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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回忆录害死人不偿命 之 沪滨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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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5
这样众口铄金，都成了托派重要支部了，所以马子谷的日子，在解放后应该是不太好过地说：
八七会议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从一大到五大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重打鼓另开张，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也就是托派。托派的人，理论水平高，笔杆子也好，除了陈独秀之外，都爱写回忆录。比较著名的，是郑超麟、王凡西和陈碧兰的回忆。首先，根据1957年王凡西在澳门写的《双山回忆录》中的介绍，1930年初春的时候：
- 一个反对派的同志那时正在开了一间小书店：滨沪书店，准备出版些社会科学的古典作品。我于是口译了普列哈努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由妻子笔录，居然卖到一百二十元（约等于五个月的党内生活费），如此才算度过了被党逐出后的第一个难关。
那么这个给王凡西以巨大帮助度过难关的反对派的同志是谁呢？王凡西没有说，可是在写于1945年的《郑超麟回忆录》中，有下面这样的几段文字：
- 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靠自己筹措。我自己，起初是组织维持我们生活；一九二九年春被捕出狱后，改为替中央宣传部翻译俄文，稿费照字数计算，不翻译就没有稿费。每次我把译稿送到宣传部去，领回稿费和新材料。以后，不记得是我不译，还是他们不要我译，这方面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幸亏开了一家沪滨书店，经理是马任之，编辑是杨献珍，约我译书，才解决了问题。马任之是彭述之的小同乡，彭述之向他作了托派的宣传，把他拉到我们方面来。但杨献珍拉不过来。不久，杨献珍去北方，沪滨书店便全由马任之控制了。
- 我托了许多人代卖这本译稿，都不成功。结果，杨贤江帮了忙，他替我把这本译稿卖给新成立的沪滨书店。书店经理是彭述之的同乡马任之，他不久也参加反对派了。当时杨贤江是我们的支部书记，汪泽楷和我都在这个支部里面，我们提出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江苏省委派来的代表反复辩论。支部书记杨贤江动摇于双方中间，以致支部对于这个辩论始终未成立决议。不久，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诸人被中央直接开除了。
- 我们的同志，沪滨书店经理马任之，原名马轼材，北伐时随何应钦军队来到福州，在福州进行革命工作，同福建国民党左派领袖潘谷公合作，一九二九年，潘谷公逃亡在上海，二人时常见面。龙华司令部军法官多数是福建人，其中有潘谷公的朋友。不知道怎样，潘谷公得到了逮捕我们的消息，便通知马任之，马任之急忙乘汽车通知家在金神甫路的彭述之，接着也要乘汽车通知我。
这样就明白了，这个反对派的同志，就是化名为马任之又名马子谷的湖南隆回人马轼材了。马轼材有一个同胞兄弟，叫马非百，是著名的史学家。托派后来的多数派中央领导人彭述之的爱人陈碧兰，在1994年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则有下面这么一段介绍，差点把曾经的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也拉进托派：
- 最后，也可说是重要的，便是沪滨书店，因为它是完全为托派所开办和主持。该书店的经理马任之是述之的老同学；同时又是老同志。因此，当他到上海开办沪滨书店时，即找述之为他作出版计划；但述之却首先同他谈政治问题，因为他当时还在党里。不久，马任之便同意托派的思想和主张而加入无产者社。随后，沪滨书店的编辑和职员也都从党转到托派，成立了沪滨书店支部。因此，我们为沪滨书店拟定了一个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计划；随后出版了一批书。但异常之可惜，由于资金缺乏，沪滨书店被迫中途停办，以致不能实现原定的计划。
据此，在潘强恩编著的《淞沪会战》这本书中，就说：
- 彭述之和汪泽凯也拉过来几个从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甚至通过马任之把沪滨书店争取了过来，为他们服务。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彭述之小同乡，大革命中加入共产党，“四·一二”惨案后到武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1928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委托办了沪滨书店，杨献珍当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进托派，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不久，杨献珍去北方工作，这个书店即成为托派的一个支部。
沪滨书店经理马子谷
关于杨献珍：
- 1929年9月，杨献珍出狱后，受党的委派前往上海，名义是沪滨书店的编辑而掩护其从事的地下活动。1931年初，杨献珍化名杨仲仁，被派往天津等地开展华北政治情报工作。在与陈赓会面后被抓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
- 1961年12月20日，马子谷因脑溢血病逝于长沙，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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