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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的兴起与工业心理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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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1911)讨论了如何通过对劳动者、工具和时间的科学管理，来提高生产效益。。他根据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理论 ，提出人会最大限度地争取经济利益，满足私利；管理者应该利用人的特点，找到最佳方法来界定、评估和控制各项任务，实行职能的合理划分和标准化动作，以便有效地提高工效。
Taylor之后，法国的Fayol(1916)提出了他的管理14条。目前常见的管理原理和定义就出于此：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德国的Max Weber r1864～1920)大约在同时期提出了他的《社会经济规划大纲}(Grundrig der Sozial6konomik或写成Grundriss der Sozialoekonomik)．认为等级严密的部署管~(bureaucracy)是商业、政府、宗教组织、大学和军队中的最佳组织形式，因为它能保证少数能人严格而有效地行使管理和控制；员工们只需要根据纪律的约束执行任务。。
上述管理理论，通称为古典管理学派。又有人根据Taylor和Fayol的书名将古典学派分为“科学古典学派”(scientific classic schoo1)和“行政古典学派”(administrative classic schoo1)。总的来说，古典管理学派在产业时代作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劳动模式的逐渐复杂，该管理模式渐渐衰落，因为它有不少局限性，主要问题是，这一理论忽视了人的因素(特别是工人的感情)。相比之下，心理学家们的管理理论显得更完整，更人性，也更具有现代意义。
心理学家研究管理，始于德裔美国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Hugo Mtinsterberg， 1863—1916) 。Mtinsterberg(1913)讨论了三个题目：最适合某一工作的人(the best possible marl for the job，员工选择)，最理想的工作(the best possible work，影响工作效益的诸因素)，和最理想的效果(the best possible effect，销售、市场和广告效果)。闵氏注意到了员工心理、生理状态和工作环境对生产效益的直接影响。在此之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Mayo(1933)和他的小组通过在霍桑厂的实验(Hawthorne Experiments，1924～1932)发现，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可以提高工效，其作用大于照明环境的改变，甚至大于报酬、福利、休息时间的增加。Mayo的实验，实际上是Abraham Maslow(1908～1970)自我实现(Self-actualizing)~论的先声 。这些从事管理研究的心理学家，把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称为“工业心理学”(Industrial psychology)。这固然是专业使然。
但另一方面，也许是心理学家们希望把自己从事的以实验、调研和测验为基础的工业研究和商学院那种以案例分析为主的“商业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区别开来，虽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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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工业心理学生涯。他原本随Charles Spearman从事实验心理学，并于1933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因为缺乏从事精神分析研究(临床)所需要的时间和费用，他不得不报名参加英国国家工业心理研究所6个月的培训班。(当时除了教书，心理学家只有临床心理和工业心理这两个职业选择)。
多亏梅尔斯(Charles S．Myers)慷慨帮助，免除他二百磅的培训费。假如没有这一机遇，陈立的人生历史就得重写，中国管理学的部分进程也得改写。可见历史由偶然因素决定。这个培训班所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主要带学生参观各种类型的工厂，特别是该所承担了咨询项目的工厂。遇到问题大家讨论。培训的最后一个月学员去工厂实习，写调研报告。陈立在半年的培训班中掌握了工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调研的基本方法。他撰写了5篇报告，其中关于工具适应性的那篇发表在该所的月刊上。培训结束后，他去了德国格式塔心理学鼻祖苛勒(Wolfgang K6hler,1887—1967)手下做博士后研究，课题是个体声调高低差异。这一研究虽然无果而终，但却为他后来的疲劳研究打下了基础。1934年底，苛勒等犹太教授由于希特勒的迫害而离开德国，陈立也随之离开，并于次年初回到中国。
当时的中国，管理研究的大环境很不错。经过洋务运动以来的发展，中国工业在沿海地区已初具规模。理论方面，学者们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英语)
的管理学著作，或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西方管理学原典进行编译u，有些学者还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涉及财会、择工等方面的专题文章。陈立回国后，经友人周先庚推荐，被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联合聘用为工业心理研究员，办公室就设在今天清华园里的工字厅，自己则住在古月堂。这可谓是因和尚设庙。不过，这座独人小庙却弘扬了管理的大法。陈立做的第一件事，是写出了国内第一本管理学专著《工业心理学概观》(陈立，1935)，算是人行的自我介绍。仔细阅读本书，可以发现它有如下特点：
1)可读性。由于当时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全书以口语形式写成，没用一个晦涩的词或难懂的句子。极大地便利了读者和使用者。
2)实用性。全书从操作层面人手，每解释一个概念，必列出操作方法，比如测量厂房温度和改进气流的具体方法，调控光线和噪音的方法等等。同
时，陈立避开了当时已有人讨论过的测验和国内“尚不十分殷切的择业与择工、训练”等问题 ，专著于工作环境、疲劳、工作方法、事故、组织、激
励等方面，“为的是达到减少无谓的消耗，增加工人的实际福利”的效益。
3)科学性。陈立不同意“懒惰是工人本性的流行见解”，认为“活动是人类最原始的冲动。合宜的工作不但不为工人所反对，反而为工人所欢迎”(第7章第1节)，因而提倡工作要顾及到人对活动的内在需要。他花了不少篇幅谈论工作与游戏的关系¨，认为关键是如何让工人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他认为，让工人把工作和自我兴趣相结合，通过工作安排的多样性，让工作接近游戏，同时，让工人看到工作的意义和目标，改良工作环境和家庭环境、并加以合理工资等激励机制(“外铄的刺激”)可以对工作效率产生正面影响。正因为这样，他还讨论了工头(一线经理)该如何待人接物，如何给新工人良好的第一印象，以及工人的升迁、心理宣泄这些细节问题。陈立还向读者介绍了一些试验心理学原理和疲劳研究成果，如疲劳的生理基础，工作曲线，工作速度、姿势、时间安排和消除疲劳的方法和技巧，以及个性差异、兴趣与工作效率的关系、事故的分析和预防方法。书中还讨论了我国最缺乏的“组织和工作规划问题”。
4)前瞻性。陈立反复强调工业心理学的目标是“效率与幸福的连环”和“求人生幸福的圆满”。书中反复提倡减少疲劳、增加工作兴趣、提高工人社会地位、改良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以达到提高生产率、改善风纪、减少消耗和成本，加速金融流通，实现“机械工业的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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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写书和在清华任教，陈立的一半时间花在工业心理的科研和工厂考察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心理系代主任周先庚教授把心理系1936年的全部预算交给陈立， 建立起全国第一个疲劳研究实验室H。
陈立在测量劳动者氧耗时，用液体石蜡隔离被试呼吸的氧／CO2以及空气中的氧／CO2。这看似得之于灵感，实际上说明该实验要求较广泛的科学知
识。如果没有沪江大学期间在数、理、化、生物方面打下的扎实基础，光凭一点心理学知识，陈立绝不可能撑起这座实验室。
陈立在工厂调研方面的一项成果，是为长辛机车厂作的库存管理调查(工料与工具的布置)。他发现并且纠正了厂里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某种零
件有五个型号，库里就按照1—5的顺序，从高到低放在架子上，因而把最常用的5号零件放在最不容易拿的底层。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不同型号机车配件的采购和库存管理混乱，造成要用的配件没货，不用的配件存储过量。当时依靠海运，供货慢，厂里怕缺货，每次都多买些配件，造成有些配件“一百年也用不完”，不仅占地方，而且浪费利息。陈立根据抽样统计，为厂里设计出了合理的采购计划，每年节约的成本达天文数字。这一调研可算作是ERP(企业资源规划)咨询项目，因为这和今天ERP系统所做的实际上一样 。
陈立做的另外两个工厂调研是1936～1937年的“江苏省棉纺织业中劳工流动率”分析 和1937年3月开始为南通大生纱厂做的劳动环境和操作研究。
前一项研究成果直到200 1年才发表，读起来却依然颇有启发，比如，陈立提出，通过生产和生活(宿舍)环境以及劳资关系的改进、通过关注工人的
精神生活来增加工人的满意感，缩短工人的时间觉，降低劳工流动率。这一观点即使在今天仍有实用价值。大生纱厂的调研做到1937年夏天，因7．7事变爆发而终止。其部分调研结果见陈~ f_(1937)”。在这篇报告中，他讨论了室外大气和室内温度的关系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在缺乏空调的年代，这是个非常现实的生产问题。
今天，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电脑的采用，他当年研究的有些管理问题已不复存在。可见，实用性方面的科研成果需要及时运用和推广，方能体现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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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整个心理学界的大气候同样不适宜做研究。全国学习根基较浅的苏联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则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部署
式管理，基本上没用了。他在1950年代后期，应邀为杭州纺织厂做过细纱工培训问题的调查(陈立，1959)。这是最基本的时间一动作型管理。难怪他在调研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个培训研究是杭州棉纺织厂业务副厂长姜礼钧同志主动向我们提出的” 。好比教过微积分的人回头教算术，虽然也有意义，但总免不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后，国内的情况越来越差2。。他虽然于1961～1963年勉强恢复招收工业心理学研究生，但接着就是1964年的四清，之后是“文革”，整个心理学被定性为唯心主义。他本人也被关了一年多牛棚。等到70年代末，他才重新拾回自己的人生舞台，而那时候，他已年近80，所面对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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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40多年后还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大放光彩，这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发生，实在令人唏嘘。文革之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已面目全非。工厂(当时几乎全是国营的)处于半停工状态，市场上连Et用品都买不到。体制方面，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大锅饭，平均主义，使得工人没有积极性，工厂没有自主权。微小的计划都得经过上级的批准。更令人沮丧的是，工人们的思想和体制一样，已经不适宜从事生产。部分工人多年被利用去充当革命的工具，忘记了自己的主要责任是制造产品。而他们被冠以的种种头衔：领导阶级，国家主人翁等，也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是生产者。少数愿意工作的工人，也由于工作流程的破坏而无法正常生产。加上多年中强调政治学习，工人的生产技能大大下降。在科技方面，由于1957年之后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都成了反动份子，工厂里的技术力量几近空白。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革命斗争和推翻旧制度。对于如何建设，没有经验。加上都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有限，突然转向经济建设，一时无法找到管理的真谛。1978年l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如何把农村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国家领导人心里比较清楚。至于如何打破企业管理的僵局，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整个国家在承受着20多年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试验的后遗症。
正因为没人知道该怎么做，上上下下都着急，出主意的人也就特别多。连作家们都尝试着用文学作品的形式献计献策。小说家蒋子龙(1979)想象一个叫乔光朴的厂长，在某家重型电机厂，通过消除派系，取消大会战，建立流程而恢复了生产。蒋子龙的小说很快风靡全国，足以证明国人多么关注工厂的管理。与此同时，邓小平亲自出面，请了美国的教授，在大连工学院成立中美科技管理培训中心，对国内大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国家机关司、局长和大学管理系教师进行培训 。
民间的行动同样引人注目。1980年，浙江海盐衬衫总厂步鑫生通过生产中自己领悟出来的“经济人”原理，对工人实行计件管理，打破“铁饭碗”
和“大锅饭”，实行按劳取酬的激励制度，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生产出了衬衫。这一做法被新华社报道，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作了批示，轰动全国。
显然，全国上下都认为那就是管理 。却没人能看到该厂管理方面的一些漏洞。比如，当年西方人做衣服，工钱那么贵，扣子却一定是手工钉。海盐的人工这么便宜，却用机器钉扣子。而且，做衬衫的厂子，没有像样的服装设计专家。步鑫生认为，在上海人民广场上立一道广告牌，就是做品牌。在请病假工人的管理上，该厂也有些矫枉过正。虽然如此，步鑫生却俨然是当时企业管理的明星，但是，吹笛子的牧童毕竟不能一夜之间变成交响乐指挥。
陈立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如果不是唯一)懂得管理的人。也是最早行动的人。他知道，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人的思想已经不适合生产，而“工业心理学就是利用人的特点，使人尽其能，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人的积极性”嬲。他抓紧时间做自己该做的事，既有舆论呼吁，更有实际行动。舆论方面，他那几年主要发表了以下著述：
1979年2月(三中全会后刚两个月)，他发表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的工程心理学”一文(陈立，1979a)240他在文章中首先回顾了从冯特创建心理学实验室到泰勒、闵斯特伯格、再到二战后的发展历程，重复了自己44年前讨论过的员工培训、激励、工具设计、减少疲劳等问题，然后提出了人．机适应、系统论、信息论、预测、决策论这些当时大多数人还陌生的概念。之后，他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提请大家注意工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的
能力运用，不要把工人终身束缚在某个人一机系统的某个环节，而要让工人的技能多样化。他特别希望能利用一系列系统加速工业发展，“发现人的特长”，同时通过“再训练”、“学习迁移，达到利用机器来克服人力的限制，使人善于和机器打交道”。他希望工程心理学牢牢掌握人的因素，应用各种先进手段，结合相关学科，为建设四化，为提高生产力提供一些新的教具和一些有用的原理。
1979年4月，他发表了“科学管理与劳动心理学”(陈立，1979b)，十分痛心地承认“我国今天的工业管理，仍处于极原始的状态”，促请大家在经济
管理中运用科学的管理原理。
1981年他发表了自己在大连中美培训中心的演讲稿(陈立，1981a)，指出革新中的习惯势力问题实质上是思想僵化和定势思维问题，提醒大家注意
种族或国家的习惯势力以及个人惰性和组织惰性对革新的阻力，希望能注意学习或“智力投资”。
他的上述文章只涉及“工”而没有涉及“商”的方面。当时中国还是计划经济，市场的概念还被视为异端邪说。得等到1984年1O月20日，中共十二届
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议，中共才首次提倡商品经济。
1986年，(陈立，1986)，他提请大家注意管理方法必须和实际相结合，注重计算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消费者在未来生产中的作用。
1988年，(陈立，1988)，他建议打破僵硬的部署管理(bureaucracy)，建立信息对流的网状结构组织，注重企业的整体效益和长远效益，并且“既要看到组织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个体和部分的功能，既要看到眼前利益，又要顾到长远的发展潜力。只有这样，精神和物质都得到照顾，事业才能保证不断的发展”。
此后，(陈立，1989，1991)他再次号召人们在组织变革和新技术的运用中，重视人员的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破除经验主义，改变分配制度，打破部
署管理，建立多层次管理和预测管理，使新秩序得以从差异、矛盾或混沌中产生。他还提出了实现新秩序所要求的领导行为和多源实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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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陈立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国际心理学联合会，从此中国心联加入了国际心联的活动。2个月后，1980年9-月，杭州大学心理系成立，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心理系(另一所在北大)。更重要的，陈立建起了全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管理心理学专业。这个专业在以后的数年内是国内唯一与管理有关的专业 。
杭大心理系当时还有儿童心理学专业。但陈立自己只教工业心理学。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他当时如果选择教儿童心理学，会更容易。但他知道，全
国当时没人比他更适合教工业心理学。使命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硕士招生后不久，1983年，他又招收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工业心理学博士，
并且立即打报告辞去了杭州大学校长职务，所列理由是：为了专心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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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80年7月赴东德参加国际心联大会之后，获西德心理学会的资助，顺道对该国进行了17天访问。此时的德国，远非他当年追随苛勒时可比，早已丧失心理学诞生地的风采，理论上没有什么新动向，到处都是“美国货”，多少有点让他失望。但是，德国人在工业心理学研究方法上注重新技术(电脑、模拟装置)，采用各种数学分析法，科研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及时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研究队伍中的多学科协同作战(心理学家、医学家、工程师、管理人员、计算机专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陈立，1981c)。他和德国学者的联系一直保持到他逝世。
第二次是赴美英考察。1983年4～5月，陈立和两位同事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赴美、英考察50天。他们除了考察著名大学的商学院、心理系、美国心理协会外，还参观了多家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并与120多位知名专家讨论 。这说明，考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学，更为了实用。陈立写的考察报告中(陈立，1984)，首先概括了两国工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这个回顾，大概使陈立略感欣慰，因为他发现，两国大学里的这一专业，80％在1960年之后才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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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知道，不管自己多么努力，系里教学任务繁重，教师不足，难以快速地“培养母鸡”。于是，他向经贸部和教育部建议，除自己培养本科到博士生，还需每年派出留学生2～3名，6年内聘请5-6名外籍专家来讲学、考察、交流 。他的游说活动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所减少，那时国内的管理专业和MBA专业已蓬勃兴起
Taylor之后，法国的Fayol(1916)提出了他的管理14条。目前常见的管理原理和定义就出于此：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德国的Max Weber r1864～1920)大约在同时期提出了他的《社会经济规划大纲}(Grundrig der Sozial6konomik或写成Grundriss der Sozialoekonomik)．认为等级严密的部署管~(bureaucracy)是商业、政府、宗教组织、大学和军队中的最佳组织形式，因为它能保证少数能人严格而有效地行使管理和控制；员工们只需要根据纪律的约束执行任务。。
上述管理理论，通称为古典管理学派。又有人根据Taylor和Fayol的书名将古典学派分为“科学古典学派”(scientific classic schoo1)和“行政古典学派”(administrative classic schoo1)。总的来说，古典管理学派在产业时代作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劳动模式的逐渐复杂，该管理模式渐渐衰落，因为它有不少局限性，主要问题是，这一理论忽视了人的因素(特别是工人的感情)。相比之下，心理学家们的管理理论显得更完整，更人性，也更具有现代意义。
心理学家研究管理，始于德裔美国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Hugo Mtinsterberg， 1863—1916) 。Mtinsterberg(1913)讨论了三个题目：最适合某一工作的人(the best possible marl for the job，员工选择)，最理想的工作(the best possible work，影响工作效益的诸因素)，和最理想的效果(the best possible effect，销售、市场和广告效果)。闵氏注意到了员工心理、生理状态和工作环境对生产效益的直接影响。在此之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Mayo(1933)和他的小组通过在霍桑厂的实验(Hawthorne Experiments，1924～1932)发现，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可以提高工效，其作用大于照明环境的改变，甚至大于报酬、福利、休息时间的增加。Mayo的实验，实际上是Abraham Maslow(1908～1970)自我实现(Self-actualizing)~论的先声 。这些从事管理研究的心理学家，把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称为“工业心理学”(Industrial psychology)。这固然是专业使然。
但另一方面，也许是心理学家们希望把自己从事的以实验、调研和测验为基础的工业研究和商学院那种以案例分析为主的“商业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区别开来，虽然这只是笔者的猜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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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工业心理学生涯。他原本随Charles Spearman从事实验心理学，并于1933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因为缺乏从事精神分析研究(临床)所需要的时间和费用，他不得不报名参加英国国家工业心理研究所6个月的培训班。(当时除了教书，心理学家只有临床心理和工业心理这两个职业选择)。
多亏梅尔斯(Charles S．Myers)慷慨帮助，免除他二百磅的培训费。假如没有这一机遇，陈立的人生历史就得重写，中国管理学的部分进程也得改写。可见历史由偶然因素决定。这个培训班所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主要带学生参观各种类型的工厂，特别是该所承担了咨询项目的工厂。遇到问题大家讨论。培训的最后一个月学员去工厂实习，写调研报告。陈立在半年的培训班中掌握了工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调研的基本方法。他撰写了5篇报告，其中关于工具适应性的那篇发表在该所的月刊上。培训结束后，他去了德国格式塔心理学鼻祖苛勒(Wolfgang K6hler,1887—1967)手下做博士后研究，课题是个体声调高低差异。这一研究虽然无果而终，但却为他后来的疲劳研究打下了基础。1934年底，苛勒等犹太教授由于希特勒的迫害而离开德国，陈立也随之离开，并于次年初回到中国。
当时的中国，管理研究的大环境很不错。经过洋务运动以来的发展，中国工业在沿海地区已初具规模。理论方面，学者们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英语)
的管理学著作，或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西方管理学原典进行编译u，有些学者还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涉及财会、择工等方面的专题文章。陈立回国后，经友人周先庚推荐，被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联合聘用为工业心理研究员，办公室就设在今天清华园里的工字厅，自己则住在古月堂。这可谓是因和尚设庙。不过，这座独人小庙却弘扬了管理的大法。陈立做的第一件事，是写出了国内第一本管理学专著《工业心理学概观》(陈立，1935)，算是人行的自我介绍。仔细阅读本书，可以发现它有如下特点：
1)可读性。由于当时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全书以口语形式写成，没用一个晦涩的词或难懂的句子。极大地便利了读者和使用者。
2)实用性。全书从操作层面人手，每解释一个概念，必列出操作方法，比如测量厂房温度和改进气流的具体方法，调控光线和噪音的方法等等。同
时，陈立避开了当时已有人讨论过的测验和国内“尚不十分殷切的择业与择工、训练”等问题 ，专著于工作环境、疲劳、工作方法、事故、组织、激
励等方面，“为的是达到减少无谓的消耗，增加工人的实际福利”的效益。
3)科学性。陈立不同意“懒惰是工人本性的流行见解”，认为“活动是人类最原始的冲动。合宜的工作不但不为工人所反对，反而为工人所欢迎”(第7章第1节)，因而提倡工作要顾及到人对活动的内在需要。他花了不少篇幅谈论工作与游戏的关系¨，认为关键是如何让工人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他认为，让工人把工作和自我兴趣相结合，通过工作安排的多样性，让工作接近游戏，同时，让工人看到工作的意义和目标，改良工作环境和家庭环境、并加以合理工资等激励机制(“外铄的刺激”)可以对工作效率产生正面影响。正因为这样，他还讨论了工头(一线经理)该如何待人接物，如何给新工人良好的第一印象，以及工人的升迁、心理宣泄这些细节问题。陈立还向读者介绍了一些试验心理学原理和疲劳研究成果，如疲劳的生理基础，工作曲线，工作速度、姿势、时间安排和消除疲劳的方法和技巧，以及个性差异、兴趣与工作效率的关系、事故的分析和预防方法。书中还讨论了我国最缺乏的“组织和工作规划问题”。
4)前瞻性。陈立反复强调工业心理学的目标是“效率与幸福的连环”和“求人生幸福的圆满”。书中反复提倡减少疲劳、增加工作兴趣、提高工人社会地位、改良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以达到提高生产率、改善风纪、减少消耗和成本，加速金融流通，实现“机械工业的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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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写书和在清华任教，陈立的一半时间花在工业心理的科研和工厂考察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心理系代主任周先庚教授把心理系1936年的全部预算交给陈立， 建立起全国第一个疲劳研究实验室H。
陈立在测量劳动者氧耗时，用液体石蜡隔离被试呼吸的氧／CO2以及空气中的氧／CO2。这看似得之于灵感，实际上说明该实验要求较广泛的科学知
识。如果没有沪江大学期间在数、理、化、生物方面打下的扎实基础，光凭一点心理学知识，陈立绝不可能撑起这座实验室。
陈立在工厂调研方面的一项成果，是为长辛机车厂作的库存管理调查(工料与工具的布置)。他发现并且纠正了厂里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某种零
件有五个型号，库里就按照1—5的顺序，从高到低放在架子上，因而把最常用的5号零件放在最不容易拿的底层。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不同型号机车配件的采购和库存管理混乱，造成要用的配件没货，不用的配件存储过量。当时依靠海运，供货慢，厂里怕缺货，每次都多买些配件，造成有些配件“一百年也用不完”，不仅占地方，而且浪费利息。陈立根据抽样统计，为厂里设计出了合理的采购计划，每年节约的成本达天文数字。这一调研可算作是ERP(企业资源规划)咨询项目，因为这和今天ERP系统所做的实际上一样 。
陈立做的另外两个工厂调研是1936～1937年的“江苏省棉纺织业中劳工流动率”分析 和1937年3月开始为南通大生纱厂做的劳动环境和操作研究。
前一项研究成果直到200 1年才发表，读起来却依然颇有启发，比如，陈立提出，通过生产和生活(宿舍)环境以及劳资关系的改进、通过关注工人的
精神生活来增加工人的满意感，缩短工人的时间觉，降低劳工流动率。这一观点即使在今天仍有实用价值。大生纱厂的调研做到1937年夏天，因7．7事变爆发而终止。其部分调研结果见陈~ f_(1937)”。在这篇报告中，他讨论了室外大气和室内温度的关系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在缺乏空调的年代，这是个非常现实的生产问题。
今天，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电脑的采用，他当年研究的有些管理问题已不复存在。可见，实用性方面的科研成果需要及时运用和推广，方能体现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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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整个心理学界的大气候同样不适宜做研究。全国学习根基较浅的苏联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则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部署
式管理，基本上没用了。他在1950年代后期，应邀为杭州纺织厂做过细纱工培训问题的调查(陈立，1959)。这是最基本的时间一动作型管理。难怪他在调研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个培训研究是杭州棉纺织厂业务副厂长姜礼钧同志主动向我们提出的” 。好比教过微积分的人回头教算术，虽然也有意义，但总免不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后，国内的情况越来越差2。。他虽然于1961～1963年勉强恢复招收工业心理学研究生，但接着就是1964年的四清，之后是“文革”，整个心理学被定性为唯心主义。他本人也被关了一年多牛棚。等到70年代末，他才重新拾回自己的人生舞台，而那时候，他已年近80，所面对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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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40多年后还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大放光彩，这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发生，实在令人唏嘘。文革之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已面目全非。工厂(当时几乎全是国营的)处于半停工状态，市场上连Et用品都买不到。体制方面，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大锅饭，平均主义，使得工人没有积极性，工厂没有自主权。微小的计划都得经过上级的批准。更令人沮丧的是，工人们的思想和体制一样，已经不适宜从事生产。部分工人多年被利用去充当革命的工具，忘记了自己的主要责任是制造产品。而他们被冠以的种种头衔：领导阶级，国家主人翁等，也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是生产者。少数愿意工作的工人，也由于工作流程的破坏而无法正常生产。加上多年中强调政治学习，工人的生产技能大大下降。在科技方面，由于1957年之后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都成了反动份子，工厂里的技术力量几近空白。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革命斗争和推翻旧制度。对于如何建设，没有经验。加上都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有限，突然转向经济建设，一时无法找到管理的真谛。1978年l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如何把农村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国家领导人心里比较清楚。至于如何打破企业管理的僵局，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整个国家在承受着20多年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试验的后遗症。
正因为没人知道该怎么做，上上下下都着急，出主意的人也就特别多。连作家们都尝试着用文学作品的形式献计献策。小说家蒋子龙(1979)想象一个叫乔光朴的厂长，在某家重型电机厂，通过消除派系，取消大会战，建立流程而恢复了生产。蒋子龙的小说很快风靡全国，足以证明国人多么关注工厂的管理。与此同时，邓小平亲自出面，请了美国的教授，在大连工学院成立中美科技管理培训中心，对国内大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国家机关司、局长和大学管理系教师进行培训 。
民间的行动同样引人注目。1980年，浙江海盐衬衫总厂步鑫生通过生产中自己领悟出来的“经济人”原理，对工人实行计件管理，打破“铁饭碗”
和“大锅饭”，实行按劳取酬的激励制度，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生产出了衬衫。这一做法被新华社报道，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作了批示，轰动全国。
显然，全国上下都认为那就是管理 。却没人能看到该厂管理方面的一些漏洞。比如，当年西方人做衣服，工钱那么贵，扣子却一定是手工钉。海盐的人工这么便宜，却用机器钉扣子。而且，做衬衫的厂子，没有像样的服装设计专家。步鑫生认为，在上海人民广场上立一道广告牌，就是做品牌。在请病假工人的管理上，该厂也有些矫枉过正。虽然如此，步鑫生却俨然是当时企业管理的明星，但是，吹笛子的牧童毕竟不能一夜之间变成交响乐指挥。
陈立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如果不是唯一)懂得管理的人。也是最早行动的人。他知道，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人的思想已经不适合生产，而“工业心理学就是利用人的特点，使人尽其能，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人的积极性”嬲。他抓紧时间做自己该做的事，既有舆论呼吁，更有实际行动。舆论方面，他那几年主要发表了以下著述：
1979年2月(三中全会后刚两个月)，他发表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的工程心理学”一文(陈立，1979a)240他在文章中首先回顾了从冯特创建心理学实验室到泰勒、闵斯特伯格、再到二战后的发展历程，重复了自己44年前讨论过的员工培训、激励、工具设计、减少疲劳等问题，然后提出了人．机适应、系统论、信息论、预测、决策论这些当时大多数人还陌生的概念。之后，他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提请大家注意工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的
能力运用，不要把工人终身束缚在某个人一机系统的某个环节，而要让工人的技能多样化。他特别希望能利用一系列系统加速工业发展，“发现人的特长”，同时通过“再训练”、“学习迁移，达到利用机器来克服人力的限制，使人善于和机器打交道”。他希望工程心理学牢牢掌握人的因素，应用各种先进手段，结合相关学科，为建设四化，为提高生产力提供一些新的教具和一些有用的原理。
1979年4月，他发表了“科学管理与劳动心理学”(陈立，1979b)，十分痛心地承认“我国今天的工业管理，仍处于极原始的状态”，促请大家在经济
管理中运用科学的管理原理。
1981年他发表了自己在大连中美培训中心的演讲稿(陈立，1981a)，指出革新中的习惯势力问题实质上是思想僵化和定势思维问题，提醒大家注意
种族或国家的习惯势力以及个人惰性和组织惰性对革新的阻力，希望能注意学习或“智力投资”。
他的上述文章只涉及“工”而没有涉及“商”的方面。当时中国还是计划经济，市场的概念还被视为异端邪说。得等到1984年1O月20日，中共十二届
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议，中共才首次提倡商品经济。
1986年，(陈立，1986)，他提请大家注意管理方法必须和实际相结合，注重计算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消费者在未来生产中的作用。
1988年，(陈立，1988)，他建议打破僵硬的部署管理(bureaucracy)，建立信息对流的网状结构组织，注重企业的整体效益和长远效益，并且“既要看到组织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个体和部分的功能，既要看到眼前利益，又要顾到长远的发展潜力。只有这样，精神和物质都得到照顾，事业才能保证不断的发展”。
此后，(陈立，1989，1991)他再次号召人们在组织变革和新技术的运用中，重视人员的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破除经验主义，改变分配制度，打破部
署管理，建立多层次管理和预测管理，使新秩序得以从差异、矛盾或混沌中产生。他还提出了实现新秩序所要求的领导行为和多源实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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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陈立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国际心理学联合会，从此中国心联加入了国际心联的活动。2个月后，1980年9-月，杭州大学心理系成立，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心理系(另一所在北大)。更重要的，陈立建起了全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管理心理学专业。这个专业在以后的数年内是国内唯一与管理有关的专业 。
杭大心理系当时还有儿童心理学专业。但陈立自己只教工业心理学。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他当时如果选择教儿童心理学，会更容易。但他知道，全
国当时没人比他更适合教工业心理学。使命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硕士招生后不久，1983年，他又招收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工业心理学博士，
并且立即打报告辞去了杭州大学校长职务，所列理由是：为了专心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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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80年7月赴东德参加国际心联大会之后，获西德心理学会的资助，顺道对该国进行了17天访问。此时的德国，远非他当年追随苛勒时可比，早已丧失心理学诞生地的风采，理论上没有什么新动向，到处都是“美国货”，多少有点让他失望。但是，德国人在工业心理学研究方法上注重新技术(电脑、模拟装置)，采用各种数学分析法，科研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及时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研究队伍中的多学科协同作战(心理学家、医学家、工程师、管理人员、计算机专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陈立，1981c)。他和德国学者的联系一直保持到他逝世。
第二次是赴美英考察。1983年4～5月，陈立和两位同事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赴美、英考察50天。他们除了考察著名大学的商学院、心理系、美国心理协会外，还参观了多家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并与120多位知名专家讨论 。这说明，考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学，更为了实用。陈立写的考察报告中(陈立，1984)，首先概括了两国工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这个回顾，大概使陈立略感欣慰，因为他发现，两国大学里的这一专业，80％在1960年之后才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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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知道，不管自己多么努力，系里教学任务繁重，教师不足，难以快速地“培养母鸡”。于是，他向经贸部和教育部建议，除自己培养本科到博士生，还需每年派出留学生2～3名，6年内聘请5-6名外籍专家来讲学、考察、交流 。他的游说活动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所减少，那时国内的管理专业和MBA专业已蓬勃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