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一开头，我就列举了运河以及东岸防御配系构成的许多障碍：（1）高出水面三码的混凝土河岸。（2）敌人在东岸修筑的高达六十英尺的沙垒： （3）巴列夫防线上三十五个要塞卫的一个步兵旅—如果我们给了敌人警报时间，该旅还可得到两个装甲旅的增援，这两个旅将从沙垒顶上的既设阵地向我们的突击 部队开火，（4）以色列的秘密武器——他们使运河水面变成一片火海的能力。为了克服这一切障碍，我们采用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依次研究每个问题，甚至把 每个问题再分成若干个更细小的问题加以探讨，直到一点一滴地找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为止。
　　
　　　 显而易见，根本问题是在沙堤中开辟通路。若无通路，我们既不能架桥，也无法建立门桥渡场。而没有桥梁和门桥，我们就不能把坦克和重武器运到对岸，我们的步兵也就不可能长时间地顶住反击，面不管他们在渡河过程中获得了多大的胜利。
　　
　 　 到一九七一年年中我就任参谋长时，总司令部只有一个极不完善的解决办法。一旦可以得到头几波步兵的火力掩护，工兵就立即乘橡皮舟渡河。他们将用铁锹在沙堤 上挖洞，填入炸药，后撤二百码，然后引爆。其理论是：洞挖得越深，装的炸药越多，很次爆破掀走的沙土就越多。事实是，在沙土中几乎不可能深挖洞，因为沙能 流动，会使你前功尽弃。我们知道要有多宽的缺口才能通过车辆。因此，作一下简单的计算就可看出：我们的工兵每开辟一条通路，就要迅速清除大约一千九百立方 码的沙土，而且很可能还要在敌方火力之下进行这项工作。如果使用炸药，掀走的沙土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二百五十至四百立方码，尚余一干五百立方码或者更多的沙 土要用手工或推土机（如果我们能将推土机运上岸的话）清除。
　　
　　 在我接任参谋长的头几个星期内（一九七一年五月和六月），工兵组织了几次昼间和夜间的表演，让我看看他们如何执行这项任务。结果不能令我满意。首先，此法 有危险。我们如何才能在激烈的战斗中使工兵的爆破同步兵的渡河行动紧密配合，从而使我们的部队既不浪费时间，又能在危险关头位于爆炸半径之外呢？就我所 知，唯一的办法是将起爆时间推迟到所有的步兵都已过河之后。但是，这将使架桥和组装门桥的行动至少推迟四小时，也就是说我们的步兵要再冒四个小时的风险， 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抗击敌方装甲兵的反击。其次，如果采用此法，我们就要在人力和器材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采用此法强行打开一个缺口，看来需要六十个人、 一台推土机、五百磅炸药和五、六个小时不受敌方火力干扰的工作时间——每条通路总共需要大约一千二百个工时。可是，这么多的人挤在一起必然会成为敌方炮火 袭击的目标。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
　　
　　 我向工程兵司令加麦尔•阿里将军分析了上述情况，并且责成他另行设法。他立即回答说，他手下的一名年轻工程师曾经建议用水龙冲开通 路。这在修建阿斯旺水坝时已经作过试验，然而那时使用的水泵太重，搬运不便。我们需要的是可以用橡皮舟载过运河的轻型水泵。这个办法听上去既高明又简便。 我让阿里将军安排一次表演。几天之后，一九七一年六月，我们使用从各地搜罗来的三台英制水泵进行了第一次试验。
　　
　　 此法很管用。我们发现，冲掉一立方码沙土，只需一立方码水。据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计算出完成任务所需的各种水泵的最佳配套方案。英国马上获得了意外的 经济收益。我们订购了三百台试验时使用的那种水泵。首批水泵于一九七一年底到达，其余的水泵在一九七二年初到达。试验表明，五台水泵可在三小时内冲走一千 五百立方米沙土。后来，我们又购买了一百五十台德国水泵，其功率大于英国水泵。在没有敌人干扰的情况下，我们使用两台德国水泵和三台英国水泵，可在两小时 内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一种绝妙的解决办法，并从一九七一年七月起，成了我们选中的办法。我赞颂那位想出这个办法的年轻工程师及其想方设法使之臻于完善的同 事们。（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据被捕的一名以色列间谍的口供判断，以色列情报部门还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办法。对此，我松了一口气，尽管有点儿感到意外——因为 我们进行过数百次试验。）
　　
　　 易燃液体是另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使我们计划中的一切行动都无法进行。一九七一年六月，工兵也表演了如何对付这种液体。他们的办法很原始——身穿防火服的 消防队用棕榈叶扑灭火焰。他们的想法是先将大片火海驱散，化整为零，然后一一扑灭。另一项建议就是组建装备化学灭火器的两栖消防部队。
　　
　 　 这两种方案既笨拙，代价又高，于是我都拒绝了。经过深入研究，我只好得出如下结论：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不让敌人有机会使用这种武器。这个办法看上去 很难，做起来却比较容易。敌人的那套系统由以下各部分组成：油罐（容量约二百吨），油管和河岸上的喷油口，控制装置。它有两个弱点。为了减少事故，每个油 罐和喷油口均离控制该系统的要塞数百码。虽然油管埋于地下，但是河岸上的喷油口在低水位时却露出水面，高水位时也只是俺没在水面以下二英尺处。袭击组可在 进攻前几小时偷偷地过河，堵塞喷油口，或者炸毁油罐。我们还可以用炮火破坏油罐，使油漏到沙土中去。
　　
　　　　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不能 将所有的喷油口都堵住。但是，运河的流水可将燃油带向下游。这很好！我们可以将渡河点选在最近的喷油口上游。如果以上办法都不灵，我也不认为我们真要进行 灭火工作。如果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得不把一个渡河点选在未曾堵住的某个喷油口的下游，我们只好推迟到火势减弱后再渡河。（在战争期间，以色列人否认有这种系 统。对此，我嗤之以鼻。我只能设想，他们是怕说出这种卑鄙的武器会沾污他们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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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步兵
　　
　　 上述种种只不过是跳越更高的障碍前的助跑。我们要解决的更大的难题是：使步兵到达东岸后能够守住桥头阵地，抗击敌方装甲兵的进攻。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我 们的门桥要到H+5至H+7小时才能开始使用，桥梁则要再过两小时才能架好。在H+12小时以前，我们的坦克和其他支援部队不会大批到达对岸。（在 H+18小时以前，后勤部队与分队不会与其原属部队会合。）
　　
　　 这实质上很象一次空降作战：伞兵空投到敌后，奉命在向前推进的主力前来解围之余，只能靠能够随身携带的武器、弹药、装备和给养，坚守一、两天的时间。只有 一点不同，那就是在敌方发起反击之前，伞兵通常可以指望利用突然性争取到一段喘息时间，而我们的步兵几乎从渡河行动的一开始，就要准备抗击得到空中支援的 敌方装甲兵的冲击。
　　
　　 装备是现成的。我们可以给士兵配备用于击退装甲车辆的反坦克导弹，和用于对付低空飞机的萨姆-7轻便导弹。我们可以给他够用二十四小时的弹药、口粮和水。 我们还可以给他配备反坦克地雷，用于加强由若干个散兵坑组成的防御阵地，使之成为支撑点。可是，我们怎能指望他带得动这么多的武器装备呢？
　　
　 　 这的确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一名士兵携带的全部武器装备不得超过六十至六十五磅，否则其战斗力就会显著下降。我反复默诵伞兵的一句历史悠久的格言“多一点 火力，少一点无用的花架子”，并在面前放上几张空降旅的单兵装备表，坐下来着手进行没完没了的计算重量的工作。
　　
　　 首先考虑生存的需要。为了坚持二十四小时，加上一点备用品，以防因遇到麻烦或者迷路而拖长时间，每个士兵将需要五磅口粮、四磅半水、一顶钢盔、一个野战背囊和简单的被服，总重二十五磅。此外，还可以携带四十磅武器。
　　
　 　 这对于标准步兵说来已经足够了。他的步枪、三百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重约三十五磅。但是，携带轻便支援武器的步兵怎么样呢？其武器装备的清单令人望而生畏： 反坦克导弹（俄国人给它定的代号是“马洛特卡”式），萨姆-7导弹（代号“斯特雷拉”式），82毫米迫击炮，我们自制的反坦克炮，82毫米和107毫米无 坐力炮（B-10和B-11型），火箭筒，中型机枪，12.7毫米高射机枪，喷火器，等等。这些武器都很重。操作手们绝对带不动这些武器和为抗击反冲击所 需的最低限量的弹药。
　　
　　 解决办法是由编成突击组的步兵们分摊负担。（这听上去很容易，但是如果要让组内每个成员仍能执行自己的战斗任务，那就不容易了。）即使如此，我也没有获得成功。每个步兵师最后的装备表拟妥后，单兵负荷仍为六十至七十五磅不等，有的甚至负荷更重。
　　
　 　 此法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当我盘算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改进措施倒可以做到。例如，我们的制式野战背囊对于首批突击部队中的二千名军官和三万名士兵说来不 适用。这种背囊太重，并且还有其他缺陷。而水壶却又太小。我向武装部队军需部长纳瓦德•赛义德将军提出了我们的需要。到一九七一年十 二月，赛义德将军己经设法向我提交了五万个容量各为四点五品脱的水壶。改革背囊的工作则较难。不同的士兵担负着各种不同的任务，此外还需要通过减轻重量使 突击组行动方便，这意味着会有几十套不同的单兵装具。理想的野战背囊要能适应每套装具，这是后勤上的一大难题。我们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了许多次野外试 验。最后，我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批准了五种步兵野战背囊，削减了装具数量，只剩下必不可少的装具。当年十月以前，干劲十足的赛义德将军交付了五万个背 囊，足敷三万二千名突击步兵之需，而且还留有百分之五十的机动数。

       我们一切都因陋就简。例如，到一九七二年七月，我们的突击步兵不仅装备有供夜战使用的红外瞄准镜和星光瞄准镜，而且装备有电焊工的护目镜。在消耗战中，敌 人在坦克和卡车上安装氙气探照灯，使我们在敌后活动的袭击队头晕目眩而无法活动。电焊工的护目镜可以使探照灯归于无效。第一波步兵还配备了简单的绳梯（共 一千四百四十付），以便从沙垒上悬挂下来，供下一波步兵攀登而上。
　　
　　 重量仍是一个问题。为减轻负荷，我们去掉了一些重要的装备。轻便支援武器将只带极少的弹药——我估计只够激战一小时之用。突击部队将不配备地雷、探雷器和 炸药，测距仪和无线电（为西岸掩护炮火观察弹着点和指示目标），以及在昼间和夜间指引支援部队与突击部队会合的路标。我们要另想办法：
　　
　 　 敌人给了我办法。一九七○年一月，我到红海军区就任司令官时，已经研究过敌人以往在该地区遂行的所有作战行动。其中一次行动是在我抵达该地区的几个月之前 炮击萨法贾港。这次行动使我大惑不解。于是，我就去检查依然历历在目的弹坑。这些弹坑只能是120毫米迫击炮射击后造成的。因此，这是机载迫击炮分队实施 的一次袭击。我们知道120毫米迫击炮的射程，再设想一下假如我是敌人的指挥官，我会选择何处作为直升机着陆场，因而不难在地图上标出两个最可能的地点。 我们驱车前往寻找着陆场，没走多远就发现了迫击炮射击阵地的蛛丝马迹。在遗弃的物品中，有一辆粗制的四轮小车。
　　
　　 我当过特种部队司令官，因此对这辆小车很感兴趣。它结构简单，精巧合用。我把它放到汽车上带回司令部，召来技术主任，要他制作六辆这样的小车。他看了一下 小车，声称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只是车轮有问题，因为武装部队中没有这么小的车轮。他想起了维斯帕车轮——维斯帕是我国年轻人十分喜爱的小型摩托车。我给了 他假期，让他到坎图-—开罗出售旧车零件的市场——去搜罗一番。造好第一辆样车后，我们进行了试验，以便确定其最佳负荷与尺寸。然后，我们又制造了五辆。 我们发现，使用这种小车，在两、三英里的崎岖路程上，两个人最多可拖拽三百七十五磅的物资器材。
　　
　　 现在，作为正为装备突击部队而操心的武装部队参谋长，我想起了这些小车。据我的日记记载，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召见了总司令部车辆部部长加麦 尔•西德基将军，给他看了一辆我们的红海小车，然后说道：“我要一千辆这样的小车。”几天后，西德基又来了。车轮仍是一个问题。即使 将坎图市场上的车轮搜购一空，装配起来的车辆也超不过一百辆。我们必须自制车轮，或者从意大利进口，这就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我表示同意。
　　
　 　 到一九七二年一月，我有了一千辆小车。一九七二年十月，又有了一千辆。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一共拥有了三千辆。一九七三年十月，我们的步兵冲击运河对岸的敌 军防线时，身后拖着二千五百四十辆小车，一共载有三百三十六吨作战物资。若按每人除自身必需品外还能负重四十磅计算，那就要用二万二千四百名非武装人员 ——民夫——去搬运突击部队拖带的物资。
　　
　　 装备可以大大地提高步兵的战斗力。但是，仍有一个核心问题尚未解决。在五个各宽四英里的地段上渡河的三万二千名官兵，有可能完成摧毁巴列夫防线和击退反击 的任务吗？尤其是在敌军第一线坦克部队（三个旅，三百六十辆坦克）至多在两小时内即可投入战斗，以及西奈以军另外四个装甲旅和四个步兵旅可在（据我们的国 防情报部估计）六至八小时内赶到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任务吗？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设想我们的三万二千名官兵可以同时到达对岸。他们将分成若干 个波次渡河，各波的兵力、武器和装备均不相同。第一突击波最大，由四千人组成。其余部队编为十一个波次，各波间隔十五分钟。
　　
　　 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为了弥补不足，我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我们必须以西岸尽可能猛烈的火力，特别是反坦克火力，支援东岸我军。第二，我军必须呆在西岸火 力的射程之内，也就是说不让部队推进得过远。他们必须在运河以东不超过三英里处停止前进，等待大约在H+10小时可以与之会合的坦克和其他支援部队。只有 在支援部队到达并且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和改编之后，我军才能扩大桥头阵地。即使如此，我们的估计依然如故：到H+18小时，每个步兵师应当已沿运河稳固地建 立一个纵深五英里、宽十英里的桥头阵地。
　　
　　　　因此，尽管作了许多调整，使装备和战术适应步兵的战斗力，我们的基本设想并未改变。渡河之战只有在发起突击的十八个小时之后才能取得胜利。
　　

注：有点像胡志明小道的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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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个军事常识：战役-战斗集群以公路/铁路/水路机动，无论如何都比徒步行军的效率高得多。因为车辆和船艇的载重无论如何也比单人负重量大得多，乘坐车 船的人员便能节省体力和随身携带的饮食。在徒步行军的范畴之内，在既有道路上行军也比荒野行军要节省体力和时间得多，原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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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 “农村包围城市”  的，都是大傻比

       “农村包围城市”是手段，最终目标是夺取城市。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暂时远离中心城市是一种保存实力的手段，长期待在穷乡僻壤就只有死路一条。


注：国内战争时期，是另一种情况，主要是占据小城市。

       忽悠 孔祥熙 投资 “工合” ，发展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