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为了情感看重之 善不惜放弃理知看重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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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意志软弱”还是“意志坚强”？】 西方主流哲学由于片面强调认知理性的主导地位，扭曲了“知情意”的严格界限。而“明知某事更好却不愿去做”的现象，主要起源于人们在冲突中为了情感看重之 善不惜放弃理知看重之善，以致凭借更坚强的情感性意志压倒了较软弱的理知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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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主流哲学由于片面强调认知理性的主导地位，扭曲了“知情意”的严格界限，不但没法解释“不能自制”的现象，甚至还将它误解成“意志软弱”。实际上，这 类“明知某事更好却不愿去做”的现象，主要起源于人们在冲突中为了情感看重之善不惜放弃理知看重之善，以致凭借更坚强的情感性意志压倒了较软弱的理知性意 志的常见心理机制，所以也没有理由笼统地称之为“意志软弱”。
从古希腊起，“不能自制”就是西方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又转型为“意志软弱”的话头，至今争论不休，却还是没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细究起来，与其 把这一点归咎于这种常见的现象本身有多复杂，不如归咎于西方主流哲学片面强调理性认知（理知）在人类行为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并且因此扭曲了“知情意”的严 格界限，结果把一个本来不难解答的简单问题变成了众多大师也束手无措的千古之谜。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厘清意志、情感、认知的区别，揭示西方主流哲学在 认知理性精神架构内造成的种种理论扭曲，从实然性的视角对于“不能自制”的现象给出一种新的阐释，同时指出“意志软弱”的概念为什么在此无法适用。
一
区分“知情意”之所以构成了理解“不能自制”问题的入手点，不仅是因为不澄清“意志”的概念，我们就无从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处于“软弱”的状态，而且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正是在认知、情感、意志之间的互动关联中提出来的。
一般来说，认知（知识）、情感、意志构成了人类自觉意识活动的三大要素，亦即康德在区分人类心理的三种基本机能时所说的“认知的机能、愉快和不快的情感、 欲求的机能”[①]，[1]（P11）所以人们在日常言谈中才会用“知情意”的口头禅概括它们。其中，“认知”是指人们针对各种东西的本来面目做出的指认 描述，主要包括通过感官实现的对事物现象的感性认知与通过思维实现的对事物本质的理性认知；“情感”是指人们针对各种东西的价值意义形成的体验态度，主要 包括围绕善或恶的事物分别形成的快乐喜爱或痛苦憎恨；“意志”是指人们针对各种东西的价值意义怀有的意愿志向，亦即汉语“志”字的象形构造所暗示的“心之 所之”，主要包括指向善的趋善欲求与指向恶的避恶欲求。所以，尽管它们在人们的自觉心理活动中总是相互交织地缠绕在一起，但彼此间的本质功能仍然是界限分 明的，不可随意混淆。把握这种内在的区别，是我们理解“不能自制”现象的关键所在。
接下来要澄清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尽管西方主流哲学十分强调理性认知对于情感意志的统辖效应，尽管人们已经习惯了“知情意”的先后排位，但在人类自觉心理的 逻辑序列中，意志要素应该说才是独占鳌头的。理由很简单，“意志（意欲，will）”作为“想要”，原本就植根于“需要”这个人生本体论的原初事实之中： 人们活在世界上，总有这样那样的需要；只有满足了这些需要，他们才能维系自己的存在。所以，以“想要”之“意志”为动机，从事种种满足需要、维系存在的行 为，也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人生在世的心理原点。《墨子·经说上》因此强调：“志、行，为也”；斯宾诺莎也主张：意欲或冲动“是人的本质所在，从中必然产生 出那些倾向于维系人的存在的东西，人们则因此被决定着从事种种行为”。[2]（P107）
同时，由于上述原因，人生在世也总是凭借自己的“需要—想要—意志”，对于各种东西的好坏意义展开价值评判，然后形成相关的应然诉求，一方面将那些有益于 自己满足需要的东西看成是“可欲”之“善”，并且在行为中努力趋于它们（所谓“趋善”），另一方面将那些有害于自己满足需要的东西看成是“可厌”之 “恶”，并且在行为中努力避免它们（所谓“避恶”）。因此，西方哲学史上从这个角度界定善恶的说法也屡见不鲜，像霍布斯说“善和恶是表示我们意欲和厌恶的 语词”，[3]（P121）休谟说“意欲来自单纯的善，厌恶则起源于恶”等。[4]（P478）
进一步看，意志要素的这种原点地位还表现在，人类自觉意识活动的另外两个基本要素都是在与它的直接关联中形成的。其中，情感与意志的关系更为密切。首先， 快乐和痛苦的情感主要就是围绕着基于需要—意志的善恶价值展开的：当一个行为达成了好东西、“满足了需要”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到“满意”或愉悦；当一个行 为遭遇了坏东西、“没满足需要”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到“不满”或悲哀。其次，喜爱和憎恨的情感则可以说分别包含着意欲和厌恶的意志：由于以往获得好东西的 时候体验到了快乐，人们再次遇到它们时所形成的欲求志向就会融进喜爱的成分；由于以往遭遇坏东西的时候体验到了痛苦，人们再次遇到它们时所形成的厌恶意愿 就会掺有憎恨的成分，从而借助快乐痛苦的情感态度强化了趋善避恶的意志动机。正是由于这种交叠渗透的互动机制，古今中外将两者混为一谈的说法并不罕见，像 《礼记·礼运》把情感性的“喜怒哀惧爱”与意志性的“恶欲”都名之为“人情”，密尔声称“意欲某个东西并觉得它令人快乐，厌恶某个东西并觉得它令人痛 苦……不过是同一个心理事实的不同命名方式罢了”。[5]（P39）
认知虽然不像情感那样与意志难分难舍，但同样离不开意志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首先，任何认知行为都是人们出于求知欲或好奇心这种特定的意志展开的，否则人 们就不可能从事它们。其次，与本文话题直接相关的一点是，所有的认知（包括纯粹的自然科学认知）最终都是旨在揭示各种东西对于人们满足需要究竟是有益还是 有害，从而帮助人们展开趋善避恶的行为，有效地维系人们的存在。尤其是旨在把握事物本质的理性认知，在许多情况下还能够帮助人们深入揭示各种东西纷繁复杂 的好坏效应，最终指导人们成功地实现趋善避恶的行为目的。
所以，从人类自觉心理活动的基本架构看，情感和认知实际上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与意志结合起来并作用于人类行为的：情感主要通过喜怒哀乐的体验态度对于意志以 及行为施加影响，认知主要通过把握事物的好坏价值对于意志以及行为发挥效应；下面将看到，这两种不同的机制及其冲突正是导致“不能自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无论三者之间有着怎样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缠绵，我们都应该仔细辨析它们在本质功能方面的深度差异，不能将趋善避恶的意志、爱善 恨恶的情感、分辨善恶的认知随意混为一谈，否则就会像西方学界那样，不但至今没法解开“不能自制”的谜底，而且还错误地将这种现象说成是“意志软弱”。
二
当初古希腊哲学家在考察“不能自制”的现象时，还没有自觉地把“知情意”区分开来。事实上，对于柏拉图在《理想国》、《斐德罗》等对话里讨论的与“理性 （认知）”三足鼎立的“欲望”和“激情”，我们今天也很难清晰地指出哪个是情感、哪个是意志，不如说二者都同时包含着这两种心理要素；尤其从理想国的三大 阶层以及灵魂马车的组成架构来看，我们甚至有理由说，所谓“激情”主要就是指那些容易接受理性认知统辖的意志情感（如军人卫士的勇敢德性），所谓“欲望” 主要就是指那些难以接受理性认知统辖的情感意志（如工匠百姓的本能欲求）。
正是依据这种理论架构，《普罗泰戈拉篇》中的苏格拉底断然否认了“不能自制”的存在：一方面，他拒绝了大多数人（工匠百姓？）持有的“爱恨情仇主宰着人类 行为，知识只是它们的奴仆”的看法；另一方面，他又预设了“分辨善恶的智慧是人生最重要的因素”这个规范性的前提。这样一来，从中得出下面的结论就是水到 渠成的了：有理性者总是能够凭借理性认知权衡比较善恶乐苦的大小多少，然后再去从事趋善避恶的行为，做出“两善相权取其大、两恶相权取其小”的取舍选择； 相反，不能这样做的人当然就是出于“无知”了。就此而言，苏格拉底实际上主要是为了确立“认知理性统辖一切”的哲理精神，才断言不可能存在“明知某事更好 却不愿去做”的“不能自制”现象的：“没人会选择恶或想当恶人。想做他相信是恶的事情，不做他相信是善的事情，似乎违反了人性。”[6] （PP477-484）
对于这个解释，我们还能找出两处文本作为证据：首先，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在强调“智慧是最大的善”的时候，一方面赞美自制者能够凭借推理“重视生活中最 好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指责不能自制者“不重视最好的事情，只追求最大的快感”，[7]（PP171-173）并没有否认“不能自制”的存在。其次，同样 为了确立理性认知的主导地位，《小希庇亚篇》中的苏格拉底还公开宣布：“明知是坏事还要去做（自觉作恶）”要好于“因为无知才去做坏事（不自觉作恶）”， 以致流露出了肯定“不能自制”胜过“完全无知”的倾向。[6]（PP288-296）从这里看，不管是否承认“不能自制”的存在，也不管对它的具体评价如 何，不同版本的苏格拉底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一以贯之地坚持“智慧即德性”的认知理性精神。
明白了这一点，曾质疑过“智慧即德性”命题的亚里士多德，没有像《普罗泰戈拉篇》中的苏格拉底那样断然否认“不能自制”的存在，而是像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 底那样指出：自制者能够基于“逻各斯”不去追随恶的欲望，不能自制者则是出于情感去做自己明知是恶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不过，由于同样主张理性认知高于 感性情意，他在经过一番论证后还是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不能自制者由于受到欲望情感的干扰，没法运用“真实的知识”，只好凭借当下的“感觉知识”过度追求肉 体快乐而沦落成软弱的人——言下之意自然是说：倘若一个人总是能够运用“真实的知识”，他就不可能明知故犯地从事自己也认为是恶的事情了。[8] （PP193-203）就此而言，除了肯定“不能自制”的存在外，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它的原因机制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反倒可以说是被不同版本的苏格拉 底联手牵着鼻子走了。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在此已经流露出把“不能自制”视为“意志软弱”的苗头了。实际上，他说的“感性欲望的对象只是表面善，理性意愿的对象才是 真实善”，[9]（P247）就是试图将“理性意志”与“感性欲望”割裂开来，结果诱发后世西方哲学形成了下面这种扭曲性的倾向：根本否认“感性欲望”也 是人们针对善恶价值展开的意愿欲求，因而同样有资格属于“意志”的范畴。所以，后来密尔就断言：“意志作为主动的现象不同于欲望，因为后者是一种被动的感 受状态；意志虽然最初是从欲望那里长出的一个分枝，但迟早会生出自己的根并脱离母茎”；[5]（P40）20世纪的罗尔斯依然宣布：“我和效益主义一样， 假定‘善’可以定义为理性意欲的满足”，[10]（P29）仿佛“感性意欲”的满足就不是“善”似的。正是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下，“‘明知’某事更好却不愿 去做”的“不能自制”才被当成了“‘意志’软弱”，因为按照西方主流哲学的这种片面性倾向，驱使人们“‘明知’某事并非更好却还是去做”的“感性欲望”根 本就不能算做是“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