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战争的爆发，促成之情形甚多，有时且为至微细之事件，如：‘对于国旗之侮辱’，官吏之被暗杀，军队或战舰中慌张的军官之鲁莽的举动，以及狡猾外交家之伪造 电报等等。但是这些并非战争的原因；不过是火药库中之一引火的火柴而已。真正的基本原因，却在火药背后的那些东西（事件），最后分析起来，不外统治欲和求 利二者。

 

3、统治欲望的本身，而非其附带产生的任何利益，是引起战争的真实而有效的动机。例如英国学童直认其恫吓较小的孩童，德国官吏向平民矜夸，居于热带国家的白人强使其‘属下’（inferiors） 对他们表示特别的尊敬和服从，这一切，都是统治欲的表现。无疑地，一般的英国人或法国人都有这种欲望；而且常因为他是一个‘强国’的国民，不是一个荷兰 人，瑞士人或西班牙人，而引以自满。大战以前，许多德国人真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将全欧洲置于其铁蹄之下，使欧洲人听到德国外交后盾的枪剑声而颤栗。虽然近代 国家的作战并不以发现谁是‘优秀民族’（the better men） 为公开的目标，但在他们的角逐中，确含有这种因素在内。而且，统治欲的冲动，会使各国特别不愿意放松他们曾经‘占有’过的任何领土。向来臣属于他们束缚下 的人民，如果得逃出羁绊，他们以为是一种‘屈服’或羞辱。爱尔兰、埃及、印度、西班牙统治时代的菲律宾，大战前土耳其臣属下的民族，战前的阿尔萨斯、罗伦 以及芬兰、波兰等的事实，已足为这种心理的明证。统治者为保持其统治地起见，常常提出许多理由，如：他们对于文化的义务，白人的负担，及国防上的需要等 等。这些理由，常常有自诚意中提出来，有时也很合理，但是除此而外，在其背后的，还是欲继续其统治的意志。与此相冲突的是被统治者要求解放的意志。这都是 为自由战争，为光复故土战争(irredentist war) ，为民族解放战争的种子。此种爆发力和经济学的关系甚小，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并不因此失去其真实。如果忽视了这一层而专门从经济方面解释战争的 原因，那是抹杀了明显的真相。我们所要在本书内详细研究的求利欲，并不是煽起国际战争的唯一动力。当我们集中注意力于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记他的 限制。

 

注：义和团事件中的德国；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交好，就是因为欧洲主义的结果。（德国的咄咄逼人，使得中国和日本同时不寒而栗）

      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留日学生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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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明国家之从事战争，并不以掠夺为公开而直接的目的。欧战以前，说者谓战胜国家欲从索取赔款中获得经济利益为不可能，实则这在事实上并非不可能之事。盖一 笔赔款可等于一笔外债的取消，或等于一笔不须付利的外债。自然，如果赔款系一次收入，而收入方式又不慎择，或许足以扰害工业，使其在调节过程上受到意外的 损失。但如概认收受赔款之国家，必须遭遇经济损害，亦未免近于矛盾。就通常言之，该国可有所获，正如个人因他人的赠礼而有所得一样。但我们跟着，就得假 定：获得的数量可以较战时的牺牲为大。这种假定必须完全承认。可是，鉴于近代陆海军费的巨大，和小规模战事足以引致他国卷入漩涡的危险，任何国家要想在战 争的结局上借赔款以取得一种纯经济收入，实为绝对不可必之事。一国政府假使抱着这样的希望来加入战争，实为至愚与极恶。且战争的动机，如果但想掠得巨额的 赔款，实际上并不甚可怕。经济力诱发近代的战争，绝不是这样粗浅地简单。

 

5、 工业化国家的商人，自然欲获得有利可图的市场，以为推销货物的尾闾。因保护关税和特惠关税的流行，他们常常觉得在别国统治下的领土上，辄遇到该统治国人民 所无的重税窒碍。因此，为免除这些窒碍起见，他们希望本国政府统治的地域愈大愈好。已经获得广大领域之后，他们又想：如本国政府能予他们的竞争者以重税的 打击，必可进一步改善他们自己的地位。因此许多国家中营出口贸易的工商业家，都愿赞助本国政府在无绝大危险之情况下，扩张他们利益范围的地域。制造业家， 其原料之来自热带地域者，亦愿其地为本国政府统治下的领域，因为如此，较之在其竞争者手中，更能满足其需要，所以他们也出而赞助经营出口业的商家。其实， 文明国家与其统治下的非、亚诸地的实在贸易额，和不在其政治势力范围内诸地域的贸易额相较，其经济上的获得，并不像工商业家所预期的那样大，至为明显。我 们只要想到下列各点，更可了然：第一，向来进出口的数字，即贸易额(turnover)， 远过于商业的利润；第二，对于殖民地的贸易及其利润，虽可因失去统治而减少，但亦绝不至于消灭；第三，对于任何特殊市场上的工商业的活动，决不是一国工商 业总和的净纯增加，其中大部分，不过是从其他市场或其他生产物移转而来。上述各点，足以揭示工商业家热心赞助国家扩张领域，以求获市场的政策，是对于此种 政策的经济效果，并未有极明确之认识。但是无论如何，事实上表现着，许多工商业家确信：政治的帝国主义，可以成为扶助工商业之一大要素。他们持此信念，施 其影响于英、法、意、德、俄、日诸国的政府，数十年来，已有相当的成功。因为同一领域不能同时由两个政府统治，故结果必至常引起各国政府间的竞争和外交上 的角逐。

6、 但是，在比较不开发的地域，推进商业，并不是欧洲各国彼此冲突的主因。其金融家寻求有利的特权，也足以驱使他们趋向帝国主义的途径。这里所寻求的利益，更 为巨大。盖弱国政府的官史，每可谄谀贿买，与之订立借款合同，在有利的条件下为之建筑铁路，或开发油田的自然蕴藏，甚或将自非人取得的种橡树之土地，以极 低工资的代价，雇用非人，用强制劳动经营之。凡此种种，都可获得高率的投资利益。当一文明国家将任何未开发的领域并吞，或加以保护，在其中建立一势力范围 的时候，则这些宝贵的特权，即令未正式让与，亦必将转入其国金融业者之手。这些金融业者往往兼有财力和势力。他们借新闻纸为他们的喉舌，去左右舆论，并加 政府以压力。胡尔夫（Mr. Woolf’s）在其帝国及其在非洲之商业（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一书中，对于他们有时所用的方法，曾有惨淡的描写，此地无抒述的必要。这里所要着重的一点，即：取得特权的求利欲，同样地，而且较商业上的求利欲更有力地，足以驱使各国政府从事于未开发领域的势力范围和统治权的角逐。

 

7、这种角逐，即是各国政府用外交作后盾，援助它的商人和特权追求者，得在弱国活动。随着并有取得势力范围保护权或并吞的企图，与之相辅而行。如他国有同样的企图，则起而与之抗争。因此，各国商业家和金融业者的竞争，遂引起各国政府对于‘太阳下的领域’（places in the sun） 的争夺。在这种角逐中，同盟和联合是必要的，从而角逐的范围亦以扩大。在这角逐的背面，都有军事力量做后盾。没有一个政府愿意为其国民的某一势力范围或某 一让与权而战争，可是各国政府都懂得：除非有几点使人民相信它是正在准备作战，它的外交政策是比较无效的；同时它也懂得：一旦转入相互威胁的把戏中，战祸 可以不期而至。这样，个人的经济利益反映于各国政府的政策，是无异于在已经为政治统治欲以及对它的反抗所堆积的爆发物上，再加一些分量。

 

8、 此外，还有一种私人的经济利益，依特殊方式而活动。这就是军器制造者的私人利益。他们的欲望，是要售出他们的货物。自然，在他们中间并没有那样忍心的人去 要求实际战争的发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确希望各国从事于战争的准备。假使他们能够说动一国政府使其相信别国正在对已备战，他们或可取得有利可 图之战舰或枪械的定货单。各国的主要军备制造厂，并不将他们的业务限于供给本国政府的需要；他们彼此之间，也不是完全独立而没有联络。促成战争的恐怖和国 际间军备的竞争，是他们全体的利益。他们如能说动一国政府购买他们的新军器，即可持此为强有力的根据，去劝导他国政府为同样的购买。他们对于新闻纸，不是 无势力的，因此也可以左右舆论。要之，他们的游说，故意地传播无中生有的威吓语，我们用不着斥其不当。因为他们鼓动军器的购买，无非在搜求利润而已。他们 的成功，各国政府相互间的猜疑与恐惧必将愈滋，从而使战祸爆发的材料，堆积亦将愈高。

 

9、 其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爆发材料有一特性。即当其在上述几种影响下堆积起来之后，它会像生物一样的滋长。战争的恐惧本身，会驱使各国政府采用种种政 策，使战祸将起的情况愈益逼真。如果没有战争的恐怖，就无经营军事要塞的必要。补充黑人军队，为征服非洲殖民地目的之一，自不能存在。而且不许殖民地人民 要求独立的两种理由，即：从殖民地人民中征发军队的需要，以及防止他们被敌国征发，和防止敌人利用殖民地为进攻的根据地的需要，也将失去其根据。可是，军 队要塞的搜求，未开化地域的并吞，以及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之拒绝，都是产生战争心理的要素。他们此种战祸恐惧的心理，使他们本身促之愈趋逼真，其结果遂为 引起更大战争恐怖之原因。

 

10、 从上面所论中，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实际的结论。虽然有些形成战争的原因，在经济范围以外，而经济原因，仍占一重要的地位。这些原因实可以贤明的政策加以控 制。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各国商约中最惠国条款的运用，对于国际的协调与和平，颇多贡献。普通都承认：一个文明国家，无论对于进口货或出口货，均可自定税 则。但在大战以前，许多国家都加入多国签订的条约中，不对于某一外国的货物加以歧视。我们可以希望最惠国条款中所包的政策将普及于国际联合会会员国之间； 并且我们可设立一种公共机关，保证此项政策的精神不致因种种课税而破坏——各种课税形式上虽为一般的，实际上则专对所欲加害的某一国之生产物而发的。但这 里值得注意的：和平的主要障碍，并不是文明各国相互间的关税壁垒；最要紧的，实是这些国家加于其统治下的未开发领域之关税壁垒。在这些领域中，区别课税率 以优惠‘母国’，固与最惠国待遇之说相吻合；但这点却与国际协调相冲突；而且此即是商人希望本国政府扩张其权威于未开发地域的根源。如能成立一国际协定， 将此种区别消灭，并开放欧洲列强的‘国外属地’，使宗主国商人与他国商人的待遇均等，这将为一大进步。直至大战时，英国属地（不是自治殖民地）中，除有一 不关重要的例外①，对于非英国的商人，并无歧视。最近在西非洲对于输出棕树果核及果油至帝国以外的市场之课税，始破坏了这良好的纪录，在许多有识者的眼光 中，认为是一恶劣而且危险的先例。

①一九O三年，海峡殖民地对于锡之在英国母国铸熔者，减轻其出口税。一九一六年尼苟利亚（Nigeria）特别对输出英国以外者课税。印度兽皮之用于帝国内者，得减轻出口税率三分之二（参考Knowles经济史，页三五三——四）。

   

11、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金融业者和在未开发的国家猎取特权者的希望，较之商人的希望更能危害国际间的和睦。外交政策如果用以援助这些人的要求，则供给借款，建 筑铁路，种植橡树或开采油矿等私人间的竞争，随时可以转变为各国政府间威信与权力的斗争。诚然，特殊地域分配的协议有时可以缓和各国人民间的冲突。但这种 协定的成立，普通仅在长期的冲突之后；他们对于其所分得的区域，从事垄断的苛索，因此也可以由未参加这种协定国家的人民起而要求而破坏。解决的方法，应不 以外交为援助之资；宜让那些愿意投资于未开发地域的人不借任何帮助以商得特权；即将来如有债务不能归还的危险，亦由其自负。如果政府做他们的后盾，在他们 固可以得到纯利，可是政府为了要帮助他们而用于军备上的额外经费，间接加于本国纳税者的负担，将远过此数。自然，如果别国政府都帮助它们的人民，一国政府 自难坐视金融业者搜求特权，而不予援手；但在国际联合会的影响之下，如能使各国共赴此的，则无疑的各国将俱有利益可得。不过所谓各国政府不作本国人民搜求 特权者之后盾，其意义并不是任文明国家之私人在未开发之土地上为所欲为。欧洲各国，实负有保护未开发领域的土人使其不受欧洲企业家剥削的义务。这种义务， 载在国际联合会规约中，为委任统治之理论所承认。

 

12、 我们还要说的是军需企业。这种企业，如果继续让其保留于私人之手，使其不但对于本国政府，且可对外国政府自由贸易，其危险是很显明的。但是，国有军需工 业，也绝非易事。如果一国政府所需要战舰，枪械及军火，年有一定之数量，自不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可是除了实有军备之外，各国政府率希望有一种设备，以便在 战争爆发之际，能够大规模的而且迅速地增加军备。达到这目的之最好方法，是要在平时有多数的大工厂，习于军用品的制造。这就是说，具有远见的政府，宜以时 定购军用品，使得许多制造商船的工厂，能有制造战舰的习惯。也就是说，政府要允许军用制造厂收受外国政府的定货单，使其在本国定货甚少之时，亦能维持其巨 大的工场，以及其有特别训练的人员。如果本国军器专由政府制造，而不允许任何私人从事制造，其结果，必将使战时扩充军用品生产的困难，远较今日为甚。因 此，单独一国将军用工业收归国有，实为冒险的尝试。但是这种免除战争的步骤，未始不可在国际合作之下实行之。

 

13、以上我们所注意的，都限于促成国际战争条件的经济活动。自然，还有很重要的经济要素，足以促进和平。各大国本身都是彼此货物的重要市场，如有法避免冲突，各国人民自不愿与其顾客宣战。而且，商业、旅行以及交通工具的进步，均足促进各国人民彼此间更进一步的谅解。柯白邓（Cobden） 及其同志曾有一种愿望，谓国际贸易愈自由，国际间友谊愈可与之俱进，而战争的危险也渐可归于消灭。这种愿望，虽然未能完全实现，但未尝不言之成理。尤有进 者，除了各国私人在商业上的合作而外，关于超越一国范围之经济利益，政府间也渐有合作的趋向。国际邮政会议，即可谓为此种合作的典型。在国际联合会辅翼之 下，许多经济上共同努力的机会，可以发现与运用。这层如能办到，经济合作的事业，可以更加促进经济合作的精神，可以减少国际间的竞争与嫉妒，可以缩减军备 至相当限度，并可以减少对于战争的恐惧——这种恐惧，是直接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又因其影响于政策，同时也是间接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