会巨变时的脆弱性。家庭在中国社会中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单位,但在经济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家庭因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而变得更加脆弱。这种脆弱在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多个层面上表现出来,最终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 g. o' ~4 p3 K( p / `7 c+ _ ~2 O! M书中对“红脖子”群体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这个群体往往被贴上懒惰、不思进取的标签,但实际上,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现实。万斯指出,“红脖子”们的生活困境源于缺乏机会和教育资源,而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在中国,类似的现象同样存在。三四线城市的许多年轻人因为家庭背景和教育资源的限制,难以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圈层,他们的努力往往因为社会固有的偏见而被忽视甚至嘲笑。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社会流动性障碍的体现。" f2 f& q' Q) V! k0 v' {
( P4 P1 i0 ^4 C% S( h+ R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e$ n+ m4 N M) Q5 | n' C
书中另一个值得深思的主题是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万斯在描述他的成长经历时,反复提到他在离开家乡后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他在耶鲁法学院时,深感与周围同学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这让我想到,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文化冲突。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大城市,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不同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如何在这种冲突中保持自我,同时融入新的环境,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3 ?- j' m8 ?+ w7 [- {
5 H5 F1 F/ u% e$ G: j+ p6 @3 ?万斯最终通过自我奋斗和对家庭、文化的反思,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衡点。他既没有完全抛弃家乡的价值观,也没有盲目接受精英文化的所有价值观。相反,他通过批判性思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体系。这种对文化的包容性与批判性并存的态度,或许是我们在面对文化冲突时可以借鉴的。- X5 j( R. [9 y# L f7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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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我更认为是文化问题和社会体制问题。那波“乡下人”是从特定地区移民来美国的“低等”白人(由MIT老校长100年前定义)。 一直在美国从事的就是社会底层的工作。数次迁徙对他们的而言,其实只是换个地方做社会底层而已。最后一次迁徙,是从山区矿山到绣带,算是头一次过上了相对宽裕的生活。绣带工业好的时候,他们在过着不错的生活的同时,文化上,生活习性上依旧是以前好吃懒做,不学无术的特性。绣带垮了的时候,这些就愈发的致命了。作者: semtex 时间: 2024-12-16 23:31
! J1 q+ P% Q1 V8 ~: R& K. {这些人就是国家发展时沾了光,现在不过是哪里来回哪里去,没啥悲歌的。作者: 晨枫 时间: 2024-12-17 04:48
万斯在书中给了家庭支持及其重要的地位,这很对,但家庭支持只是兜底的,缺乏引领作用,这正是“家学深厚”和“家庭教育缺失”(不是一般的品行和人格教育,而是面向未来的三观教育)的差别。' I- S8 H% ?9 U( U: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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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万斯来说,转折点在于海军陆战队。在那里,他学到了纪律(尤其是自律)、人生规划、正面思维的重要性。作为陆战队员,他必须依托团队,打赢每一场战斗。由此而来的是“我的人生也能赢”的新的自信。/ D/ Z, L* m' d9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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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才有克服自我怀疑和俄亥俄大学和耶鲁法学院。) y" G: a" g8 E B) A8 O6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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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耶鲁法学院的经历对他是震撼,更是打开了人生的门和窗。好在他没有忘记来路,在自己的过去和周边人的现在中看到了“乡下人的悲歌”,才拥抱后自由主义。 9 O* i8 O+ f+ l; i, l2 K, j6 q" _0 w+ G6 @4 C2 I; X
对于中国的“乡下人”来说,90年代老工业区有一大批,现在又出现了新的一代。 6 B* G3 W& U& h' B3 ~. u# j) Z* d( d$ l2 g' s2 z2 A8 ?/ T
与美国乡下人不同的是,中国的乡下人都是原生的,似乎不代代相传。这又是好事,又是坏事。好事是如果及时扭转这一代新乡下人,有可能制止乡下人现象的延续。坏处是只要社会经济条件合适,新的一代乡下人又会产生。 ; s. T3 h' }5 U1 ? 6 Q8 _. ^2 V5 A2 O! v( m. X万斯很正确地之处:乡下人的困境在于思维的困境。从自我怀疑和怨天尤人开始,走上自我失败(self defeating)的人生道路。 7 U. f( p( i4 i7 }; O; }# F 9 Z$ r" s7 [" P6 O: m9 x或许与万斯一样,需要有一个强制性的转折点,将乡下人从思维怪圈中拉出来。 * T" v- f% _$ T 0 b+ @ \$ O. }; B( ~0 u美军在这方面有成功的先例,万斯是一个,也有更多的失败先例,大量退伍老兵穷困潦倒,不胜枚举。离开了军队的强制性环境,很容易滑回过去的自我。这是人性。 z3 Z4 A3 x: b2 p* L2 R1 a) V
! t" l' c$ K4 z2 N中国主要通过政府扶贫。《山海情》讲的就是如何在思维上“硬拧”村民的思维,《山花烂漫时》也不乏“教育村民”的情节。 : }$ `+ g7 L5 }" }$ z5 s; t: m; j( P1 I+ I3 a' D
“家学深厚”与“家学赤字”最大的差别可能在于上进心、对家族和自己的责任心和对未来的信心。7 F6 {) c/ O,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