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中国改革的例子。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芝加哥大学杨大利教授的成名作，《灾难与改革》（Calamity and Reform）。

杨老师关心改革动力。他的主要发现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与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对1959-62年期间饿殍遍野的灾难记忆有关。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乃至比较政治领域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释制度变迁的一本经典著作。

书里的内容很丰富，许多朋友总结过了。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作者是如何基于统计数据得到上述结论的。

作者的故事有两层。第一层说，大跃进时期的激进政策与基层干部的激励有关。解放得越晚、党员越少的地方，基层干部越想表忠心，也就浮夸得比较厉害。也就是说：

党员少 -> 干部表功的激励强 -> 政策激进 -> 死亡率高

作者指出，党员分布与中共从北向南夺取政权有关。在南方各省内，本地干部和南下干部的矛盾，可能影响了后来地方的政策取向。

下面这张图是1956年中期党员占总人口比例与省会离北京距离（取了对数）的关系。图中有25个省，不包括直辖市（宁夏当时属于甘肃）。看起来，离北京越远的地方，党员比例越低。

注：更有可能是 “晋察冀”，取北京也对，就是河北、山西。

第二层故事，发生在70年代末。眼看另一个粮食危机又要降临了，正是在那些饥荒特别严重的地方，老百姓和基层干部不等上面批准就单干上了。二十年前的记忆太深刻了。

死亡率高 -> 灾难记忆深 -> 早改革

我们来看图。纵轴是1979年末参与大队结算的农村人口比例，横轴是前面用到的死亡率（取了对数）。从统计上看，关系很清楚。安徽、四川、贵州、青海这几个饥荒特别严重的地方，也是最早开始全面包产到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