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外交成绩，很多人评价都不高。比如，耿云志先生就认为，胡适“任使四年，尽管奔波忙碌，但从纯粹外交角度看，成绩实在太平常。”（耿云志：《胡适与抗战》，载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202页）的确，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本国利益和国际形势，不是那么容易就为别国的外交人员所左右。胡适对于这一点当然很清楚。他并不妄想自己能够转移美国的外交政策，更不妄想立竿见影、建立奇功。即便如此，胡适的外交成绩也不容抹杀。人们普遍认可胡适在争取美援、搁置中立法案、阻止美日妥协方面的努力。

1938 年10月，日军进攻武汉、广州，中国政府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高层内部有主张直接与日本媾和的。蒋介石则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受美国国内 形势的限制，罗斯福认为调解的时机未到，婉言拒绝了。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整个国际形势都极为紧张，罗斯福“也不免手忙脚乱”（胡适语）。9月8日，罗斯福约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提出远东战事调停的可能条件，其中包括东三省由中日“共用共管”一项。罗斯福希望援引此前不久英美共用共管C 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由中日两国“共用共管”中国的东三省。胡适听 了极为着急，离开后马上去查这两个岛的情况，他发现，C anton岛九英里长，最宽的地方50码，岛上居民40人；E n derbu ry岛三英里长，岛上居民4人。C an ton岛和Enderbury岛是太平洋中的两个小岛。不论面积，还是人口，这两个岛屿显然都没法和中国的东三省相提并论。胡适当然对罗斯福的提议极为震惊。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胡适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但在1937年9月以后，他转而主张“苦撑待变”、“和比战难”。胡适认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如果和谈的话，敌人的要价必然很高。日本所要求的，只是中国投降和屈服，中国无法做到委曲求全。所以，当时的胡适极力反对和谈。1938年11月13日，胡适致电翁文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19-620页）胡适主张，中国无论如何都要苦撑下去，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所谓“苦撑待变”的政策，自己能够支撑下去是根本，只有自己能够苦撑下去，才能等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就不远的前例来说，捷克为慕尼黑和谈断送的前车之鉴，更加强化了胡适的这一信念，使得胡适反对和谈的立场极为坚决。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胡适听了罗斯福的提议后当然非常着急。更糟的是，如前所述，在抗战初期，中国政府高层一直希望罗斯福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就在1939年9月28日，《纽约时报》上还登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长篇谈话，王氏公开主张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

在此内外夹击的情况下，胡适的做法颇能显示他的见识和魄力。

对于美国方面，胡适采取避而不见的方法。1939年9月8日以后的四十天里，胡适不去拜见罗斯福总统，只是托好友H ornbeck特别留意白宫的主张。胡适甚至也不去见财政部长M orgenthau，把借款的事情也拖延了两个星期。10月里，胡适费尽苦心，起草了一个说帖（M ediation）交给美国外交部，表明中国能够苦战下去，并且列出中日和谈的八点困难。胡适在说帖中特别指出，东三省“共用共管”的主张是无法实行的，因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仇恨太深；慕尼黑和谈的前例表明，仅仅要求弱者作出领土牺牲并不足以维持和平。胡适起草的该说帖实际上是很委婉地否定了罗斯福的调停主张。（1950年，胡适写 成一篇长文“C hinain Stalin’sG rand Strategy”，文中提及了罗斯福主张东三省由中日“共用共管”的这段旧事，认为C anton岛和Enderbury岛的先例在罗斯福脑海中根深蒂固，影响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决策，使得苏俄在这次会议上骗取了中国的东三省）

对于中国政府，胡适则采取了欺瞒的做法。可以肯定，罗斯福的调停主张，胡适一直没有向外交部和最高当局汇报（事后是否汇报不得而知）。中国政府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否则，最高当局是会积极进行这件事的。如此一来，中国的抗战图景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胡适这种做法，可谓是“独断独行”、“一手遮天”（余英时语）。他个人所负的责任可以说是天大的责任。我想，换一个听话的官僚或者职业的外交官，是否有此见识、有此魄力，能够如此敢于承担责任呢？肯定不会。他们只会秉承上峰的旨意，不会有自己的见解，更不会实行自己的见解。这就是国士和庸人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