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支持实验室泄漏理论，报告列举了一系列证据，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首先，报告指出SARS-CoV-2展现出一些在自然界中不常见的生物学特征，例如其极高的传染性和对人类呼吸系统的适应性，暗示病毒可能在实验室环境中经过人工改造或定向进化。“By nearly all measures of science, if there was evidence of a natural origin it would have already surfaced.” 这句话突出了报告作者对实验室泄漏理论的信心，认为如果病毒是自然起源，应该早就找到确凿的证据。其次，报告详细描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研究，特别是功能增益研究 (gain-of-function research)，这类研究旨在增强病毒的传染性和致病性，以更好地理解病毒的进化和传播机制。报告质疑这些研究的安全性以及潜在的风险，认为缺乏足够的监管和安全措施可能导致病毒意外泄漏。最恶毒的，报告一直强调COVID-19的早期病例都集中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附近，也被拿来作为支持实验室泄漏理论的重要证据。同时，报告也貌似公允的分析了早期病例的分布模式，并将其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关联，努力试图证明两者之间一定存在关联。
报告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部分是关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通过生态健康联盟 (EcoHealth Alliance) 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这引发了关于美国在疫情起源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以及美国政府是否应该为这场全球性灾难承担部分责任。“US federal funding helped to build an unprecedented collection of SARS-like viruses at the Wuhan institute, as well as contributing to research that enhanced them.” 这句话点明了美国资金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中的作用，也成为争议的焦点。报告批评了这些研究资金的使用缺乏透明度，使得公众难以了解研究的真实目的和潜在风险。报告呼吁加强对科研资金的监管，提高研究的透明度，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报告尽可能的严厉批评了疫情初期中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不足，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掩盖疫情的严重性，并阻碍国际社会对病毒起源的调查。“China has previously suggested that Covid could have been imported into its country in frozen food.” 这句话强调了中国政府试图转移视线的努力，也把国际社会的质疑的帽子戴在了中国头上。当然，报告也批评了一些国际科学家在疫情初期淡化或掩盖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这也反映了科学界在政治压力下的脆弱性，以及维护科学真相言论的艰难。
这份报告揭示了科学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疫情的背景下，科学结论往往被政治化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损害了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科学家在发表关于病毒起源的研究成果时，可能面临来自政治和学术界的双重压力，这使得真相的追寻更加困难。报告也对疫情防控措施进行了反思，质疑一些防控措施，例如强制佩戴口罩的有效性，认为其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no conclusive evidence that wearing masks protected Americans from COVID-19.” 这句话反映了报告作者对某些防控措施的质疑，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报告指出，许多防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效果不佳，可能是因为缺乏科学依据或执行不力，导致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
病毒起源的争议凸显了全球合作和信息透明在应对疫情中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不透明行为被视为对全球合作的阻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疫情的有效应对。报告的发布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家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对未来的国际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为了应对未来的全球性挑战，必须加强国际合作，重建信任，提高信息透明度。报告建议在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必须提高信息透明度，加强公众科普教育，以增强公众对科学和政策的理解和信任。“The world must not continue to bear the intolerable risks of research with the potential to cause pandemics.” 这句话警示我们，必须认真反思高风险生物研究的伦理和安全问题，加强监管，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