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指令性经济与市场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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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里德曼 1981年，在沃伦纳特 政治经济学讲座上的一篇演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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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来说，无论是作为理想还是在现实世界中，都不存在纯粹的指令性经济或者纯粹的市场经济。
即使是在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理想市场经济这种最极端的模型中，也存在着家庭；
而在家庭中，必然存在着指令性因素。有时候，儿童是奉命行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于家庭的其他成员来说，事实也是如此。类似地，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指令性经济最明显、最极端的例子是军队。在军队中，假如上将向上校下达命令，上校向上尉下达命令，上尉向中尉下达命令，以此类推，直到列兵。在每一个阶段，对这些命令作出反应的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作出反应。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有一定的自主权，而最高层的上将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的。因此，现实社会永远是混合体。只有在像家庭这样非常小的团体中，指令才能成为组织经济活动的重要但远非惟一的方式。
所以，日式管理就是自动自发（在组织上对俄军有优势。）只能等待在通讯领域成本降低了
慈父掌兵。（早年的带兵模式，很少用无线电的；在反围剿中形成的。 德国顾问团给蒋介石的建议也是如此，山地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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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考察一下目前存在的指令性经济，即苏联和中国大陆。我想，在苏联，甚至在中国，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来进行量化，
那么，你将会发现大多数资源是通过市场原则，通过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的自愿合作来组织的，而不是通过直接指令的巧妙结构来组织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苏联存在着自留地，据说占全部可耕地的3%，产量占全国农业总产量的1/4至1/3.
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度，是真正的跨越。跟东欧不一样，东欧是有一些自由的。中国完全就是指令性经济。
80年代，与其说是学习西方，不如说是学习苏联。（毕竟还得给 美国这个盟友一些面子）
80年代，实际上是学习苏联。从工业（物质奖励）、农业（自留地），到军事（裁军）
主要看巴山轮会议的记录，这帮人要考虑怎么转型，所以对以前中国的判断，更真实。（东欧的经验没办法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完全指令性的，也就是军事共产主义。）
那个时代的领导人是工业企业过来的，不一定相信市场经济，主要是留苏的一帮。（企业这种高效率组织的扩张，很快形成托拉斯了，效率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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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劳动市场，一些人被雇佣，而一些人被解雇。个人拥有一些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去哪里工作，选择是接受还是拒绝一份工作。
但是，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这种自由都不是绝对的，有些人甚至没有选择的自由。
我的妻子和我经常回想起我们在苏联旅行期间的一件事情，在必不可少的导游的陪同下，我们由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导游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很快就要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可以说，他对美国文学很感兴趣。我们问他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想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告诉我。”这就是指令性经济的本质。
当然，苏联的大多数劳动者，大多数工人并不处在我们的导游那样的处境中。他们会被雇佣，他们也会被解雇，结果是大多数劳动最终是通过市场安排进行配置的。
在纯粹的指令性经济中，商品和劳务将直接分配给个人。每一个人都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一篮子商品，但无权选择这一篮子商品的构成。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苏联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方式，我们就将发现它们是通过商店销售出去的。的确，人们也许要排长队买东西，但是，这种分配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机制：给商品标价，然后卖给消费者。在一些情况下，人们需要不止一些钱，即除了纸币以外，还需要定量配给票证。然而，大体来说，这种方法是一种市场方法。此外，在这个国家，灰色市场到处涌现。如果一个苏联居民家庭的电路出了故障，他非常可能去找一个私人修理工来修理它，付给他现金，而不是去找负责修理他的电路的那个政府部门，因为他对政府部门人员在合适的时间内来修理感到没有信心。
至于家庭内部的行为，我们注意到，即使家庭在某些方面是指令性经济的理想模式，但它仍然包含着很大程度的自愿交换和市场反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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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相同现象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最近有所减弱，但指令性因素在中国经济中比在苏联经济中更加重要。
例如，劳动配置更多地受到指令性因素的支配。在我们参观的所有工厂中，我们多次询问：
如果它们需要增加雇佣5个人，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将请示有关领导，他们会给我们派来5个人。
在雇佣这5个人的事情上，你们可以进行选择吗？嗷，没有，没有，他们就是我们应该雇佣的人。
我们想弄明白的是：如果一家工厂的工人认为，假如他到另一家工厂去工作，他的境况将会更好，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可能调动工作？
“嗷，可以”，他们告诉我。如果他认为在另一家工厂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他要做的就是告诉他的领导，他的领导又会告诉领导的领导，依此类推，直到最高领导。然后，最高领导会与另一家工厂的相应领导进行联系，反过来，后者将把这个信息又传达下去。
按照这种方式，这个工人就可能调动工作。我又再三地询问他们是否听说过这种情况。没有，他们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只有一种例外，但这种例外不是与工厂有关的，而是与科研机构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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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中国经济中，指令性因素无所不在，但也存在着广泛的市场因素。最近，中国开始在公社中引入自留地。
大约在一年半以前，他们开始引入自留地。按照他们的统计数据，虽然自留地只占公社可耕地的2.5%，却占农作物收入的10%。
类似地，这里有许多商店，既有土特产商店，又有百货商店，更不用说食品市场了。商品和劳务是通过购买和销售而不是通过直接分配进行分配的。虽然受到限制，但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些灰色市场及其他类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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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问及的一个与中央计划经济有关的问题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市场因素引入到指令性经济中去？我认为这种提法本末倒置。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在将指令性因素引入到市场经济中去的道路上，我们可以走得多远？
任何大规模的经济都不太可能严格地按照指令性制度运行。
从根本上讲，使像苏联这样的国家运行的是市场因素，它们或者是精心引入的，或者是无意识地获准运行的。
当我谈到将市场因素引入到像苏联这样的指令性经济中去时，我并不是指自由市场，而是指被高度扭曲的市场。
这就是那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如此低下的原因，也是它们如此没有效率的原因。
我们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对为什么市场运行可以协调经济运行这个问题所阐述的真知灼见。这个真知灼见就是：
如果交易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双方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任何交易，那么，交易将只在双方都受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经济活动不是“零和博弈”，它是一种每个人都受益的活动。这正是亚当斯密的真知灼见，并且导出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推论。
即：一个一味试图促进自身利益的人，“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却促进了一种绝非他本意的结果。”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观点。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在将有效的市场因素引入到指令性经济中去时所产生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详细考察价格在看不见的手的运行以及经济活动的协调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价格它传递信息。在哈耶克194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他的著名文章《社会中知识的用途》以前，这种功能的极端重要性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但是，为了使经济活动能够协调进行，价格的这种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价格传递有关偏好、资源可获得性以及生产可能性的信息。
它们传递广泛的信息，通过期货市场等市场，它们传递有关现在或未来商品可获得性的信息。
价格发挥的第二种功能是向人们提供激励，使人们采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方法，并将可用资源用于价值最高的用途。
价格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功能，是因为它具有决定任何人得到何物以及得到多少的第三种功能，即收入分配功能。
我们必须强调这三种功能并且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因是：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源自于人们企图将这些功能彼此割裂开来。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价格之所以向人们提供激励，只是因为它被用来分配收入。
如果一个人的活动所得完全不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如果价格不发挥分配收入的第三种功能，那么，这个人就没有必要去关心价格正在传递什么信息，也不存在任何使他按照这些信息行事的激励。
价格体系的真正美妙之处，正在于依信息行事的激励是与价格所传递的信息联系在一起的。
在指令性经济中，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信息从指令性经济的一个层次传递到另一个层次，但这些信息并不提供依信息行事的任何激励。
在这种经济中，必须采用某种辅助性办法，才能使得人们依信息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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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经济学不涉及到价值判断，正像奈特所说，“只行动，不争论。”
但不可避免，“不受价值观影响的”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会影响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也许还会时常影响他所得出的结论。他的结论又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
尽管我们说不争论，但实际上，我们却把时间花在争论其他琐事上。当然，这些争论是相关的，富有成效的，可用澄清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这正是阿罗所做的重要的基础性研究的贡献所在，也正是福利经济学中的许多研究的贡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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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所说的其实不是科学，而是指令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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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经济：为两个革命者贺。
两位革命者组成了新家庭，可喜可贺。
网红经济，你有什么办法，呵呵
对于这个的解释，其实是科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公司更有效率。只是像托拉斯，扩展以后，会造成全社会问题而已。
中国的事情吊诡在于，你懂的。按道理，政府应该反对这个的，它反而提倡这个。
真鸡贼，呵呵
我终于知道，我终其一生，都是在反对指令性经济。
中国人爱搞一些古古怪怪的事情，以为别人都搞不明白。（非常奇怪的人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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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来说，无论是作为理想还是在现实世界中，都不存在纯粹的指令性经济或者纯粹的市场经济。
即使是在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理想市场经济这种最极端的模型中，也存在着家庭；
而在家庭中，必然存在着指令性因素。有时候，儿童是奉命行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对于家庭的其他成员来说，事实也是如此。类似地，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指令性经济最明显、最极端的例子是军队。在军队中，假如上将向上校下达命令，上校向上尉下达命令，上尉向中尉下达命令，以此类推，直到列兵。在每一个阶段，对这些命令作出反应的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作出反应。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有一定的自主权，而最高层的上将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的。因此，现实社会永远是混合体。只有在像家庭这样非常小的团体中，指令才能成为组织经济活动的重要但远非惟一的方式。
所以，日式管理就是自动自发（在组织上对俄军有优势。）只能等待在通讯领域成本降低了
慈父掌兵。（早年的带兵模式，很少用无线电的；在反围剿中形成的。 德国顾问团给蒋介石的建议也是如此，山地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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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考察一下目前存在的指令性经济，即苏联和中国大陆。我想，在苏联，甚至在中国，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来进行量化，
那么，你将会发现大多数资源是通过市场原则，通过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的自愿合作来组织的，而不是通过直接指令的巧妙结构来组织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苏联存在着自留地，据说占全部可耕地的3%，产量占全国农业总产量的1/4至1/3.
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度，是真正的跨越。跟东欧不一样，东欧是有一些自由的。中国完全就是指令性经济。
80年代，与其说是学习西方，不如说是学习苏联。（毕竟还得给 美国这个盟友一些面子）
80年代，实际上是学习苏联。从工业（物质奖励）、农业（自留地），到军事（裁军）
主要看巴山轮会议的记录，这帮人要考虑怎么转型，所以对以前中国的判断，更真实。（东欧的经验没办法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完全指令性的，也就是军事共产主义。）
那个时代的领导人是工业企业过来的，不一定相信市场经济，主要是留苏的一帮。（企业这种高效率组织的扩张，很快形成托拉斯了，效率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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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劳动市场，一些人被雇佣，而一些人被解雇。个人拥有一些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去哪里工作，选择是接受还是拒绝一份工作。
但是，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这种自由都不是绝对的，有些人甚至没有选择的自由。
我的妻子和我经常回想起我们在苏联旅行期间的一件事情，在必不可少的导游的陪同下，我们由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导游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很快就要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可以说，他对美国文学很感兴趣。我们问他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想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告诉我。”这就是指令性经济的本质。
当然，苏联的大多数劳动者，大多数工人并不处在我们的导游那样的处境中。他们会被雇佣，他们也会被解雇，结果是大多数劳动最终是通过市场安排进行配置的。
在纯粹的指令性经济中，商品和劳务将直接分配给个人。每一个人都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一篮子商品，但无权选择这一篮子商品的构成。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苏联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方式，我们就将发现它们是通过商店销售出去的。的确，人们也许要排长队买东西，但是，这种分配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机制：给商品标价，然后卖给消费者。在一些情况下，人们需要不止一些钱，即除了纸币以外，还需要定量配给票证。然而，大体来说，这种方法是一种市场方法。此外，在这个国家，灰色市场到处涌现。如果一个苏联居民家庭的电路出了故障，他非常可能去找一个私人修理工来修理它，付给他现金，而不是去找负责修理他的电路的那个政府部门，因为他对政府部门人员在合适的时间内来修理感到没有信心。
至于家庭内部的行为，我们注意到，即使家庭在某些方面是指令性经济的理想模式，但它仍然包含着很大程度的自愿交换和市场反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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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相同现象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最近有所减弱，但指令性因素在中国经济中比在苏联经济中更加重要。
例如，劳动配置更多地受到指令性因素的支配。在我们参观的所有工厂中，我们多次询问：
如果它们需要增加雇佣5个人，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将请示有关领导，他们会给我们派来5个人。
在雇佣这5个人的事情上，你们可以进行选择吗？嗷，没有，没有，他们就是我们应该雇佣的人。
我们想弄明白的是：如果一家工厂的工人认为，假如他到另一家工厂去工作，他的境况将会更好，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可能调动工作？
“嗷，可以”，他们告诉我。如果他认为在另一家工厂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他要做的就是告诉他的领导，他的领导又会告诉领导的领导，依此类推，直到最高领导。然后，最高领导会与另一家工厂的相应领导进行联系，反过来，后者将把这个信息又传达下去。
按照这种方式，这个工人就可能调动工作。我又再三地询问他们是否听说过这种情况。没有，他们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只有一种例外，但这种例外不是与工厂有关的，而是与科研机构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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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中国经济中，指令性因素无所不在，但也存在着广泛的市场因素。最近，中国开始在公社中引入自留地。
大约在一年半以前，他们开始引入自留地。按照他们的统计数据，虽然自留地只占公社可耕地的2.5%，却占农作物收入的10%。
类似地，这里有许多商店，既有土特产商店，又有百货商店，更不用说食品市场了。商品和劳务是通过购买和销售而不是通过直接分配进行分配的。虽然受到限制，但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些灰色市场及其他类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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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问及的一个与中央计划经济有关的问题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市场因素引入到指令性经济中去？我认为这种提法本末倒置。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在将指令性因素引入到市场经济中去的道路上，我们可以走得多远？
任何大规模的经济都不太可能严格地按照指令性制度运行。
从根本上讲，使像苏联这样的国家运行的是市场因素，它们或者是精心引入的，或者是无意识地获准运行的。
当我谈到将市场因素引入到像苏联这样的指令性经济中去时，我并不是指自由市场，而是指被高度扭曲的市场。
这就是那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如此低下的原因，也是它们如此没有效率的原因。
我们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对为什么市场运行可以协调经济运行这个问题所阐述的真知灼见。这个真知灼见就是：
如果交易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双方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任何交易，那么，交易将只在双方都受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经济活动不是“零和博弈”，它是一种每个人都受益的活动。这正是亚当斯密的真知灼见，并且导出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推论。
即：一个一味试图促进自身利益的人，“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却促进了一种绝非他本意的结果。”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观点。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在将有效的市场因素引入到指令性经济中去时所产生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详细考察价格在看不见的手的运行以及经济活动的协调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价格它传递信息。在哈耶克194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他的著名文章《社会中知识的用途》以前，这种功能的极端重要性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但是，为了使经济活动能够协调进行，价格的这种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价格传递有关偏好、资源可获得性以及生产可能性的信息。
它们传递广泛的信息，通过期货市场等市场，它们传递有关现在或未来商品可获得性的信息。
价格发挥的第二种功能是向人们提供激励，使人们采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方法，并将可用资源用于价值最高的用途。
价格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功能，是因为它具有决定任何人得到何物以及得到多少的第三种功能，即收入分配功能。
我们必须强调这三种功能并且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因是：中央计划经济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源自于人们企图将这些功能彼此割裂开来。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价格之所以向人们提供激励，只是因为它被用来分配收入。
如果一个人的活动所得完全不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如果价格不发挥分配收入的第三种功能，那么，这个人就没有必要去关心价格正在传递什么信息，也不存在任何使他按照这些信息行事的激励。
价格体系的真正美妙之处，正在于依信息行事的激励是与价格所传递的信息联系在一起的。
在指令性经济中，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信息从指令性经济的一个层次传递到另一个层次，但这些信息并不提供依信息行事的任何激励。
在这种经济中，必须采用某种辅助性办法，才能使得人们依信息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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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经济学不涉及到价值判断，正像奈特所说，“只行动，不争论。”
但不可避免，“不受价值观影响的”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会影响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也许还会时常影响他所得出的结论。他的结论又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
尽管我们说不争论，但实际上，我们却把时间花在争论其他琐事上。当然，这些争论是相关的，富有成效的，可用澄清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这正是阿罗所做的重要的基础性研究的贡献所在，也正是福利经济学中的许多研究的贡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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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所说的其实不是科学，而是指令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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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经济：为两个革命者贺。
两位革命者组成了新家庭，可喜可贺。
网红经济，你有什么办法，呵呵
对于这个的解释，其实是科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公司更有效率。只是像托拉斯，扩展以后，会造成全社会问题而已。
中国的事情吊诡在于，你懂的。按道理，政府应该反对这个的，它反而提倡这个。
真鸡贼，呵呵
我终于知道，我终其一生，都是在反对指令性经济。
中国人爱搞一些古古怪怪的事情，以为别人都搞不明白。（非常奇怪的人类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