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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回忆录害死人不偿命 之 一杯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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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7
在托派王凡西1957年出版的《双山回忆录》中，塑造了两个标杆性的英雄人物，一个是陈其昌，一个是黎白曼。陈其昌是托派中央的临委书记，他的故事，和鲁迅以及王实味有关，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黎白曼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弱女子，如果不是王凡西的如椽之笔和不懈努力，早已经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
根据王凡西的回忆，黎白曼原名梁彩莲，外号叫美丽的小麻雀，非常普通的一个名字。她15岁参加工人运动，拒绝了贵介公子们的追求，不但选择了当时几乎没有希望的革命，而且选择了更无希望的托派。其艰苦卓绝，令人难以置信。
- 彩莲出生于汉口一个穷苦家庭里，父早故，母亲为人洗衣。一九二七年北伐军进展到武汉，彩莲那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可是她立刻投进革命浪潮中去了，在峤口一带做着积极的工人运动。革命失败，她被派赴苏联学习，在莫斯科的孙大中，彩莲以美丽的小麻雀出名的，因之不断为一些国民党大官们的贵介公子所追求。但她看不起他们，甚至深恶他们，终于和一个并非公子的陆某结了婚。联共党的派系斗争发展到中国学生中后，彩莲加入了秘密的反对派。一九二九年她与我们一同回国，在党内做了短期工作，与我差不多同时被开除出党。在反对派的四派分峙中，她属于十月社。反对派统一以及大破坏后，她的丈夫陆某变了节，投向南京政府。那时彩莲正在红十字会医院内产子，惊闻此讯，忍痛弃子逃出了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此后的彩莲就变得更加切实与深刻了，一面参加最艰苦的下层工作，一面又拼命研读马恩列托的著作。彩莲身体单薄，生活却过得非常之坏，人不堪其忧，而彩莲则不改其乐。对于美丽的小麻雀，人们从来是爱惜的，可是一经她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完善的革命家，人们对她的敬重就远超过了爱意。我们简直是以惊异目光来注意了她的成长的，因为在如此娇弱的小躯壳中，竟会有这样坚强宏毅的灵魂。可是，太艰苦的生活毕竟毁坏了她的健康，她发现了严重的肺结核症。因为穷（同志们是无一不穷），她得不到任何疗养，病势便益见其沉重。我在一九三五年年初（经过了四年睽违）再度见到她时，她已经失了音，经常得躺在床上了。不过我惊奇于她精神的仍然高昂，对事业满有信心，谈笑也仍不减当年的轻松乐观。我们都希望她那异常坚强的意志会克服体力的衰竭，希望她终于还能复原；至少，她的生命能维持到寒君的出狱。可是人的意志和希望终究还是战不过自然的法则。她在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的一个晚上，在供给她膳宿的那位朋友家里，突然死了。
- 同志们的哀思可以从独秀当时写给赵济的一封信想见的。信中字句我虽不能原样复述，但因印象甚深，相信大致不差，他写道：……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不，我不以为独秀老了才如此地感伤，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一样难过的。坚贞的同志的摧折总会使人难受，而坚贞的女同志的损失尤其令人悲悼，因为历史的条件使然，迄今女战士一般地比男战士少些，也因此更珍贵些，她们的牺牲或摧折更扣人心弦些。
为了革命，为了理想，连刚刚生下的孩子，都不要了，想一想黎白曼这个当妈的，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也真的是够二和不可理喻的。那么文中所述，黎白曼的变节了的丈夫陆某是谁呢？在郑超麟尤其是陈碧兰的回忆录中，都有着一个叫陆沉的湖北人，叛变了革命，着墨甚多。可是陆沉是有老婆的，叫庄有义，是陈碧兰的中学同学，湖北人，而且到后来很久，庄有义和陆沉这两个人，都夫唱妇随，一直的在一起。
- 陆沉和他的庄有义，还有一位姓彭的都是托派。其余的如陆沉的妹妹和妹夫也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师，他们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加入党。回国后，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环境又异常之恐怖，他们便于无形中同革命远离了。。。。根据我平素的观察，虽然陆沉为湖北初期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但我从1922年在武汉认识他的时候起，就一直觉得他的气质不单纯，往后经过长期的观察，对他不甚信任。
- 在一个炎热的晚上，我吃了晚饭，怀着满腔的希望到庄有义的学校里去。当我到那里时，她的丈夫陆沉和易礼容以及其他两个人（都是湖北人，过去曾加入共产党），正在闲情逸致地打麻将，庄有义单独接待我，她同我一起坐在凉台上。她告诉我说：我们为你找到一个职业，也是当教师，条件很好；除了足够维持你一家人的薪金外，还供给房子给你和孩子以及佣人居住，当然这房子的条件是相当好的，最好的是你不需要付房租以及关于这方面的一切费用。她听了我的话后，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把头垂下来了，眼睛也不敢正视我，一声不响。我看到她的这种神情，知道她内心里霎时还感到一种羞愧，因她是在1922年同我一起加入共产党的，随后又加入托派，在这种情形之下，再也无话可说，我便起身告辞。当我从楼上凉台走出经过他们的客厅时，易礼容急切地轻声问庄有义说：怎么样？怎么样？庄有义一声不响，只是把手一摇，示意叫他不要问下去。当我临去时，没有同她的丈夫陆沉以及易礼容打招呼，就一直从他们打麻将的桌子旁边走出客厅，因为我不愿意同叛徒们打招呼，准备同他们永久断绝来往。从此，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们了。
- 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二年春是彩莲同志生命史中最痛苦时期。爱人陆梦衣对革命的叛变，给她精神上以极巨大的打击。她几个月的艰苦斗争，不能克服梦衣思想上的动摇，终于叛变，到南京上任去了。可是彩莲同志是以全生命贡献给革命的忠勇的阶级战士。思想上政治上既处于敌对地位，爱的关系的继续保持，只是罪恶。为着革命利益，她拒绝、反抗一切的诱惑与压力，抱着产后失调的病躯，抛弃了刚生产的爱儿，以极悲痛极憎恨的心情撇开叛徒出走了。
而且就是这个陆梦衣，在另一位托派人物罗南英的回忆录《革命鸳鸯-我和高理文》中，也是很不堪的。要知道，高理文和陆梦衣陆沉谢德盘严灵峰一样，都是被戴雨农或蒋经国收编过的托派变节人员。而且在罗南英的回忆中，陆梦衣和陆沉，是一前一后出现的。
- 在上海定居的前幾年，搬家無數次，都是為了逃避國民黨的特務，尤其是回國後的叛變分子，如陸夢衣等。此人私德不佳，我們在上海是以鬻文為生的，有一次請順便去拿稿費，稿費拿去用了，說都不說一聲，不久才知道他去了南京，嚇得我們連日連夜的找房子搬家。陸是劉仁靜的內弟。後來，另有一留俄同學謝德盤，他太太也是留俄的，及湖北女師的同學，她生產住醫院，謝就在我家吃飯，約一週後，吃飯時，忽然不見他來了。正感奇怪，忽聽友人說，他已經出賣了陳獨秀先生，又一個人去南京了，此人真是太無良心，只顧私利，出賣朋友，他們當時生活潦倒，十二月大寒天，陳先生將自己的棉被分一條給他們，曾親自夾著送往謝家，並送一百元給他太太住院。那時謝是擔任陳先生的交通工作，陳的住址，只他一人知道，他不耐貧苦，昧著良心，向國民黨告密，以圖巨賞，而出賣陳獨秀，為了他的叛變，我們又一次搬家。
- 當時我就想到辭去學校的職務，那學校校長是莊有義，她是陸沉的太太，莊也是湖北女師的同學，陸是當時共產黨的農民運動權威。他們夫妻倆脫黨後，好像加入了國民黨的中統局，同學鄧淑毫夫婦也是。他們答應了我的辭職，我就準備籌款去醫院，接女兒回家，一共要一百多元。但是始終籌不到剩下的三十多元，此時，只好硬著頭皮去醫院碰運氣，第一關當然是主治醫生，他名高鏡朗，後來成了上海小兒科專家，當時，他無論如何是不答應少交三十多元可以接小孩子回家。我雖然說得舌疲唇焦，他仍然不答應，我後來告訴他說：高醫生，那有做父母的，不願將自己的骨肉接回家團聚的，即或她要死，我也願意讓她死在我的懷抱中。可是我們大人也要生活下去呀，你總不能將我的生存意志都剝奪而去吧？這樣才算了事，總算將女兒抱回家。
看起来这中国人的圈子，还真的是太小了。有了这名声，托派和军统这两碗饭，对陆梦衣来说，肯定就再也不好吃不下去了。于是陆梦衣就改变人生的轨迹，和周恩来潘汉年联系，做了地下党，潜伏了下来，左右逢源，解放后成了政协委员。陆的第二任太太，是一位美女画家，叫做邵一萍，邵一萍的哥哥，也是一个画家。不过这一段婚姻，没有维持太久。陆梦衣后来的妻子，名叫王师正，没有太多的资料。陆梦衣的妹妹，叫陆慎之，是个才女，嫁的是一大代表刘仁静，也是第一位公开表明态度和与党不合作的托派份子，拜见过托洛斯基本人，得托派真传。刘仁静暗访托洛茨基回国后，与郑超麟一道把托洛茨基口述的《中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的任务》翻译成中文，经陈独秀过目后，发表于他们办的刊物《十月》上。刘仁静和他的这个小舅子一样，也信奉了一杯水主义，不过似乎是个受害者。发妻在莫斯科被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撬走了，而且这件事闹得很大，连陈独秀出面，都不可协调，留下了后遗症，这和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以及刘仁静脱离托派，都有关系。在《彭述之回忆录》和郑超麟的回忆录《恋爱和革命》中，都有比较形象的描写。
- （1923年）刘仁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跃分子，那时还不到二十五岁。他身材矮小，脸上布满黑痣。与其说他像一个知识分子，更不如说他更像煤炭商人。但只要他对你一笑，就足够引起你对他的好感。五四运动时期，他还是北大学生。但已经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批成员之一。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也许正是这个理由，才选拔他陪同陈独秀和王荷波前往莫斯科。1923年夏末，他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 1927年，刘仁静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陆立之（梦衣）1927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秋回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29年我20岁，沉沦在一杯水主义的初恋中……在当时的学校宿舍里，并没有家这个概念。男女间一拍即合，由学校当局提供同居铺位。在大厅堂中安排十几对床位，像船上的统舱一样：两床之间有一小书柜，这是一对野鸳鸯；隔邻的床位用布幕相隔，但生息相通……一杯水主义风行在莫斯科，也很自然地在学校中沿袭了。
- 乔年就没有世炎那样幸运，他和史静仪的恋爱，差不多和世炎和夏之栩恋爱同时，可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潮。史静仪是刘仁静的发妻，刘仁静从家里带她出来，不喜欢她，送她去莫斯科读书。她的文化提高了，也不喜欢刘仁静，可是刘仁静渐渐喜欢了她，她回国后，留在北京工作，不肯到上海来同刘仁静过活。刘仁静当时编辑《中国青年》，我常到ＣＹ（共青团）中央去玩，因此也成了刘仁静的朋友，差不多每星期都给《中国青年》写文章。一九二六年秋季一个星期天，ＣＹ中央几个青年人发起去吴淞玩，我和刘仁静也去了，刘仁静总是郁郁不乐。回来在火车站候车时，我忽然发现刘仁静一个指头用布条包扎着，我问他：你怎么伤了指头？刘仁静不响，别的人就把话题岔开了。我觉得很奇怪。以后有个人，可能是刘昌群，悄悄告诉我：刘仁静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今天我们郊游就是带他出来散散心的。原来如此！这个血书就不同牛奶调红墨水写的了。不久之后，刘仁静就去莫斯科读书了。反对陈乔年的，不是刘仁静本人，而是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乔年的反感。后来湖北同志控告罗亦农时，罪状中有一条，就是陈乔年患伤寒病时（当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亦农（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为他支出的医药费多至几千元。第五次大会之前，延年去北京开会，知道湖北同乡的反对，他从北京回广东路过上海时，才向我吐露一些不满弟弟的话，我从来未曾听他说过这类的话。
也是关于刘仁静的，由于刘仁静处处以托洛茨基的正统托派自居，引起了陈独秀和托派组织的反感，原因是为了他想当宣传部长未成。刘仁静自然不高兴，就离开了托派。等陈独秀入狱之后，刘仁静就才又活跃了起来。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记录了下面这一场闹剧：
- 刘仁静，以及和我一同回国来的赵济与刘胤等，根本不肯参加党的工作。刘仁静的情形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回来后只简单地给中央递了个声明，表明自己态度。刘胤（即后来变成国民党文化人的李麦麦）和赵济等则参加了训练班，过后又被派赴沪东（刘）及浦东（赵）的区、地委员会实习，却都借故规避，甚至没有去报到。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党。他们和刘仁静一起，以莫斯科回来的老牌反对派身份，整天与陈独秀等讨论中国反对派的新组织事宜。。。。这是我未被开除时候的反对派情形。等到我被逐出党，以及病愈之后，情形又不同了。刘仁静和陈独秀等决裂了，原因是为了他想当宣传部长未成（这事实当时我不知，是后来人家才告诉我的）。
- 大约在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初，有两个外国记者同反对派发生了关系，一个是李福仁，他是南非的老共产主义者，在二十年代末就转入了托派的；另一个是美国人易洛生，原本同情斯大林主义，在上海办一英文杂志，态度很左倾。因为中共领导要他写文章攻击陈独秀，并且供给他一些虚伪的材科，要他诬蔑中国托派，使他发生了反感，竟逼他变成了托派。易洛生成了托派，决心写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他结束了杂志，将印刷机捐给了组织，自己择居于当时的北平，雇用刘仁静作他的翻译。其时，北京有几个青年学生团结在刘和易的周围，从事于比较积极的反对派活动。这些人中，有后来较为著名的刘家良、斯朝生与王耀华。当我出狱时，刘、斯、王三人以及另一位扈焕之已经来到了上海，并且与李福仁一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领导机关。在理论上，这几位新出山的青年领袖受着刘仁静的指导，所以他们一经登台，立刻就来清算监狱中的陈独秀，把他早已由托洛茨基为之刷清的什么机会主义、侮辱红军，甚至误国政策的旧罪名，统统搬将出来，加以鞭笞，而且还通过决议，列举罪状，要南京监狱里的老头子承认，否则开除。陈其昌和当时刚出狱的尹宽等，见了此种狂妄可笑的行为，竭力表示反对，斯朝生和刘家良等便将他们也一并开除了。
再接过来说陆梦衣。陆梦衣的哥哥叫陆久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早年曾为中共地下组织工作，进入过潘汉年情报系统。陆久之娶的，是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号称蒋记驸马，大陆解放时曾试图策反汤恩伯未果。陆梦衣本人，也时有惊人之语，例如他对韩复矩、盛世才、蒋经国、周恩来、郭沫若、江青、王明等国共历史人物，甚至于对他的哥哥陆久之，因为有着亲历的经验和做过记者的原因，说出来的话自然不同凡响，让后生晚辈，耳目一新，大开眼界，成了新时代的网红。可是名作家单世联在《纯碎的概念和多样的经验-读陆定一传》一文中，居然把陆梦衣的名字写成了陆梦之，也不能算大错，因为陆梦衣原名就叫陆立之，再加上有陆定一在中间作乱，为尊者讳，春秋那么一下，也稀松平常，不足为奇了。陆定一的前妻是唐一珍，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也是湖北人，也是托派，1929年在莫斯科结婚，后来不幸在苏区遇难了。既然同时代的好朋友郑超麟和陈碧兰都没有胡说什么，我们也不好瞎猜。尽管陆定一后来的老婆不停地写匿名信，揭露叶群和托派分子王实味等人一起在延安搞破鞋，害得林副统帅不得不在百忙之中亲自布置亲自指挥，动用国家机器自证清白，说叶群同志，是一个大大的处女。
- 附带一下，黎彩莲的丈夫陆梦之，1909年出生，也是共产党员，也因参加托派而于1930年与黎同时被开除出中共，旋即加入十月社，第二年向南京政府自首，后为军统少将。据说，陆在1937年后又与党取得联系，做秘密工作，淮海战役中促成了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将军的起义。49年后，陆梦依改名陆立之，在上海文联资料室工作，因潘汉年案件的牵连被判劳改7年，期满后继续留队劳动。1968年再度入狱，据说与他当年在上海报纸上连续写过蓝苹（江青）混乱的私生活有关。1975年出狱，后为滁州市政协委员。200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谁主沉浮-沧桑九十年实录》。2009年2月，中央电视台崔永元口述团队记者张钧到安徽滁州采访他时，试图但终于没有向他提出黎彩莲的话题。
都说好人不会长寿，陆梦衣的哥哥陆久之，活了一百零六岁。刘仁静如果不出车祸，也差不多能活一百多岁。陆梦衣自己，也活了一百多岁，成了人瑞和国宝，备受各级领导的关怀，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也是中国最后的一个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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