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自选训练 —— 沙兹利中将回忆录 《 跨过苏伊士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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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埃及陆军订购了数以千计的手推车。每辆手推车可以搭载约100斤的装备，1—2名士兵即可拉着走。战争爆发当天，埃军先头部队在工兵架设步兵浮桥的
同时，徒步拖着手推车杀过了运河，迅速布置好了一道反坦克火力网，给予反击的以色列装甲兵迎头一击。（沙兹利中将回忆录《跨过苏伊士运河》）
注：这人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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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个原因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促使我主张发动有限突击的原因之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十月战争教会了我们如何进行现代化战争，这些手册汇集了这次战争的经验 教训。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已经指出过的我们在战斗中暴露出来的许多弱点的根源：上级指挥官经常忽视单兵的训练和培养。我们的下级军官同样也被忽视。我经常遇 到一些年轻的上尉、中尉乃至军士，他们可以把营、旅战术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一旦问到班、排战斗动作，他们就张口结舌了。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反映了训练 中的偏向。最后那两份手册如果使用得当，将使我所发起的改革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当然，年轻的军官不仅需要知识，而且还需要学会领导——如何担负责任和定下决心。然而，我们历来的做法是将下级军官置于极其严格的监督之下，使之无法有所作为。现在是放松这种羁绊的时候了。
我创立了探险训练。将年轻的军官及其士兵派到荒野里去完成他们自选的某种任务，并且只给他们一些给养和必要的装备。我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担任 驻伦敦国防武官期间，首次想到了这个主意。（这当然是西方军队中公认的训练方法之一。）但是，当我在一九七二年决定采用这种训练方法时，某些人惊愕得瞠目 结舌。不过，进行这种训练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年轻的军官只有离开其指挥官，才能学会个人负责。在几天乃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内一起行军和宿营，可以密切士兵 之间和官兵之间的关系。自选的任务不是令人厌烦的军事任务，其中还带有娱乐性质：也许是到远方的某个胜地去旅行，或者是到某处探险或学习一番。我指示这些 探险队可以使用军事交通工具，并且带上军用口粮和急救包。我还规定事后要写出报告，在决定某个年轻人的前程时，也要考虑到他的报告写得怎么样。为了推行该 项计划，我亲自审查了首批报告。据我回忆，最好的一份报告是阿提夫;阿卜杜勒巴基;赛义德中尉写的。一九七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我在办公室里愉快地接见了他和他的师长，并且奖给这位年轻人一块手表。
注：以前刘伯承和阎锡山的部队开始打仗的时候，就开始抓俘虏，因为俘虏身上有300 发子弹，咱们没子弹。抓几个俘虏，然后大家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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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说明了我们的任务有多艰巨。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的现役部队约有八十万人：军官三万六千人，士兵七十六万四千人。到一九七三年十月，亦即不到两年半之 后，我们拥有了一百二十万人：军官六万六千人，士兵一百一十三万四千人。我们是怎样在二十九个月之内增加了三万名军官和三十七万多名士兵的呢？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认为军官不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培养一名优秀的士兵已经是够难的了，而培养一名军官则更难。我们不仅缺乏新部队所需的军官，而且连现有 部队战时所需的军官尚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一万五千名）。我们还需要为今后两年新组建的部队配备一万五千名军官。可是，我们的陆、海、空军院校，加上后备 军官学校，每年至多只能培养出三千名军官。现有的预备役军官不能缓和这种压力，因为我们已经把他们都征召到现役部队里来了。如果没有军官，我们能干什么 呢？这主要不是要有军官发号施令的问题。军官的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在战前训练士兵。没有军官，训练就会受影响，从而损害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我们能将战争推 迟十年吗？
我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解决办法。设立一种新的低级职衔，叫做“战时军官”。他将学会某种专业，同时掌握其他最起码的军事技能。由于情况紧急，训练期限可以缩短为四、五个月。训练结束后，“战时军官”只能指挥某种特定的排——他将在整个战争期间留任排长职务。
幸亏我们有一些可供挑选的对象。我们的士兵中大约有二万五千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当然的候选人。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培养成军官，还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 纪律方面的问题。这些大学毕业生同他们的排，连长之间的争吵甚至斗殴，很使我们头痛。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两年内又征召了一万名大学毕业生，使总数 增加到了三万五千人。我们将二万五千人训练成“战时军官”。与此同时，我们的军事院校用比较常规的方法训练出了五千名军官。这样，额外的三万名军官就有 了。到十月战争前夕，我们已经填补了军官缺额，并且留有百分之一、二的余地，以便应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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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士兵缺额也带来令人头痛的问题。武装部队每年大约需要十六万名新兵。从人口情况看，及的三千五百万人口每年可有三十五万名适龄壮丁。七十年代初期的现 实是：在这三十五万人中，达到规定的最低限度文化和健康水平的人，只有十二万。我们通常每年缺乏四万名新兵。
我决定采取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无可奈何地降低健康和文化程度的标准。第二项措施是向妇女敞开大门，让她们在基地和后方部队中担任某些职务：秘书，电话 员，炊事员，等等。第二项措施是在人们有异议的情况下采取的。在一次每月例会上，当我提出人力问题让大家充分讨论时，大多数人都反对吸收妇女入伍，即使是 志愿入伍也不行。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显而易见，我只得赞成仅让妇女充当秘书。（首批妇女志愿兵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训练完毕。）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年前妇女 就已经到我们的武装部队中当护士这一事实，而且很想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再往前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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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突击可使我们迂回以军翼侧，但是仍需从正面跨过运河。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工程方面的问题。计划要求我们的工兵执行许多任务：
一、在沙堤中开辟七十条通路；
二、架设十座供坦克和重装备通过的重型桥梁；
三、架设五座负荷各为四吨的轻型桥梁；
四、为步兵架设十座浮桥；
五、组装和驾驶三十五个门桥；
六、为最初的突击所使用的七百二十只橡皮舟配备操舟人员。
这些任务都要尽快完成。通路要在五至七小时内开通，接着就要将门桥准备就绪，再过两小时，桥梁要架设完毕。这一切活动都要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进行。
显而易见，我们要有高超的技术和大无畏的勇气。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人员和装备。由此可见，组建工兵部队就成了最优先的任务。我们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 组建和训练了将近四十个工兵营，其中某些营的技术十分熟练。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和胜利的基础。以色列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将军在其回 忆录中写道，在以色列统帅部讨论埃及渡河的可能性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将军说，“埃及人若想跨过运河，他们就需要得到美苏工兵的支援。”我不想对达扬的 这番瞧不起人的话反唇相讥。我接受他的这番赠言。因为，我知道，我们曾经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
注：这人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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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个原因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促使我主张发动有限突击的原因之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十月战争教会了我们如何进行现代化战争，这些手册汇集了这次战争的经验 教训。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已经指出过的我们在战斗中暴露出来的许多弱点的根源：上级指挥官经常忽视单兵的训练和培养。我们的下级军官同样也被忽视。我经常遇 到一些年轻的上尉、中尉乃至军士，他们可以把营、旅战术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一旦问到班、排战斗动作，他们就张口结舌了。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反映了训练 中的偏向。最后那两份手册如果使用得当，将使我所发起的改革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当然，年轻的军官不仅需要知识，而且还需要学会领导——如何担负责任和定下决心。然而，我们历来的做法是将下级军官置于极其严格的监督之下，使之无法有所作为。现在是放松这种羁绊的时候了。
我创立了探险训练。将年轻的军官及其士兵派到荒野里去完成他们自选的某种任务，并且只给他们一些给养和必要的装备。我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担任 驻伦敦国防武官期间，首次想到了这个主意。（这当然是西方军队中公认的训练方法之一。）但是，当我在一九七二年决定采用这种训练方法时，某些人惊愕得瞠目 结舌。不过，进行这种训练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年轻的军官只有离开其指挥官，才能学会个人负责。在几天乃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内一起行军和宿营，可以密切士兵 之间和官兵之间的关系。自选的任务不是令人厌烦的军事任务，其中还带有娱乐性质：也许是到远方的某个胜地去旅行，或者是到某处探险或学习一番。我指示这些 探险队可以使用军事交通工具，并且带上军用口粮和急救包。我还规定事后要写出报告，在决定某个年轻人的前程时，也要考虑到他的报告写得怎么样。为了推行该 项计划，我亲自审查了首批报告。据我回忆，最好的一份报告是阿提夫;阿卜杜勒巴基;赛义德中尉写的。一九七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我在办公室里愉快地接见了他和他的师长，并且奖给这位年轻人一块手表。
注：以前刘伯承和阎锡山的部队开始打仗的时候，就开始抓俘虏，因为俘虏身上有300 发子弹，咱们没子弹。抓几个俘虏，然后大家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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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说明了我们的任务有多艰巨。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的现役部队约有八十万人：军官三万六千人，士兵七十六万四千人。到一九七三年十月，亦即不到两年半之 后，我们拥有了一百二十万人：军官六万六千人，士兵一百一十三万四千人。我们是怎样在二十九个月之内增加了三万名军官和三十七万多名士兵的呢？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认为军官不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培养一名优秀的士兵已经是够难的了，而培养一名军官则更难。我们不仅缺乏新部队所需的军官，而且连现有 部队战时所需的军官尚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一万五千名）。我们还需要为今后两年新组建的部队配备一万五千名军官。可是，我们的陆、海、空军院校，加上后备 军官学校，每年至多只能培养出三千名军官。现有的预备役军官不能缓和这种压力，因为我们已经把他们都征召到现役部队里来了。如果没有军官，我们能干什么 呢？这主要不是要有军官发号施令的问题。军官的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在战前训练士兵。没有军官，训练就会受影响，从而损害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我们能将战争推 迟十年吗？
我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解决办法。设立一种新的低级职衔，叫做“战时军官”。他将学会某种专业，同时掌握其他最起码的军事技能。由于情况紧急，训练期限可以缩短为四、五个月。训练结束后，“战时军官”只能指挥某种特定的排——他将在整个战争期间留任排长职务。
幸亏我们有一些可供挑选的对象。我们的士兵中大约有二万五千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当然的候选人。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培养成军官，还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 纪律方面的问题。这些大学毕业生同他们的排，连长之间的争吵甚至斗殴，很使我们头痛。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两年内又征召了一万名大学毕业生，使总数 增加到了三万五千人。我们将二万五千人训练成“战时军官”。与此同时，我们的军事院校用比较常规的方法训练出了五千名军官。这样，额外的三万名军官就有 了。到十月战争前夕，我们已经填补了军官缺额，并且留有百分之一、二的余地，以便应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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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士兵缺额也带来令人头痛的问题。武装部队每年大约需要十六万名新兵。从人口情况看，及的三千五百万人口每年可有三十五万名适龄壮丁。七十年代初期的现 实是：在这三十五万人中，达到规定的最低限度文化和健康水平的人，只有十二万。我们通常每年缺乏四万名新兵。
我决定采取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无可奈何地降低健康和文化程度的标准。第二项措施是向妇女敞开大门，让她们在基地和后方部队中担任某些职务：秘书，电话 员，炊事员，等等。第二项措施是在人们有异议的情况下采取的。在一次每月例会上，当我提出人力问题让大家充分讨论时，大多数人都反对吸收妇女入伍，即使是 志愿入伍也不行。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显而易见，我只得赞成仅让妇女充当秘书。（首批妇女志愿兵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训练完毕。）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年前妇女 就已经到我们的武装部队中当护士这一事实，而且很想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再往前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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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突击可使我们迂回以军翼侧，但是仍需从正面跨过运河。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工程方面的问题。计划要求我们的工兵执行许多任务：
一、在沙堤中开辟七十条通路；
二、架设十座供坦克和重装备通过的重型桥梁；
三、架设五座负荷各为四吨的轻型桥梁；
四、为步兵架设十座浮桥；
五、组装和驾驶三十五个门桥；
六、为最初的突击所使用的七百二十只橡皮舟配备操舟人员。
这些任务都要尽快完成。通路要在五至七小时内开通，接着就要将门桥准备就绪，再过两小时，桥梁要架设完毕。这一切活动都要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进行。
显而易见，我们要有高超的技术和大无畏的勇气。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人员和装备。由此可见，组建工兵部队就成了最优先的任务。我们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 组建和训练了将近四十个工兵营，其中某些营的技术十分熟练。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和胜利的基础。以色列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将军在其回 忆录中写道，在以色列统帅部讨论埃及渡河的可能性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将军说，“埃及人若想跨过运河，他们就需要得到美苏工兵的支援。”我不想对达扬的 这番瞧不起人的话反唇相讥。我接受他的这番赠言。因为，我知道，我们曾经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