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先生是英国约克大学教授、皇家历史学会院士（Fellow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并曾担任英国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主任。他的研究领域主要为现代英国史，包括了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潮、帝国和殖民文化对英国国家治理、社会立法和政党结构的影响。2018年8月，他的新书《女皇》（Empress: Queen Victoria and India）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部全面讨论维多利亚女王和印度的关系的系统研究，深入挖掘了英国的治理模式如何影响印度的政治和经济现代化。
迈尔斯：这本书试图兼顾这三个方面。我的主要史学诉求是：重新评价十八世纪以来帝国君主制（imperial monarchy）在英属印度的历史地位，这种局面给英国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刺激印度社会自发产生了王朝统治和“王室恩眷”（royal benevolence）的观念。早在遭受英国王室统治之前，南亚次大陆其实已经被外来入侵者（foreign occupiers）占据。这些入侵者的居住地（也是他们的权力中心）距离被占领区很远，比如莫卧儿帝国的首都和受到它统治的邦国就是如此。特别是印度南部地区，印度教王公的世袭统治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存在。所以，远程司法与“女主恩泽”（maternal beneficence，其中包含了维多利亚女王鲜明的个人特征，她家庭生活和睦，是九个孩子的母亲，在印度舆论中，这些特征被视作传统的王室恩眷的一部分——采访者注）这些与成为女皇的维多利亚女王产生联系的观念有了适合生长的土壤。一些学者如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美国人类学家，印度社会种姓制度研究的权威，代表作为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殖民主义及其知识的诸形式》——采访者注）所热衷谈论的“被发明的传统”，其实不能反映历史的这一面。
您之前的著作《恩内斯特·琼斯：宪政主义和政治传奇，1819-1869》（Ernest Jones, Chartism and the Romance of Politics, 1819-1869）和《英国激进主义的衰落，1847-1860》（The Decline of British Radicalism, 1847-1860）的研究重心在于英国本土的政治思潮和国内政策。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您转向印度、英国君主制和帝国政策的互动，决定重新评估维多利亚女王的政治？
在您的参考书目里我发现戴维·坎纳丁（David Cannadine）的《装饰主义：英国人曾如何看待他们的帝国》（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坎纳丁认为，英国人曾经热衷于在海外殖民地照搬英国本土随着工业革命深入而逐渐崩坏的等级社会。您同意吗？
哈佛大学的学者埃里克·纳尔逊（Eric Nelson）的《王权派的革命：君主制与美国建国》（The Royalist Revolution: Monarchy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的中译本很快会出版。纳尔逊注意到，美国总统制的设计者中不少是君主制的支持者，曾在1770年代批评英国议会对乔治三世的压制。似乎一股重新认识、发掘英国君主制在历史中的真正影响的潮流正在形成之中。您怎么看？
迈尔斯：就方法论而言，十九世纪政治思想的研究，无论是“剑桥学派”或者“后殖民批评理论”都是合理的，而且我自己的工作受到了这些研究方法很大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方法过于重视追踪“现代性”在知识与观念层面的起源，因而把全部关注投向了世俗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些新生事物。这样一来，留给君主制、宗教（特别是天主教思想）乃至专属于二十世纪之前的时代的任何事物的研究时间和论述空间，就所剩无几了。换句话说，其实一些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辉格主义的倾向。它们的预设是，在十九世纪，旧秩序或旧制度（Ancien Régime）开始走向终结。对此我想举十九世纪欧洲政治思想研究为例，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一点是，很少有人研究“自由主义天主教”（liberal Catholicism）——事实上，法国的拉梅内（Hugues-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德国的多林格（Ignaz von Döllinger）和英国的阿克顿（John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等人都将自由主义和天主教教义结合起来加以思考。当时大量捍卫君主制、相信这种体制会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的著作也无人关注。有非常之多的例子表明，要想在十九世纪发掘现代性的根源是无法做到的。相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旧有观念在新的环境中的继续留存和不断更新。
您觉得《女皇》这本书比较接近哪一种潮流呢？
迈尔斯：我的主要论点受到了三种史学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最近对近代早期英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各个君主（以及他们的配偶）的历史研究。这些研究关注国王和女王作为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ctors）如何各尽所长地发挥作用。其次，是关于南亚地区君权和王朝统治的观念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更古老的印度和莫卧儿文化中，王室统治的观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最后则是已故的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讨论殖民地时期印度的民族观念的作品《帝国和信息：在印度的情报收集和社会交流，1780-1870》（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他认为，印度民族观念是新旧多种语言的奇妙混合体，并且给王室统治提供了空间，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
维多利亚女王像（1877）
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进步时代》（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中提出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四个特质：一、工作即福音（卡莱尔于1843年提出）；二、性格的严肃；三、体面；四、自助 （the gospel of work, seriousness of character, respectability and self-help）。在考察了维多利亚个人的帝国事业后，您对这四个特质有什么修正或补充的么？
我认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三种角色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身处王位之上的女性、拥有庞大的欧洲王室社交网的首脑，以及行使君主特权（prerogative powers）的立宪君主。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争取选举权的女性运动，直到“女性的社会和政治联合会”（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在一战前成立，在这一时期，维多利亚女王经常被人们作为激励自己的榜样而提起。举例而言，1869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指出普通女性缺乏公民及人身权利的同时，感慨幸好王位上还有一位女性。而且，女性选举权运动的领袖米莉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也为女王撰写了一部正面肯定的传记。此后，在二十世纪初的争取女性选举权的运动之中，维多利亚女王和布狄卡（Boudica，曾率领不列颠诸部落反抗罗马帝国占领军统治的女王——采访者注）、圣女贞德和南丁格尔一起，成为抗议男权政策的妇女运动横幅之上的英雄人物。
然而，到“女性的社会和政治联合会”鼓动宣传之际，维多利亚女王变成了一位争议人物。她写给西奥多·马丁（Theodore Martin）的那封反对女性选举权的信1908年首次发表之后，尽管被一些反对女性选举权的组织视作女王为其背书的有力证据，许多进步主义人士依旧宣称女王站在他们一边。1913年“女性的社会和政治联合会”的会刊《为女性投票》（Votes for Women）声称，女王一直支持马恩岛女性的投票权。
迈尔斯：对前一个问题，我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我认为，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后不久，英国君主制在印度就开始变得不受欢迎。至于后一个问题，历史学者菲利普·墨菲（Philip Murphy）在《君主制和帝国的终结：温莎家族、英国政府和战后的英联邦》（Monarchy and the End of Empire: the House of Winds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Post-War Commonwealth，2013）中认为，英国君主担任英联邦首脑这种制度安排，其实仅仅发生于1930年代；由此造成的影响，英国政府是感到忧虑的，忧虑的原因绝不止于当时印度正在发生的事件，也包括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因为英国国教与一战之后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天主教认同之间存在冲突，英国君主在国教建制中的地位，一直是谈判的敏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