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底冯玉祥与广州国民政府合作“北伐”时，正当国共合作，加上苏联给了冯不少武器弹药 援助，因此冯与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很密切，合作也比较顺畅，比如他在其控制的陕甘等地支持组织农民协会，主张提高工人的工资等。然而，随着冯玉祥统率的国民 军不断扩大，军饷和武器装备问题日益凸显：此时国民军人数约20万，本来广东国民政府应允每月拔款100万元，但实际领到仅60万元，且当国民政府迁到武 汉后，认为冯已据有陕、甘、宁，便把拔款减为30万元，但这些款项也“因交通阻隔，汇兑不通，亦等于无”。而陕、甘、宁贫瘠，加之连年战火和盗匪，基本已 山穷水尽。同时，由于路途遥远，运费昂贵，苏联答应援助的武器装备虽多，但实际运到的数量并不大，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据冯玉祥所述，1927年初，国民军 的士兵已是“衣履俱无，粮秣不给，军械缺乏，俱赖补充，凡此困难已非一日。每日自晨至夕，各将领索饷请械之文电必至百余起，毫无应付之方，实陷匮绝之 域”。对此，冯玉祥虽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

       为满足粮饷需求，冯玉祥在陕甘境内征粮征 兵愈加频繁，农民苦不堪言。而恰在此时，中共在冯的地盘上推行激进的农民政策，组织农协拒绝国民军征粮收税，甚至捕杀乡镇官员，据冯玉祥回忆说：“有一天 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 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 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这样一来，不但扰乱了冯玉祥的统治秩序，还让国民 军的粮饷困难雪上加霜，这就不能不引起冯玉祥的极大反感，他觉得工农运动影响他的税收和军队的给养，因而断言：“农民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 特别是蒋介石开始反共后，中共在陕甘境内动员工农群众反蒋，声浪甚高，这些显然超出了冯玉祥的容忍限度，因此对中共更加不满。

2、蒋介石以重金为极力拉拢冯玉祥，冯开始投蒋反共

正 在冯玉祥为军饷和中共的激进举动苦恼时，国民政府分裂，汪精卫（武汉）和蒋介石（南京）都想拉拢坐拥数十万国民军的冯玉祥，因此皆许以重利。而冯也正好利 用处理宁、汉对立的时机筹谋向双方索取军费，以解国民军的燃眉之急。比如，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在郑州会面之前，便向武汉政府要求每月拨给军费 300万元，而武汉政府仅允150万元，且实际仅给60万元的纸币、国库券和铜元。在郑州与汪精卫会面后，冯玉祥又要求武汉政府发给步枪10万支，子弹 50万发，大炮500门，现款200万元。汪精卫回电说武汉政府所属全部军队也没有此数。尽管郑州会议上武汉国民政府不惜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 交给冯，但在冯看来，武汉政府已经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

相 形之下，得到列强和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经济实力则要雄厚得多。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地区税收总计不过3000万元，而蒋介石控制的地区，仅广东一省即有 8000万，江浙连上海之关余及市政收入亦有8000万，蒋介石控制的各省收入总计约在2亿以上。（李朝阳《冯玉祥背叛大革命的原因论析——从双重身份双 重目标视角的考察》）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拉拢也要实惠得多，就在郑州会议结束后两天，冯玉祥便赴徐州会见蒋介石。为了“把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蒋介石可谓 费尽心机：（1）给足了冯面子。蒋介石亲率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到黄口车站迎接，亲自用专车将冯玉祥接到徐州；（2）马上给冯玉祥发军饷。冯玉祥一到 徐州，蒋介石当即赠与50万元犒赏冯军，并应允自7月起，每月拨给冯军军饷250万元；（3）明白冯部被张作霖和张宗昌等部威胁的处境，答应冯玉祥要“共 同北伐”以减轻其军事负担。（4）蒋介石还以山东地盘相许，对此冯玉祥大喜过望，认为“此实千载一时之机会。不乘此脱颖而出，一旦山东政权被人拿走，悔之 晚矣”。

两相对比，诚如冯玉祥派驻武汉的代表熊斌所说：“我们向南京要什么有什么，可 是向武汉要什么没什么。”在此情况下，冯玉祥明确表态：“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南京有这个力量，武汉绝无这个力量”。也正是以此为背景，蒋介石 提出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除共产党，冯慨然应允。

3、冯玉祥开始清除共产党，但手段相对较为温和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开始在他控制的陕、甘、豫等省进行“清党”，与蒋介石的赶尽杀绝有所不同，冯玉祥的“清党”手段较为温和。

（1） 政策上，严禁中共活动。1927年6月28日，冯玉祥电令豫、陕、甘三省：“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不准 以共产党名义话动，亦不准假借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共党须脱离共党党籍，再入本党，并宣誓不再作共党工作为准，其活动并须 随时监视，以后如发觉有反本党之企图、言论、行为时，即按军法办理。”

（2）措施上， 对共产党员很照顾。1927年7月7日，冯玉祥明确指示：“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是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做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 民革命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始收容之。”8月11日，冯玉祥特别交代：“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禁闭，不准枪杀 打罚”。也就是说，冯玉祥是在想方设法“和平地”将共产党员送走，这样既能让蒋介石满意，又不得罪中共。冯玉祥是怎么将共产党员送走的呢？据李世军回忆 说：“冯将他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约二百余人，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40人，都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 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据军需人员告诉我，冯玉祥送给 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这240余人，一下于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后来，这些人大多去武汉，少 部分到西北去了。”邓小平在1982年接见冯玉祥的亲属时还专门提到了此事：“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 他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

然而，随着之后中共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对 冯玉祥控制豫、甘、陕三省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冯玉祥所部也开始逮捕共产党员。据统计，三省因参加革命被逮捕的人数分别为723人、423人和50人， 而被屠杀者分别为450人、65人和200人。到了1928年2月2日，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冯玉祥终于下令，对于共产党员，“凡讯明有据者，押送前 来，定实行枪决。” 至此，在中共看来，冯玉祥已经完全“背叛”，这次背叛尽管并没有留下你死我活的仇恨，但自此双方也就再也没有了坦诚相待的信任，剩下的仅仅是纯粹的利益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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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又跟蒋介石闹翻了呢？

还不是为北京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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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的时候，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这就给了蒋介石很大的支持。这年八月，蒋因内部矛盾，曾经一度下野东渡日本，冯玉祥除分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促蒋复职外，并约同阎锡山联名电蒋请其主持北伐大计。

蒋回国复职后，深感进一步拉冯的必要，在他一次到开封与冯会晤的时候，和冯结拜为换谱弟兄。在北伐战争后一个阶段，蒋和冯在郑州、柳河、新乡、党家庄等处数度晤面，并且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在当时，蒋、冯都拥有雄厚的兵力，在蒋看来，冯对他的拥戴，不但在军事上增加了声势，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提高了他的威望。在冯看来，蒋介石既有中央政府的凭借，只要与蒋靠拢，则一切困难和问题就会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在这段时期内，蒋、冯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

在北伐军事结束以后，冯为了表达对蒋拥戴之诚，甚至要在郑州为蒋铸造铜象（经左右劝阻未果）。蒋对冯也是推崇备至，蒋的代言人吴稚晖有一次给冯的电报中，誉冯为“一柱擎天，唯公有焉”。他们这种相互利用的结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最后终于走向分裂。

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地盘的问题。

在北伐战争最后阶段，冯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战胜奉军，进兵河北，直取平津。因鹿和韩都是河北人，他们都抱着打回老家、取得地盘的迫切要求。冯以长期局促于西北瘠苦之区，更是早就有了向外发展的打算。他还曾对人说过：“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向国外购买一些军事装备，真是太不方便。”

虽然这时蒋介石已将山东省的地盘许冯，但胶东和济南都在日军占领控制之下，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份，远非河北、平、津可比。当时冯认为他的军队在河北打退奉军付出的代价最大，论功行赏，应该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

不料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间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面之后，却使冯的希望落了空。阎对蒋说：“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这句话正好触动了蒋的心事。他们经过计议之后，蒋便秘密决定把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地盘都分配给阎。后来蒋为了对冯敷衍，把北平市长一职给了冯的部属何其巩，但是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和北平市公安局长赵以宽都是阎的人，实际上统治北平市的人却是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

在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地盘分配问题尚未揭开之前，蒋还征求过冯的意见。冯对这类问题，向来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正意图，唯恐别人说他是争权夺利。他表示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以示对蒋的尊重。蒋便趁势说出把河北、平、津交阎的主张。他的理由是：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已不为少；第三集团军才不过冀、晋、察、绥四省，并不为多。况且平、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他认为冯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故以交阎应付为宜。

冯对蒋的话不便当面表示异议，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冯在新乡给部队讲话，提出“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的口号，是说漂亮话，也是发牢骚，其实在这一问题上，冯的内心对蒋、阎是极为不满的。这是蒋、冯关系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因素。

注：冯玉祥跟我爸差不多，是个闷葫芦，有话他不说。“怕抹不开面子” ，那你事后就别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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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军队的编遣问题。

一九二八年七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汤山会商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冯在前往北平路过保定的时候，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同时也为了收揽人心，发出一个歌（七月五日）电，提出了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

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全国共编五十个师的指标（东北除外），要大家进行讨论。冯对军队的编遣，首先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他并根据这个准则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它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原来他认为第二集团军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论道理应该多编几个师；可是他又考虑到，如果按照自己的编遣准则，第二集团军应编的人数就要占第一位，就要超过第一集团军，必然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而且会影响到与蒋合作的关系，所以他的方案是，把第一、二两集团军拉平，把阎、李的第三、四两集团军和其它杂军压低，以为这样就可以蒋、冯的团结为中心，控制其它方面，蒋对冯案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

阎锡山看透了蒋的意图，便提出另一方案。

这个方案是：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亦为十一个师。不言而喻，这个中央编遣区，当然要由蒋介石掌握。这个方案，表面上是抬蒋压冯，而骨子里还有着离间蒋、冯关系的作用。

蒋看到阎案于己有利，看不透阎要借着这一方案来拆散冯和他合作关系的阴谋，故授意何应钦积极支持阎案。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此案亦表同意。在编遣会议正式开会之前，冯案受到多数的反对，而阎案遂得以通过。冯遭此打击，在正式开会时，即称病不再出席。而阎在这时便到处说冯的坏话，说他如何反复无常，如何不讲信义，使冯陷于孤立。

冯托病不出，召鹿钟麟到南京，拟令其代理军政部长，以便于借故离开南京。但因鹿是常务次长，不能代理部务，冯亦无如之何。蒋介石虽明知冯是托病，但也曾两度偕宋美龄亲往探视慰问，以示关切。还有一次，冯正在和部属谈话，忽报孔祥熙来访，冯立即卧床蒙被，呻吟不止。当时外边很多人都说冯患的是“心病”。

冯这次在南京，本想与蒋能有进一步的结合，以便在国民政府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蒋的支持下保持自己的强大实力，以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不料在编遣会议上遭到失败，使他看清了不可能再和蒋介石合作下去，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以养病为借口离开南京，前往豫北辉县之百泉村。这是蒋、冯分裂公开化的表现。

桂系的李、白看到蒋、冯关系破裂，认为反蒋时机成熟，就先从湖南下手，罢免了非其系统的鲁涤平，蒋桂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李、白派代表温乔生到百泉谒冯，冯毫不犹豫地表示共同倒蒋。不久，邵力子衔蒋命到百泉促冯入京，冯则表示愿辞职出国留学，以备异日效力党国，并希望军政部长一职由鹿钟麟代理，谢绝了南京之行。三月下旬，冯抵华山；邵力子和贺耀祖先后赴华山访冯。这时，蒋因桂系对他公开决裂，请冯出兵援助，并提出以行政院长及湖北、湖南两省主席为条件。冯表示：论公论私，都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决出兵十三万相助，随即派韩复榘为总指挥，着手进行军事部署。但是，冯的军事行动，究竟是援蒋还是助桂，对外并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而实际上冯的计划是：把蒋、桂之争看作一个大好机会，先作壁上观，待一败一伤，再收卞庄刺虎之利。不料李明瑞的倒戈，使得桂系很快遭到失败。冯的计划不但落了空，而且弄巧成拙，给自己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由于韩复榘部迟迟不进，不但失掉了夺取武汉的时机，而且在蒋、桂两方看来，都认为冯无助己的诚意，冯反而落得两面不讨好。特别是蒋借着韩复榘带兵南下的机会将韩召至汉口，对他进行了收买，为尔后韩、石倒冯投蒋埋下了伏笔。

一九二九年五月间，韩复榘联合石友三叛冯投蒋。冯痛心韩、石叛变，对蒋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于是有亲赴山西拉阎反蒋的行动（当时对外表示与阎联袂出洋，实系故放烟幕）。本来冯、阎之间早就有过不少的矛盾。如：一九二五年冯的国民军与奉直联军作战失利时，阎曾派兵在天镇、大同等处截击，使国民军遭受很大损失；还有前面所述河北、平、津地盘问题；编遣会议提案问题等等。冯一向对阎没有好感，但是为了达到打倒蒋介石这一目的，不得不冒险去山西拉阎，不料目的没有达到，反被阎软禁起来。不久，阎看到冯的将领与蒋恢复了往来，惟恐不利于己，又骗冯命令宋哲元等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发动了反蒋战争。由于阎的背约，致宋等很快地遭到失败。冯屡次受阎之害，对阎恨之刺骨；但在被软禁的情况之下，又不能和阎翻脸。当时冯的想法是：只有拉阎指联合倒蒋，自己才有出路；把蒋打倒之后，回过头来收拾阎，那就容易得多了。所以冯在这一时期，把全付精力都用在设法拉阎倒蒋的问题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冯召鹿钟麟由天津秘密到他被软禁的所在建安村，对鹿面授机宜，令其回陕代理总司令职务。鹿到了西安，立即按照冯的指示提出了“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并密派代表赴南京约见何应钦。鹿对他的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他的代表与何应钦见面时，何为了拉拢西北军以消灭阎锡山，对鹿表示好感，希望鹿不要再上阎的当，并说：“只要西北军一经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鹿既与南京拉上关系，便开始计划与韩复榘、石友三联合起来攻打山西。在鹿看来，晋军力量不大，而且是长于守而短于攻，在进攻山西时，只要不攻坚城，仅以少数兵力予以监视，以主力直取太原，胜算是满有把握的。

鹿在密派代表赴南京见何的同时，并派闻承烈、李火斤去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取得联系。韩电鹿表示：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鹿即复电备致赞扬之意，并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弟指挥。”石友三部自从由安徽移驻豫北，主要靠韩的接济，正在伺机取得一个地盘，对于联合攻打山西，当然表示同意。鹿和韩、石的这些电报，均被阎的无线电台收听译出，阎得此消息大惊，感到对冯的软禁已无作用。同时，阎亦感到二、四两集团军已被蒋打败，而自己又曾经参预过唐生智反蒋战争的策划，蒋介石迟早要和他算帐。而且这时各方代表都在太原进行反蒋活动，一致对他表示拥护，如再迟迟不表明反蒋态度，一旦西北军联合起来向山西进攻，自己就会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于是亲自去建安村访冯，表示坚决与冯合作，共同讨蒋。阎迎冯至太原后，立即会同冯与桂系代表以及各杂牌军的代表对讨蒋联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方略进行了会商，大体决定之后，冯即于一九三○年三月十日由山西返回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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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把29军调到河北？

何应钦的主意，此一时彼一时，以前这个地盘不给他，第一是嫌他力量过大，第二是京津外交很麻烦，他不善于处理这个事情。

现在日本打到家门口了，没这个顾虑了。

“朝鲜战争” 和平谈判知道吧，和平也很麻烦，不是说你想和就能和的。

所以，要调一个战术比较好的部队，而且他也不可能投靠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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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资本市场的反应？

       上海资本市场认为，日本吞下满洲就可以了。当时是资本市场的高点。

       自从七七事变开始，打破均衡了。 （日本染指河北，资本市场嗅到风险了）   

       一路下滑，直到国民党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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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29军副军长秦德纯奉蒋介石之命前往庐山汇报华北态势，并请示机宜。 据秦德纯回忆，当时蒋介石指示说：“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 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 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南京于8月28日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秦德纯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此时日本人也对二十九军进入北平采取容忍态度。一方面，《何梅协定》只是规定中央军退出河北，29军不是中央军，日本人也无话可说。

日 本参谋本部认为宋哲元“一方面属于反蒋的系统，一方面又是热河抗日战争和察哈尔事件的当事人，是反日系统的突出人物。可是，随着帝国堂堂正正的主张和满洲 国的日益发展，在自己的背后感到了寂寞，他正处于这样的立场，将来不得不和日满提携，建立打开局面的策略。而他在一觉察华北形势的变化，就不失时机地就任 平津卫戍司令，同时收揽华北民心，企图扩大强化自己的势力。”要求宋哲元脱离南京实行“自治”，由日本予以军事和经济援助。据日本参谋本部的史料披露，宋 曾经有过发表自治宣言的表示，但最终采取的是拖延政策。

于是，宋哲元两头逢源，在日、蒋两方的夹缝中，冀察两省成为29军的独立王国。

29军的核心智囊元老萧振瀛曾对秘书说：“如真躺在日本怀里，不但子孙后代都要挨骂， 也被日本轻视。任意狎侮，势将穷于应付。只能表面亲善，决不真当汉奸。对于中央，虽是利用日本，迫使就范。但在逆取到手以后，必须顺守，要尽量恭顺，不使 中央难堪，并可利用中央，作为应付日本的退步。这样才能求得暂时苟安，积极扩充我们的实力。”

而宋哲元留用的原东北军将领，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在回忆录中，一语道破当时局面：“日寇乃将求诸于学忠而不得的‘华北独立’转而求诸宋，宋哲元则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南蒋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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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国民党各个地方实力派一样，如何处理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关系，在纷乱局势中确保生存和发言权，是他们共同要面对的难题。宋哲元与深处西南边陲的龙云、刘湘 等不同，处于日本侵华的第一线华北，而且刚刚在中原大战中败北，地位十分不稳。可以说，是日蒋矛盾将宋哲元推上了对日交涉前沿的位置。华北事变时宋哲元一 改宣扬抗日的强硬态度，主政冀察，“这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争取生存和自保的行为，与日本的侵略阴谋无关”，他“只是想利用日蒋矛盾以自保”，当主政冀 察，成为日本“现地交涉”的直接对象后，宋哲元在对日处置中仍然要面对日、蒋、己三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