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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朗诵腔为什么这么招人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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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都有朗诵传统，例如莎士比亚经典戏剧的演员，说台词也是清一色朗诵腔。香港学生梁逸峰朗诵唐诗的视频也曾在网上广为传播。
为什么偏偏中国小学生和央视主持人的朗诵腔这么招人烦？
中国式朗诵腔招人烦，单单是因为夸张做作吗？
显然不是，如今综艺节目的 “港台腔”，表情、语气往往同样夸张，但看惯港台综艺节目的八〇、九〇后多半不会反感。如果广电总局不限制台湾主持人加入大陆节目，今天各省卫视恐怕早已被他们全部占领，本土主持人只能挤破头进央视。
不过，今天见怪不怪的港台腔一度也曾遭中国人民坚决抵制。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现象级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主持人李湘早在 1998 年就曾因台湾腔遭老干部投诉。而崔永元、王刚等名嘴参与的电视节目“反低俗”运动，港台腔就是“低俗”之一。台湾明星林志玲今天因为一口嗲腔饱受非议。
讨厌港台腔的老干部，并不反感中国式朗诵腔，他们“十分想见赵忠祥”、“梦中情人是倪萍”，对于嘴巴动辄张成“O”型、表情过度早熟的两道杠、三道杠，多半也会颔首赞许。
不同人群对港台腔、朗诵腔截然相反的态度，说明“矫情做作”是个高度主观的判断，而且是以自己最熟悉和习惯的表达模式作为判断的坐标原点。只要是自己熟悉和习惯的，便是自然的，而偏离的，则是虚伪和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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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腔和港台腔某种程度上是坐标的两极。朗诵腔指向的是神圣、庄严、崇高、深沉、壮丽、宏大，是远离日常生活的接近宗教体验的审美，而港台腔则指向亲昵、欢快、温情、柔软、市民，它是日常生活的戏剧化夸张。
年轻人反感中国式朗诵腔，除了它远离生活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搭载的内容几乎全部与意识形态相关，而“后三十年”意识形态急速淡化，导致人们一提到朗诵腔，就会联想到假大空、伪崇高，是虚假的极致。这和今天的中国人看到新闻中的朝鲜人会无比尴尬一样。
但是，同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改用《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这种萌化模式，九〇后就非常乐于接受。当然，千万不能让经历过激情岁月的老干部们看到《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如果他们能看得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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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我们认为极端矫情、虚伪的表达，往往会用令人恶心、反胃来描述。这个描述是准确的。
医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反感情绪主要与大脑中岛叶有关，磁共振成像实验发现，人们出现反感情绪时，前岛叶区域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而前岛叶是控制内脏感受的味觉、嗅觉中心，被证明能引起恶心、呕吐等生理反应。
为什么人类对自己觉得虚假的情绪感染的反感，会上升到产生恶心、呕吐的生理反应？
进化心理学为这种现象提供了有力解释。
敏 锐捕捉情绪感染对于生存至关重要。譬如，面临捕食者的威胁时，被捕食群体中的恐惧情绪若能迅速传播，则能帮助更多个体逃离危险。高度社会化的人类，情绪感 染的作用更突出。它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远离威胁，还有利于人类在更大范围内分工合作，一个群体在情绪感染作用下更有可能做出一致决策和行动。
遇到对方不真实的情感表达，及时产生生理反应，是一种警觉和提醒，可以提示自己及时判断出对方真实意图和动机，有利于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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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式朗诵腔，除了特定年龄段的人会把它当作激情燃烧的情绪感染接收外，正常人通常都不会对它产生好感，因为它原本就是舶来物，在 1950 年代中期才真正形成并植入中国人的感情表达模式。
1949 年之前，新文化运动中出现大量新诗，抗战期间诗朗诵运动曾为抗战宣传手段之一，柯仲平、闻一多、高兰等人都是著名的新诗朗诵家。但当时的朗诵腔只出现在戏剧舞台、诗歌朗诵会上，自带精英属性，在大众中没有多少影响力。
一开始并没注意到朗诵腔在政治宣传中的巨大威力。1940 年延安建立新华广播电台后，对播音员的要求基本都是别读错字，断句要断对，没有对播音腔调的具体规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播音员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例如 1949 年的开国大典，播音员齐越、丁一岚都只是做到了发音标准，语气、腔调与普通人说话没什么差别，今天任何一个普通话标准的年轻人都能基本胜任。
直到 1952 年全国第一次广播工作会议，才出现“播音员应是有丰富的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的要求，提出播音员的业务学习要包括练声、观摩话剧、电影、开朗诵会。
真正的改变始自 1954 年 7 月，毕业于俄语专业的中共第一位男播音员齐越，作为中国广播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学习播音。由于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强调“在一切环境，一切地方，用一切语言来朗诵诗”，苏联播音腔受诗朗诵影响极深。
1955 年 3 月的全国播音会议，齐越介绍了苏联播音经验，中央实验歌剧院导演牧虹讲授台词课和练声方法，诗人徐迟和演员苏民作诗朗诵，导演吴天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甚至还有资深耳鼻喉科医生介绍嗓音保护方法。
自此，播音腔开始形成定制，1959 年大阅兵时的播音与今天的朗诵腔已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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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播音学习苏联影响力还有限，真正让朗诵腔进入中国人骨血的是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和普通话推广运动。
1950 年代初，中国小学语文教育借鉴苏联专家普希金的“红领巾教学法”。这种方法强调学生“表情朗读”能力培养，要求“学生有意识、有表情地朗读”。一个优秀 “表情朗读”者应能充分理解作品，体验作品中情感，运用表情、音调、节奏等来展现作品中的形象。狡猾的狐狸应该如何表现，与伟大领袖亲切交流又是什么语 气，都给出了定式。
朗读和默读作为明确要求，写进 1956 年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至今仍然保留。重视文本的朗读成了中国小学语文教学的传统。
1956 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要求儿童通过领会作者写作时的情感，达到“有感情地朗读”的效果
另一方面，195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推广普通话运动开始。朗诵因其成本低、效果好的特点，成为推广普通话最好的办法。各种标注拼音的普通话朗读材料应运而生，起到了很好的推广作用。
注：实际上，这也是学习英语见效比较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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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广播电台是推广普通话的主阵地，播音员的朗诵腔作为标准化语音传遍全国各地。各地广播台还推出小学语文朗读教育广播讲座。中国唱片社更是发行了一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小学语文朗读留声片》，正式完成了这种腔调的全面普及。
与八〇、九〇后不同，六〇、七〇后或许同样反感朗诵腔，却往往对与朗诵腔差别不大的配音腔情有独钟，上海电影制片厂那些幕后的配音演员在一代文艺青年心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很多人提到邱岳峰、童自荣等人的经典配音片段便会激动得难以自持。
例如出版人张立宪就曾在《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一书中深情回忆了《简·爱》等译制片，他认为“文革”结束后，人们首先从那些经过配音的译制片中，知道了什么叫爱，什么叫有趣，什么叫智慧，什么叫高贵，什么叫男人和女人”。
但张立宪这一代人的感情很难被更年轻的人理解接受，这些看惯了英语原声电影的人，听到上译老一代配音演员华丽、高贵、优雅的声音时，甚至会觉得和听到西安后宰门学校的朗诵差不多。
老文艺青年们对配音腔的怀念该如何解释？
答案很简单——审美心理定势。人类已有的审美经验会变为惯性。拥有相似成长环境的一群人，更容易形成相似的审美心理定势。
注：怀旧经典，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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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八〇、九〇后接触外国影视基本来自字幕组和院线进口分账片，清楚外国人真实交流状态。对比之下，译制片的配音腔自然让他们无法接受。
实际上，六〇、七〇后对配音腔的偏爱也仅限于“上译经典”，如果让邱岳峰、童自荣为今天的抖森、卷福配音，他们恐怕同样难以接受。
从审美心理定势的角度，不难理解为何大部分人反感的朗诵腔仍会频频出现在央视晚会的舞台上，因为坐在台下的人已经失去了改变审美定势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