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们住在铁路旁的一个小镇上。我看到镇上有电灯，这当然令我吃惊不止。店主告诉我电灯厂是万福麟将军建立的。“好啊！”我说，“如果像你们这样的小镇万将军都设法供电，他一定是个大大的好人。”“是的，是的，但是他不论我们需要不需要，每家都收电费，而且收费的标准也是他自己订的。”店主回答说。这实在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新方法。

       东北研究旅行中，我发现很多地方都用上述的方法筹办地方事业。大豆出口是由政府银行统筹办理的，事实上，政府银行起先就是张作霖的私人企业，后来成为张少帅的私人企业。酒厂、典当行以及面粉厂等都是如此的。表面上是公开的，私底下张大帅和他的部下是将东北的财富进了他们的私囊。不过，东北人民的生活却较中国其他各地的老百姓好得多，这不仅是地方政府比别处好，也是因为东北是一个新开发的富庶地区。

        我们听说老帅的得力助手是杨宇霆。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问我都参观过什么地方。我把参观的大致情形告诉他，他说明当时正在发展中的许多企业其背后的真正目的。他对东北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主要是在交通方面。他想建立两条铁路干线，都是以葫芦岛为终点。

其一，建于东北的东北部，在沈阳穿过南满踢了，经过吉林省会永吉，延伸至吉林省的东北角。

另一条是从葫芦岛一直向北，沿蒙古边境及整个黑龙江省。此一计划，据杨解释，不仅可以开发北满，而且可以鼓励日本，步中国之后尘，进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困难是在南满，因为新路线中有一条是与南满路平行的，而另一条路要在沈阳穿过南满路。杨进一步指出：“在筑路初期，这些铁路表面上看是南满的支线。过些时，我们就日以继夜的建立某些连接路线，把许多支线连接到一起，成为一条独立的干线。”


        我告诉他，据我了解日本人对铁路管理很有效率，我担心中国铁路不能和他们竞争。他一点都不担心。他说他可能降低运费，并可用增加地税的方法来弥补亏损。东北铁路所运的货物主要的是大豆，如果对农民的运费降低，再征收较高的地税是相当公平的。再说，他可以以出口大豆的收入来弥补，因为大豆出口是政府统筹办理的。


       杨的结论极为精明，令我解除对日本的顾虑。早晚他们之间是要摊牌的。东北不能独自对抗日本，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帮助既不能确定也不会充足。我向杨表示我的关切。他认为我的所见很对，他又继续说，东北的既定政策是避免和日本公开冲突。他的策略是不阻止日本扩大他的经济利益。他说，事实上，他让日本从他所创办的企业中去获得好处。他的目的是要比日本进步快，日本迈一步，他一定要迈两步。中国内地移民到东北的人数每年约一百万，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

       在我们长谈结束时，杨说：“我知道你们关内人都以为你们自己是爱国的，而我们关外人是不爱国的。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和你们一样的爱国。东北是我们的；中国人一天天的多起来。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在东北办教育，创立中国学校。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发展农业。日本将高兴我们增加农业生产。在许多方面中日双方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不错，在某些方面，我们彼此间是有冲突的，你们关内的同胞只会摇旗呐喊，放言高论。我要提醒你们，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如要你们使东北与日本公开对抗，恐怕不待关内一兵一卒来解救我们，日本已经予我们致命的一击了。你们没有力量予我们军事援助，也不必促使我们和日本公开冲突。”  杨的一篇大道理虽然令人感到不快，但却很令人感动。


        一九二八年夏，东北形式渐渐转变得对中国有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山东河北的农民有很多移居到东北各省。俄国已经停止前进，尽量设法固守沙皇时代给它留下的特惠和权利。在国际贸易方面，东北是中国仅有的出超地区。东北当时是一片好景，人人乐观。


        中国在一九二八年有足够的爱国分子。问题是：单凭爱国热忱是无法阻遏一流强权侵略的。二十世纪是民族爱国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人都是爱国的。所不同的事各国间工业、教育、卫生和福利事业发展的程度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