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建诚  （作者系新竹市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3)是否应该废除谷物法，这是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在政策上最大的争辩。简要地说，通过关税保护不让廉价的谷物进口，粮价因而不合理地高涨。李嘉图说 这会逼迫工资上涨，工商业的成本增高，减弱国际竞争力。马尔萨斯的见解完全相反：廉价谷物进口后，工人的实质购买力上升，必然会生养更多子女，只会让工人 阶级人数增加，之外毫无帮助。谷物法的好处是让地主能获得利益，才有意愿在工商界投资，购买设备增加产能改进质量加强国际竞争力。你赞同哪一边？较奇特的 是：维护地主的马尔萨斯是个牧师，并无土地私产的利益，而主张打破地主利益的李嘉图，却是拥有良田千顷的大地主。他们的政策建议都不是为了自身，而是追求 社会的长远发展。

(4)为什么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者，对李嘉图的分析手法相当赞许？他的长久性贡献何在？有哪些不同的见解与争论？

问：这4个组曲听起来内容还算丰富，可否先解说今天的主题：什么叫做“有效需求不足”？我一直以为这是凯恩斯的创见。

答： 我先说明时代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最发达的国家，也拥有最长期的统计。Clark (2005)用800年间（1209-2004）的数字，告诉我们几项重要讯息：1800年之前进步非常缓慢，甚至是停滞性的；1800年之后所得几乎以 80度仰角爬升，终于脱离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富裕的工业社会。这套1209-2004年的数据有两项主要来源：(1)英国建筑工人的薪资（4.6万笔）； (2)物价和房租数字（11万笔）。这15.6万笔的数字，当然没有漂亮到每年每月都有，但若以每10年的平均数字求取1个点，然后把这80多个点接起 来，也很能看清楚长期的趋势。

Clark告诉我们：(1)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1798）时，为什么笔调那么悲观？因为1798年建 筑工人的实质薪资，是1760-1860年间的最低点。(2)为什么李嘉图写作《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1817）时那么乐观，因为正值景气大幅反弹。如 果以1860年代的平均所得为100，1789年的平均所得约45，1817年大增至约65。(3)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1848）时平均所得约 80，那为什么还需要革命呢？因为从1840年开始英国进入“饥荒的1840年代”，平均工资从1836年的83跌到1840年的75，反弹到1842年 的85，又跌入1848年的80，这十年间起伏太快太大，失业严重、暴动频传。

问：《人口论》的悲观有史实背景，但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和李嘉图的《赋税原理》（1817）不是只隔3年吗？当时工人的平均所得一路上升，为什么马尔萨斯还需要悲观？

答： 那是因为1803-1815年间英法打了好几场仗，称为Napoleonic Wars（注意有s）。这是指拿破仑称帝统治法国期间（1804-1815），在欧洲各地与诸多国家的多场战事。但是1812年的侵俄战役惨败，1815 年的滑铁卢之战又败于英军，结束长达13年牵扯全欧的大战争。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争论的时间点，正值“拿破仑战后的萧条”（post-Napoleonic depression）。1815-1820年间的萧条有几项特征：(1)资金不足难以累积投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K/L比值太低（工人可分配到的生产 性资金太少），因为有许多资产在战争期间被摧毁了。(2)资金不足就无法雇用足够的工人，造成严重失业。(3) 1815-1816年间农业大丰收，价格下跌，农户收入降低；工业部门的需求不足，造成购买力不足。马尔萨斯给当时的症状开出诊断书：关键在于“需求不 足”（a failure of demand）所造成的“过剩”（glut）。

问：我对有效需求说所知有限，可否先解说马尔萨斯的逻辑？

答： 他的有效需求不足说（或是“消费不足说”）有一套因果逻辑：从个人的过度储蓄，推论到景气低迷不振。简单地说，1815年战后因为景气不佳，失业率高，民 间所得低，自然就会节约支出（提高储蓄率），市场上的可用资金就会不足，无法筹到足够资金投入生产设备与聘雇工人。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有效方法，就是鼓 励消费，创造有效需求。最有消费能力的是谁？地主和政府。为什么？因为通过谷物法的关税保障，在高粮价政策下才会有高地租收入，才能把资金投入生产创造就 业。另一方面，地主家庭的贵妇开销、聘用仆人与园丁，也是在增加就业机会，这就是创造有效需求。政府能做的事，是积极从事公共工程，造桥修路兴建学校，目 的也是创造就业与有效需求。

问：这不就是凯恩斯针对1930年代初期大萧条的处方吗？

答：是的，今天的重点是对比李嘉图的 相反见解。李嘉图认为消费不足说，是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内，最重要但也最难以接受的论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李嘉图说：“目前我真 的觉得有点困难，我不太能清晰地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论说体系。”这个困难点你恐怕不容易体会，必须先说明双方思维上的差异，才好解说为什么不易相互理解。

在实际生活上，李嘉图是股票金融业出身的富豪，买了许多地成为士绅后，进入国会参与决策，他当然不是个书呆子，而是见多识广的精明商人。但在写作上他是个具备相当科学性思维的人，习惯从基本的公理（axiom），通过逻辑的演绎建构出一套推理。最明显的例子，是为了解释全国的产出如何在三个阶级（工人与农民、工商业者、地主）之间分配，他凭空创造出“差额地租”这个不实际，但又能“歪打正着”的概念。

换言之，李嘉图要看到内在的逻辑推演，才能明白对方的思维。马尔萨斯的手法是古典学派的类型，叙述很多事实之后得出一些见解，是“归纳性”的，也可以说是“新闻体”的。这种文笔缺乏科学上的优雅与“一般性”（跨越时空），但它诉诸常识与直觉，较能掌握现实感与读者的情感。换句话说，李嘉图经济学走的路线是抽象分析派，马尔萨斯走的是事实直观派。分析派为了得到精确的结论，通常要做出不符现实的假设，例如“假定其他条件不变”。

问：李嘉图是精明成功的商人，又是参与国事的决策者，如果他只靠抽象推理，怎么可能在生活上成功？

答：我举现代的例子你比较容易明白。好几位得过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也在《新闻周刊》或《纽约时报》写专栏评论时事，例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得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得奖）、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92年得奖）、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8年得奖）。这些人用右手写抽象数学推演的论文，左手评论现实议题。李嘉图就是这种“人上人”，而马尔萨斯是只能写具体议题的“人下人”，他不会写抽象推理演绎的论文。我觉得（恐怕也是实情），李嘉图看不起马尔萨斯的分析手法，不同意他的见解，就委婉地说“不太能清晰地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论说体系”。

凯恩斯说李嘉图派经济学的成功，其实是一大灾难，因为他们会轻蔑那些没有抽象思维的见解。其实逻辑的严密与体系的优雅，有时会遮蔽简单的重要议题。幸亏诺贝尔奖是瑞典人颁的，他们的眼光不错，愿意颁给不会建构数学模型、不会用计算机验证计量模型的哈耶克（Hayek，1974年得奖）、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86年得奖）、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91年得奖）、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1993年得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2009年得奖）和奥利佛·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得奖）。“人上人”未必样样高明，“人下人”也会有“上上智”。

问：这个道理很浅显。我想知道李嘉图怎么说明他的研究方法。

答：他写信给马尔萨斯说：“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探讨国家财富的本质与起源，但我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是用来探讨财富创造之后，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与不同的阶级之间分配的‘法则’。…我愈来愈觉得前者（探讨财富的本质与起源）是‘白费力气与虚幻的’，后者（追寻科学性的法则）是科学的唯一真正目标。”用现代的话来说，会写数学模型的人，轻蔑只用文字的同行，说你们的工作白费力气又虚幻无用。弱势的马尔萨斯坚信，经济现象是复杂的多面体，无法只用法则、逻辑、演绎来掌握。

问：这是第一个角度的对比，不是还有另一个角度吗？

答：第二个角度是学派之间的认知差异，你也可以说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落差。简单地说，李嘉图和许多古典学派的人，都接受赛依法则（Says Law：供给会创造本身的需求），所以就算某个行业短时期失衡，但不可能会有全盘性的失衡，因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的机制。

今日的主旨是对比基本的认知：有无可能发生全盘性失衡，或产品过剩或非志愿性的失业？马尔萨斯认为有，因为所得太低造成购买力不足，这是1803-1815年战后萧条的主因，所以必须有积极的作为（刺激有效需求、政府透过公共工程创造就业）。但李嘉图认为这只是短期的失衡，不必干涉就会自动回复均衡状态，不必担心产品过剩（glut），因为“供给会创造本身的需求”。

问：你是说双方的辩论是鸡同鸭讲？

答：恐怕是没有生产性也没有结论的争辩，因为观点不同价值观迥异。学界很多人觉得马尔萨斯的分析不深入，论点平常，跟不上科学的脚步。其实爱因斯坦也犯过科学上的大错误：(1)他原本认为宇宙是静止的，直到哈勃用天文望远镜证实，星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表示宇宙还在膨胀。(2)量子理论的特点是“测不准原理”，但爱因斯坦生前一直认为不可能，因为上帝“不会掷骰子”（不会有测不准这种事）。李嘉图遵循的赛依法则，到了1930年代才被凯恩斯的《一般理论》推翻。凯恩斯热情地写一篇《马尔萨斯传》（38页），极力推崇“有效需求不足说”（消费不足说）。

问：马尔萨斯如何反驳李嘉图？

答：他说，“某些非常有才华的作者认为，虽然时常可以看到特定商品会有过剩（glut），但不可能会有全盘性的商品过剩。因为依照他们的观点，（制造）商品一定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某项产品的超额供给（excess supply），只是证明其他商品在供给上有缺失，所以全盘性的超额（general excess）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及其应用，对我而言是无稽之论，也和供需原理完全违背。”这段话的主旨，是在反驳古典学派共同遵守的赛依法则：不会有超额供需，市场终将均衡。

马尔萨斯从“个人的需求与行为”，来观察市场运作机制，站在微观的立场，认为每种商品都有它的市场特性与管道，正如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与特点。相对的，李嘉图站在宏观的角度，主张商品的存在就是为了要和其他商品交易，没有人会在交换不到商品的情况下，去生产自己的商品。各行各业的商品种类何止千万种，如果我是制造棉被的工人，我能预知今年应生产多少才不会过剩吗？你怎么会在夜市买到大量廉价的倒店货呢？那不就是超额供给吗？

问：李嘉图是否为了维护模型的优雅，而否认供需失调？

答：有可能，因为“失衡模型”被学界接受，是凯恩斯学说得势之后的事。在1820年代很难处理失衡问题，因为这是破坏科学对称性、破坏理论简洁性的讨厌鬼。赛依法则是一块完美的遮羞布，让供需永远相等，保障魔术师得到热烈掌声的法宝。马尔萨斯是个不识相的老实人，硬要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硬要说国王的新衣并不好看。他喜欢混乱但较真实的理论，李嘉图喜欢提出跨越时空的优美法则。在马尔萨斯“真实但丑陋”，和李嘉图“优美但较不真实”之间，或许是源自面对自然科学时的自卑感，经济学界选择了李嘉图，只有勇敢的凯恩斯力挺马尔萨斯。这项差异也能解释，为什么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会兴起：他们要用动人的故事，对抗高深优雅但生冷不符实况的模型。

问：前面提到凯恩斯说，李嘉图的胜利是百年来经济学的大灾难。

答：凯恩斯不只同意马尔萨斯的结论，也赞同他的分析路线，我引两小段给你看。“经济学的写作并不是在做数学证明或写法律文件，而是要激起或诉诸读者的直觉。”“经济学并不是和数学一样，要在逻辑上写得密不通风滴水不漏。……最能一般化的理论通常也最没有讨论价值，……但是如果作者不能提出严谨清晰的作品，我也担心他恐怕无法发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个好例子，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mindset）很不相同，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对方的论点就变得无法理解或甚至可笑。也正因为有这种坚持，才会产生各种学派（古典派、新古典派、马克思派、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派），也才会有主流和非主流的区隔，这些都是路线不同和认知差异所引起。

我的结论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对“有效需求不足说”（消费不足说）的辩论，是一场鸡同鸭讲的争执，不会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中，科学的（会设计引擎）是否比直觉的（会处理车祸）优越，那就未必了。最后我引个例子，说明斯拉法（Sraffa）并不同意凯恩斯对李嘉图经济分析的偏见，也不同意凯恩斯对马尔萨斯的过度欣赏。1932年12月凯恩斯草拟《马尔萨斯传》时，他请斯拉法提供当时正在编辑中的《李嘉图全集》，因为其中有一册是这两位论敌的通信。斯拉法知道凯恩斯对李嘉图有偏见，而李嘉图是斯拉法的偶像。斯拉法在23日回信说他很愿意在数据上配合，但请凯恩斯“dont treat too ill my David”（不要太恶待我的戴维·李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