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托克维尔的书，并非是中国学习经验教训最好的书。

毕竟时代已经过去好久了，而且没有实证，谁知道对不对。

我说的东西，都来自现实，而且都有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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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 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 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 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 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 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 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 的“三十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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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事件，因为我年轻，没有经历这个事情，不知道当时的思潮是什么

      不过，据忙总说，跟萨特有关。

      以下均摘自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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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责任感强，有时候是坏事。像我这样的傻瓜，看到可悲可叹的，总想以己之力帮助、点化或渡人，总觉得启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道义。午夜反省，其实这也是一种病，叫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也叫知识分子的鸦片，范围程度不同而已。这种病纯粹浪费自己。该把它抛到爪哇国去了，享受自己的生活吧。 ​​​​

“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常常成为极权主义的根源之一。”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里，雷蒙·阿隆这样提醒他的读者。我感知并牢记住了这句话，也常常以此反省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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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之走火入魔，多是因为坚持某种意识形态导致知识与道德上的精神错乱。”

“对知识分子而言，遭到冷落比受到迫害还要难受。”（雷蒙•阿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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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经理人员，行政人员


       对托拉斯以及生产资料过度集中在私人手中的现象的揭露，是左派偏爱的主题之一。左派自称代表着人民，并对暴君予以抨击。在左派看来，托拉斯的老板不啻是现代的领主，他们主宰着普通人的命运，并与公众利益作对。左翼党派所采用的解决方法并不是解散托拉斯，而是转为由国家来控制某些工业部门或某些大型企业。让我们暂时把这样一种经典的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国有化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往往是加剧了经济上的多种弊端。劳动者置身其中的技术官僚等级制，并没有因为所有制方面的变化而出现改变。国营雷诺工厂的经理、法兰西煤炭公司的经理同样能够向当权者提出有利于他们的企业的决定。诚然，国有化消除了人们曾指责的工业巨头躲在背后施加的政治影响。但是，托拉斯领导人所丧失的行动手段却重新出现在国家的统治者手中。后者的责任则往往会随着生产资料占有者的逐渐减少而逐渐增大。当国家仍然是民主的时候，它的控制力可能范围广而力度小。但当一个集团控制了国家的时候，它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并实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曾经是左派对托拉斯进行抱怨的原因。

        近现代生产机构包含着一种我们称为技术官僚制的等级制度。居于这一等级制度上层的与其说是纯粹的工程师或技术员，毋宁说是组织者或经理。在法国、英国或苏联都已在实行的国有化，并未使工人不再遭受其上司的摆布，也没有使消费者免遭托拉斯的坑害。它们只是去除了股东、董事会成员与金融家，而这些人对企业管理的参与与其说是真实的，倒不如说是理论上的。他们只是凭借其财力，在名义上控制并影响着企业而已。在此我们无意对这种国有化的得失利弊进行总结，只是想指出，在国有化的情况中，左派的各种改革只是导致了特权者之间的力量配置的变动，它们既没有提高穷人或弱者的地位，也没有降低富人或强者的地位。


        在西方社会，技术官僚等级制度仅局限于生产机构的一个部门。大量的中小企业仍继续存在；农业亦保留着多种身分的从业人员(自耕农、农场主和佃农)；在分配或销售系统中，则是巨人和矮子并列，前者如大型商场，后者如街角的乳品商。西方社会的结构极为复杂，其中有前资本主义时代贵族的后裔、世代相传的富豪家族、私营企业主和拥有地产的农民等等。这些人维持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独立的群体。由此，数百万的人得以在国家机构的管理之外生活。技术官僚等级制度的推广意味着这种复杂性的消除。任何个人都不再服从于另一个独特的个体，而是所有的人均要服从于国家。左派力图把个人从直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很可能最终使人屈从于公共管理机构的束缚，这种束缚虽然在法律上不那么直接，但事实上却无所不在。然而，国家对社会管理的面越广，······相对独立的群体之间和平竞争的目标就更少。一旦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企业，处在其顶端的人必然会变得漠视下层群众的意见(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的意见)，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随着这种演变，传统关系的残余和地方共同体显然更像是一种阻碍个人被巨大的行政权力这一工业文明所产生的怪物吞噬的障碍，而不是民主的制动器。由此开始，随着时光的消逝而被削弱和消除的各种历史上的等级制度，也似乎不再是旧的不公正行为的维护者，而更像是一种能抑制专制倾向的事物。为了反对这种不公开的专制，保守主义成了自由主义的同盟者。如果传统留下来的制动器失灵，那么，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再阻止极权国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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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他一开始在序言里说的写作动机就抓住了人心，他就是要试图解释为什么“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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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派代表的不是与权力对立的自由或与特权者对立的人民，而是一种与另一种权力对立的权力，一个与另一个特权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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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注：

       不论你同意或者否定 雷蒙•阿隆的这本书，至少它会告诉你，你是从哪儿来的。

       你来自哪里，你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