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有光

科斯与张五常教授对产权的重要性的强调，包括应用到广播频率或波段的拍卖与中国的情形等，有不可抹杀的巨大贡献。

不过，科斯1960年著名的＜社会成本的问题＞一文，虽然也有重要贡献，但其对庇古（Authur　Ｃ．　Ｐｉｇｏｕ）　向诸如污染等外部成本的征税建议的批评，有误导性，却少为人知。

在＜社会成本的问题＞一文中，科斯正确的强调外部成本的两面性：工厂污染空气，对居民有害；禁止工厂污染，却对工厂有害。禁止污染未必比允许污染好，应该具体权衡利弊。然而，科斯批评庇古对污染征税的建议，却是基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不对称性的。

科斯不用数学，甚至不用图形，只用叙述推论。他比较让工厂自由污染与完全禁止污染这两个极端，正确地论证出，在不同情形，这两个极端都可能是比另外 一个为有效，必须具体权衡利弊，才可以确定哪一个情形是比较有效的。这个结论没有错，但有很大的误导性，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形，这两个极端都是无效率的。只 要行政等成本不太高，应该限制污染，或对污染征税，使污染减少（但不是完全禁止污染）。庇古税就是起了这个作用，是正确的。

污染（以及其它外部成本）虽然有科斯指出的两面性，为什么对污染征收庇古税依然是最优的呢？这是因为有一个被科斯忽视的不对称性。在工厂可以自由污 染的情形，工厂会继续污染到污染量的净边际利益等于零或无穷小时。在污染是一个严重问题的绝大多数情形，这种程度的污染量，在边际上也对有关人们造成相当 巨大的危害，例如每个单位５００元。因此，如果工厂（或任何其它污染物的排放者）能够以每单位比５００元为小的成本（例如每单位２０元）来减少污染，从整 个社会而言，是应该减少污染的，但如果工厂可以自由污染，它不会减少污染。所谓‘不对称性’，就是指污染量的净边际利益等于无穷小而其边际危害相当 大；５００元远远大于无穷小。

如果被害者能够以更小（例如每单位10元）的成本来避免污染的危害，则由受害者进行更好。但如果能够以每单位10元来避免，则污染的单位危害程度应该只是10元，而不是500元。[对此以及为何安宁权比污染权好，详见笔者上述2007年的文章或《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第2.5节。]

天才的科斯为什么会忽视上述不对称性呢？一方面，如上所述，科斯不用数学，甚至不用图形，只用叙述推论。如果只比较上述两个极端（完全自由污染与完全禁止污染），很难看出不对称性。另外一方面，科斯本着芝加哥学派反对政府干预的倾向，或有意识形态影响逻辑思维的作用。

张五常教授于１９９０年７月，在科斯获得诺奖之前，写过＜我所知道的科斯＞一文，重新刊登在这次追忆会出版的手册《追忆科斯》。（我在会后才读了这 文章。）　在此文的第４页，张教授叙述了一个在１９６０年春天，包括好几位诺奖得主与其他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

“科斯问：‘假若一家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预― 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科斯说：‘错了！’跟着来的争论长达三个小时，结果是科斯屹立不倒。”（手册第２７页）。　“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胜了一仗” （手册第２８页）。

根据上述在自由污染下，污染的边际利弊不对称性的道理，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并不正确，反而是‘香港的环保言论’大致是正确的。如果张教授的叙述是 正确的，看来那些顶尖的芝加哥大师们（包括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Ｓｔｉｇｌｅｒ，　Ｈａｒｂｅｒｇｅｒ，　Ｂａｉｌｅｙ，　Ｋｅｓｓｅｌ，　Ｌｅｗ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等），当时都被科斯的只比较两个极端的简化，以及芝加哥学派的反干预意识形态所误导了。

不错，如果假定完全不存在任何（广义的）交易成本，只要产权定义明确，维护产权有效，不论产权归属任何一方，双方都会通过无成本的谈判来达到效率最 高的处理方法。这是所谓科斯定理。如果工厂有权污染，居民可以出钱让工厂减少污染到从社会观点最有效的程度；如果居民有安宁权，工厂可以出钱让居民同意接 受一些污染。考虑财富或收入效应，在这两种安排下的污染量未必一样，但有效率性或最优性是一样的。

然而，科斯本人是最强调交易成本的人之一。上述交易成本不存在的情形，只是科斯的开场白，他主要在分析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形。他后来的文章曾经强调这一点。[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张教授批评科斯假定交易成本为零是个大错；我认为完全没有错，因为只是假设性的探讨。]尤 其是在大多数空气污染的情形，受害者是千千万万的居民，甚至是全世界人民，以及几百年后的人民，要联合起来向工厂谈判达致最优污染量，其交易成本是受害程 度的几万倍以上，根本不能够实现。再说，像造成全球暖化的二氧化碳，是在全球散布的，不能够把空气分割成千千万万个单位由私人拥有产权，只能够由政府甚至 全世界联合管理。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肯定是错误的！除非政府干预得一塌糊涂，比没有干预时还糟糕。若然，须要改变干预方法甚至政府，人类不能等死！

张教授在发言稿（第4页）中说，‘我愈来愈相信，有一天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在口头发言中明确指出是环保问 题。这很重要，但如果不让政府干预污染，如何解决环保问题呢？我同意应该尽可能用符合市场法则的方法来进行环保，只要行政成本不太高，寻租行为可以控制， 与其用限制，不如用征税等。但不论用任何方式，政府必须干预污染，不然，‘人类会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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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科斯对庇古的批评，科斯1960年关于社会成本的文章，一开始就把庇古大名写上，就是批评庇古。庇古就是说外部性的问题，庇古的方法就是，政府应该对污染的外部成本征税，减少过度的污染。科斯定理是假定完全没有交易成本，我们看上面那个图，就是污染到P点， 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受害者就跟污染者谈判来减少污染。如果你原来是不允许污染，但是污染一些是有利的，如果完全不污染，就不能生产了，所以也是可以通过谈 判达到最优点。后来有人说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是科斯世界，科斯说这个说法是最大的错误，因为科斯说，“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是我要劝经济学家离开的世界。” 科斯之所以讲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形只是一个导论而已，他想分析的就是有交易成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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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斯和另外几个人争论，科斯问是不是应该对污染征税，20对1支持征税，辩论几个小时后，是21对0， 都被科斯说服了。他们完全就是坐在那里，科斯就是用完全污染和完全不污染的例子辩论，完全没有画图形。如果你允许中间情形，对污染征税应该是可以考虑的。 当然你让政府征税，可能又有其他问题，例如贪污、行政成本等问题，所以让政府征税不见得更好。所以，有些右派经济学者否定外部性存在，他怕政府搞的更糟。 外部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否定外部性存在，可能是基于你让政府做可能更糟，但是污染的问题已经严重到威胁人类生存，因此必须做，政府做如果更糟的话， 就应该再改进


注：辩论不解决问题，不是学术规范。（两个人辩吗？谁嘴笨，谁有理，还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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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学派之所以成为芝加哥学派，说到底，不是因为外间所说的，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或支持自由市场，而是因为历久以来，那里有一些顶尖的思想人物，对真实世界深感兴趣

                                                                              ————  《张五常：我所知道的经济学家高斯（科斯）》


注：芝加哥学派当年确实牛，不过现在，早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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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开的运气，一开头就是学 萨缪尔逊


        萨缪尔逊的教材，太牛逼了。

       “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