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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慕兰自传》看邓小平到广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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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17
几年前写过一篇博文，考证1929年在百色起义前，邓小平到广西南宁的具体时间，其中曾引用《黄慕兰自传》中的一段话：“1929年11月，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广西领导红七军、红八军开创革命根据地，他取道香港去南宁时，我们夫妇和聂荣臻夫妇同他有过好几次愉快的会面。”
其实紧接在这一段话的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小平同志一到香港便与南方局书记贺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取得联系的事。毛毛还提到我和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在跑马地寓所烧晚饭给小平同志吃的事。广西开党代表大会时，贺昌是以南方局书记的身份和小平同志一起去参加的。前几年，中共广西区委派人来访问我的时候，还跟我一起核对了贺昌在广西那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的稿子和使用的化名。后来贺昌又和小平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一起工作过，不过那时我已被留在上海工作，未能跟贺昌在一起工作和生活。”
再看网上刊出的《黄慕兰自传》，知道当时的这段时间，虽然漏洞是有一些，例如所谓南方局书记的称呼，应该做广东省委书记，但也并不完全是瞎掰。因为黄慕兰说：
我进恒丰纱厂不久，为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浦东区委又下令要搞散发传单，并号召要响应全市纱厂、丝厂工人的总同盟大罢工，哪怕能组织罢半天的工也是好的。恒丰纱厂的地下党、团支部一共只有三个党员、五个团员，我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区委的命令。最后决定，“七一”前夕在厂里散发传单，宣传党的宣言，声援纱厂丝厂总同盟大罢工，支持他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具体的做法是：有一位党员是在工厂食堂里当采购负责买菜的，每天都比烧饭的工人更早进厂，就让他趁天色还黑时，把传单藏在采购蔬菜的三轮车里带进厨房；有一个团员是电工，就让他在天色未明前把电线剪断；其他几位同志就趁着停电混乱的黑暗之中，从厨房里拿了传单，跑到厂里最高楼层的晒台上，从四个方向把传单散发下来。
注意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在1929年的6月底，也即是在《黄慕兰回忆录》中所谓的“七一”前夕。可就在这件事过去不久，又发生下面的一件事：
过后组织上派我到正在罢工的丝厂去，对罢工的姐妹们进行慰问和联系互相支援罢工的事。那时工厂里只有官方认可的工会（我们称之为黄色工会）才能公开合法地活动。组织上决定，让过去参加过大革命的党员和干部都参加进去，就是要争取和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地位来领导罢工。我从丝厂联系回来后，就向工会作了汇报，工会决定恒丰纱厂也举行罢工，并向资方提出复工条件。我被罢工委员会推定为学徒工的代表，跟其他工人代表一起，到闸北大众茶园参加谈判。。。。。没等我把条件讲完，在旁的军警就一拥而上，把我们八个工人代表都抓走了，押进了停在茶园外面的汽车上。
被捕的第一天在南市区公安局关了一夜。第二天就被转押到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我们被囚禁了一百天，其间只对我们进行过一次庭讯。
假如黄慕兰这第二次在上海被捕的时间，是1929年7月1号前后的话，那么按最保守的估计，坐牢100天，到她出狱的时候，也应该是10月上旬了。于是才有下面一段故事：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贺昌同志已经被党中央调派到设在香港的南方局工作了（先当宣传部长，后任书记）。。。。。。。贺昌打电报给中央，请求调我到南方局去工作。中央考虑，我刚从狱中出来，身体很差，又怀了孕，在上海工作不便，也无人照顾，转移一下工作地点也是必要的，就批准贺昌的申请，同意派我去南方局工作了。
也就是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谓的在1929年7-8月份，贺昌与黄慕兰在香港遇见并招待从上海到广西南宁去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的邓小平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信口胡言了。
邓小平是否和贺昌一起参加了1929年9月中旬召开的广西第一次党代会了呢？
那么从黄慕兰的回忆中，也看不出有这种时间上的可能性。如果《黄慕兰自传》，真的是无懈可击值得相信的话。
几年前写过一篇博文，考证1929年在百色起义前，邓小平到广西南宁的具体时间，其中曾引用《黄慕兰自传》中的一段话：“1929年11月，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广西领导红七军、红八军开创革命根据地，他取道香港去南宁时，我们夫妇和聂荣臻夫妇同他有过好几次愉快的会面。”
其实紧接在这一段话的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小平同志一到香港便与南方局书记贺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取得联系的事。毛毛还提到我和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在跑马地寓所烧晚饭给小平同志吃的事。广西开党代表大会时，贺昌是以南方局书记的身份和小平同志一起去参加的。前几年，中共广西区委派人来访问我的时候，还跟我一起核对了贺昌在广西那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的稿子和使用的化名。后来贺昌又和小平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一起工作过，不过那时我已被留在上海工作，未能跟贺昌在一起工作和生活。”
再看网上刊出的《黄慕兰自传》，知道当时的这段时间，虽然漏洞是有一些，例如所谓南方局书记的称呼，应该做广东省委书记，但也并不完全是瞎掰。因为黄慕兰说：
我进恒丰纱厂不久，为纪念“七一”党的生日，浦东区委又下令要搞散发传单，并号召要响应全市纱厂、丝厂工人的总同盟大罢工，哪怕能组织罢半天的工也是好的。恒丰纱厂的地下党、团支部一共只有三个党员、五个团员，我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区委的命令。最后决定，“七一”前夕在厂里散发传单，宣传党的宣言，声援纱厂丝厂总同盟大罢工，支持他们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具体的做法是：有一位党员是在工厂食堂里当采购负责买菜的，每天都比烧饭的工人更早进厂，就让他趁天色还黑时，把传单藏在采购蔬菜的三轮车里带进厨房；有一个团员是电工，就让他在天色未明前把电线剪断；其他几位同志就趁着停电混乱的黑暗之中，从厨房里拿了传单，跑到厂里最高楼层的晒台上，从四个方向把传单散发下来。
注意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在1929年的6月底，也即是在《黄慕兰回忆录》中所谓的“七一”前夕。可就在这件事过去不久，又发生下面的一件事：
过后组织上派我到正在罢工的丝厂去，对罢工的姐妹们进行慰问和联系互相支援罢工的事。那时工厂里只有官方认可的工会（我们称之为黄色工会）才能公开合法地活动。组织上决定，让过去参加过大革命的党员和干部都参加进去，就是要争取和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地位来领导罢工。我从丝厂联系回来后，就向工会作了汇报，工会决定恒丰纱厂也举行罢工，并向资方提出复工条件。我被罢工委员会推定为学徒工的代表，跟其他工人代表一起，到闸北大众茶园参加谈判。。。。。没等我把条件讲完，在旁的军警就一拥而上，把我们八个工人代表都抓走了，押进了停在茶园外面的汽车上。
被捕的第一天在南市区公安局关了一夜。第二天就被转押到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我们被囚禁了一百天，其间只对我们进行过一次庭讯。
假如黄慕兰这第二次在上海被捕的时间，是1929年7月1号前后的话，那么按最保守的估计，坐牢100天，到她出狱的时候，也应该是10月上旬了。于是才有下面一段故事：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贺昌同志已经被党中央调派到设在香港的南方局工作了（先当宣传部长，后任书记）。。。。。。。贺昌打电报给中央，请求调我到南方局去工作。中央考虑，我刚从狱中出来，身体很差，又怀了孕，在上海工作不便，也无人照顾，转移一下工作地点也是必要的，就批准贺昌的申请，同意派我去南方局工作了。
也就是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谓的在1929年7-8月份，贺昌与黄慕兰在香港遇见并招待从上海到广西南宁去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的邓小平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信口胡言了。
邓小平是否和贺昌一起参加了1929年9月中旬召开的广西第一次党代会了呢？
那么从黄慕兰的回忆中，也看不出有这种时间上的可能性。如果《黄慕兰自传》，真的是无懈可击值得相信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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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5 个评论)
- 回复 上古神兵
- 别说时间，我老祖母还没糊涂的时候一个事都有若干说法，若干不同主角。所谓“口述”“回忆录”是不能按信史对待的，不然要历史学家干啥？
禅人: 也难说就是信口胡言，也许是不够严谨吧，除非是有意为之。回忆录这东西，时间上记岔是常有的事，别说差一两个月，就是差个一年半载也是有可能的。 ...
- 回复 混天球
- 黄的回忆录似乎可信度不高。这个你可能看过，是TG地下交通的总头目吴德峰女儿的回忆。
所谓“奉命脱党”，与陈志皋结合是组织行为纯属无稽之谈
看到这种无稽之谈，我非常气愤，不得不公布多年来不愿公开的一段亲身经历：
1955年我家住在北京西四羊肉胡同，父亲时任国务院一办副主任，我在北京女一中读高一。4、5月间的一天，黄慕兰来家拜访，父母热情地接待她，并留她 和女儿吃饭。母亲说：“这是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的老朋友”，让我叫阿姨，叫她女儿姐姐。寒暄之后大人在客厅谈话，妈妈叫我陪她女儿去另一房间看书，记 得她们临走时还借了我的《卓亚和舒拉》、《青年近卫军》等故事书。
不久因亲戚来京，我被赶到客厅旁的貯藏室睡。一个星期天，黄慕兰一大 早来访，与父母坐在客厅里谈话，我被堵在貯藏室内出不来，听到了全部的谈话内容。简要情况是：黄慕兰要求见周总理。爸爸说：总理很忙，有什么事，对我讲就 好了，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再转告、请示总理。她提出党籍、工作安排、级别待遇等问题。开始父亲还耐心地对她讲，你脱党的问题，是你自己行为所致，不存在 组织恢复党籍问题。你过去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脱党后当了资本家太太，也无损害党的行为，还继续做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事，这一点我们是知道、有数的。依 你现在的身份，仍可一如继往做好你丈夫和一些老朋友、老关系的工作，动员他们回来，参加建设。要教育子女热爱祖国、热爱党，努力学习工作要求进步……。不 要旧事重提，一粑屎不臭挑起来臭，这样做，对你对孩子都不好……。不知何故，她听不进我父母的好言相劝，突然哭闹起来，语无伦次地说什么：党和某些人对不 起她，她甚至为革命为党献出了一切，当了妓女……。此时我听到客厅“叭”的一声，是父亲拍玻璃茶几的声音，接着就是茶杯盖掉在地上摔碎的响声。父亲非常生 气地大声怒斥：胡说！并反问她：谁叫你当了妓女的？！我们党在这方面有严格组织纪律规定。你要说你当了妓女，那是你自己乱性所为！是你自己无聊！无耻！宛 希俨同志被捕入狱，组织命你以家属名义去营救，你不去，你在干什么？！贺昌同志与你感情破裂，进苏区与你分道扬镳，为什么？！两个烈士的遗孤你从小不管， 当然也有组织和烈士的意愿，这是怎么会事？！你在党内同时搞多角恋爱，搞得乌烟瘴气，情书、情诗满天飞，发生咬舌头、跳水自杀事件，一个接一个，闹得同志 间不团结，你制造的麻烦、风流韵事还少吗？！让你去找律师保釋关向应，你可好，你去跟律师调膀子睡觉；让你去找特务做工作你做到床上，跟特务乱来！去牙科 当护士你跟医生、病人乱性毫无节制……，难道这些狗屁倒灶的事都是组织安排你去干的吗？！组织的警告批评你听了吗？！你就是当过妓女也与组织无干无涉。你 的脱党问题，我是受命与你淡断组织关系的，加上你不听组织决定，我行我素贪图享乐去嫁人当太太。脱党是你自己行为所致，不存在组织恢复党籍问题。
父母在隐蔽战线工作多年，从来不当着孩子的面谈秘密工作和高层领导的事。以上是我偶然听到的，因为好奇，所以记得很牢。但父母对我们孩子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很多年来从未对他人讲过。全家经历“文革”磨难之后，我才从父母及其他老同志那里得到进一步证实和一些详情。
黄慕兰破坏纪律，周恩来下令“淡断”与其关系
父亲吴德峰1922年投身革命，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戚元德28年入党，他们因长期工作关系和隐蔽斗争的性质，了解很多党内历史上的事。文革开始 后，父母都受到批斗和群众冲击，但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主席、总理百年之后坏人当道，祸害国家，尤其是江青一伙。见到故意歪曲历史，愚弄后人的现象，他们心里 很不平静，因此陆续向家人讲述了一些史实，其中有的涉及到黄慕兰。我和家人帮助他们整理史料时，也回答了我们提出的一些疑问，但嘱咐有些事情知道即可，不 得私自乱讲。
关于当年父亲对黄慕兰讲“受命与你断组织关系”，父亲说，那叫“淡断”。父母告诉我：情报、交通等秘密组织，有极其严格的 制度和纪律，没有节制的乱性，是秘密工作绝对不允许的大忌。总理一再强调，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在性生活上不能自持、乱来的人，迟早要给组织惹麻烦，这 种人不可担任党的机要、秘密工作。
1981年武汉妇联写武汉妇运史料，提到过黄慕兰问题，我去看肖克叔叔和蹇先佛阿姨时谈到此事。肖克 叔叔提及她过去的行为直摇头，告诉我：中央搬苏区后，黄慕兰去找关向应，当时有人开玩笑要关向应与黄慕兰“复辟”，关向应非常气愤的责骂黄慕兰：下流无 耻，黄慕兰无趣而退。
据我所知，我党地下工作者只需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不存在脱党问题，党员因派出工作暂时断开组织上的联系，回来后 经审查无问题即可恢复组织生活，也不存在什么“恢复党籍”的问题。这是隐蔽战线的一个基本常识。如原国家计量局局长严希纯等同志的民主人士、中共党员的双 重政治身份是在文革混乱中才被公开的。因此，所谓黄慕兰“奉命脱党”问题，实际上是父亲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逐步地切断她的组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