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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的差异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文化也会以某些重要的方式影响经济行为,就像它会影响一个民族维持稳定民主的能力一样。这一点最为显然地体现在对劳动的态 度上。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着的奴隶创造了人类历史,正是他们把自然世界改造成了人可以居住的世界。……除了人均收入这种衡量经济成就 的显著标准之外,不同文化对于劳动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比较起来也有许多微妙的差异。(P. 237)
德国在保持高度熟练的工业技艺的传统方面长期以来优于其欧洲邻国,在汽车和机床工业方面尤为明显,这是一种根据“宏观”经济政策无法解释的现象。其最终的 原因必须在文化领域里找。……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劳动本质上是一种不愉快的活动,人们之所以从事劳动完全是为了劳动创造物的效 用。由于这种效用主要是在休闲中来享受;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休闲。……因此,根据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欲望和理 性就足以说明对待劳动的不同态度。……事实上,完全根据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效用术语,是很难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强烈的工作伦理作出充分说明 的。(P. 238)
从严格的效用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他们工作如此拼命,是没有工夫花钱的;他们无法享受闲暇,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闲暇;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 们糟蹋了自己的健康和安逸的退休生活,因为他们早逝的可能性很大。……这些人如此拼命地工作,只部分与金钱报酬有关:他们显然从工作本身,或者工作带来的 地位和承认中获得了满足。……换句话说,工作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激情,而不是他们的欲望。(P. 239)
韦伯想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早期的企业家毕生致力于积累财富,却似乎对消费这笔财富几无兴趣。……工作并不是一项为了效用或消费的不愉快活动;它是 信徒寄予希冀的一项“天职”,反映了他得救或受罚的情形。工作为的是一个完全非物质和“非理性的”目标,即为了表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以上说的是 宗教信仰促进经济发展或使之得以可能的情形,与此相反,也有许多宗教和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的情形。(P. 240)
非常悖谬的是,印度教对印度的自由政治实践并未构成多少障碍(尽管日益增长的宗教不宽容表明这种情形早晚会结束),但是似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人们通常把 这种情形归于如下事实:印度教把较低社会等级的贫困和不流动性圣洁化,一方面许诺他们来生托生于更高的社会等级,另一方面要他们安于现世已有的身份。(P. 241)
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他研究南 亚贫困的巨著中得出结论说,印度宗教完全是“一种令社会怠惰的巨大力量”,根本无法像加尔文主义或净土宗那样成为变革的积极动力。……但是,如果韦伯和贝 拉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某些形式的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张力:其实,在欧洲和日本,资本主义都受到宗教学说的极大促进,因为它们鼓励“出 于天职”的劳动,即为劳动而劳动,而不是为了消费而劳动。(P. 242)
日本文化(就像东亚的其他文化一样)更倾向于群体而不是个人。……因此,他对群体的忠诚就有一种高度的激情特性:他为群体给予他的承认工作,为其他群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承认工作,而不是为构成其眼前物质利益的薪水工作。(P.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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