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里说，投资不行，但东北亚国家经历了 若干年快速的增长。

       苏联的问题在于，企业不行。
      
       这种“企业内学习”（intra-firm learning）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苏联在发射卫星上很成功，却在发展经济上一败涂地的原因，即它的教育和科研投资主要集中在精英式的大学和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里，而不是集中到企业里。

        东南亚国家 也是这种情况，一方面遵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大力发展精英式的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公共部门设立的研究机构迅速增加。相比之下，日本、韩国、中国 台湾以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资就比较务实和有效，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都是一些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竞争的大企业。这一点与 前苏联的情况是不同的，有利于这些国家迅速提高本国技术水平。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虽然该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本国的技术水平仍然没有 得到提高，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日本学者近藤雅之（Masayuki Kondo）如是说：“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环境是企业，而不是公立研究机构。”

         对工业而言，在早期发展阶段，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科学政策，而是技术政策。因 此，一个政府的工业政策是决定其工业发展成就的主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制性地建立并扶持一些企业，让企业充当技术学习的平台，那么在正规教育方面做出 的所有努力可能都是徒劳无功的。我要提出的唯一忠告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制造业方面达到技术前沿时，其最佳的教育组合就会发生改变，但这不是本书讨论的焦点，在这里，我们讲的首先是你如何才能摆脱贫穷并跻身富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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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二战前的托拉斯时代，美国也是资本形成时期

       美国的半导体电子业，众所周知，这是因为战争投资的原因。

       所谓 “雷达、vt 引信，原子弹” 三项重大的投资，“原子弹”  伴生出了计算机。

       晶体管，也是因为战争的前期投入，对所有材料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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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人工智能问题上，英国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后来这种庞大的投资，英国停止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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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推崇德国国民经济学派的李斯特关税与贸易保护的观点，这让专家们情何以堪？

       经济发展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阶段性的过程，为了应对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需要不断地做出政策调整，没有任何良方妙策可以一劳永逸地推动经济发展。


       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政策


        即使是赞扬日本经济发展过去的伟大成就，对日本经济官僚八十年代后的僵化及反应迟钝 ，仍然予以严厉批评；即便是肯定了日本土地改革的成就，也对如今日本农业的保护与补贴政策持否定态度。一句话，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学会调整轨道，适时进入适合下一阶段的发展模式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与华盛顿模式也不能说是全错，对于已经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它们确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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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自于 90年代，一些奇奇怪怪的政策，例如 “停薪留职” 之类的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发展起来的，你懂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