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如果你分析法德战争的话，就会发现法国在枪炮领域的创新非常之多。

      法国的底气比德国要足。

      但是德国在铁路交通领域领先，没有办法。

      德国并非在武器领域领先。

     
夏尔·德·弗雷西内  制定了著名的交通改造的弗雷西内计划还是19世纪最后10年的重要陆军改革的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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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轻视和不信任部队方面，没有其他西方总参谋部超过法国的了。在战争爆发之前，法国军事领导人估计，后备役军人约有百分之十五将拒绝征募。实际上，这个数字 比百分之一稍多一点，而成群结队冲进新兵征募办事处的志愿兵，逾三十五万人。更使最高统帅部感到惊异的，和平时期的三千名逃兵又自动地返回他们的部队。

在一个被政治抗争分裂的国家里，甚至最得人心的法国社会党领袖让·若雷斯的被杀害，也没有引起国内的混乱。同社会党国际的德奥区分部破裂的若雷斯，公 开敦促他的追随者参加“为了我们可爱的法国的神圣战争……”，1914年7月31日，在动员前不到二十四小时，若雷斯被一个发狂的青年人打死了。在另一种 情况下，他的暗杀会激起全国的罢工和骚动，但由于大战迫在眉睫，事情变了。自共和国于1871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

8月4日，雷蒙·彭加勒总统带了他的战争咨文来到国民议会。在彭加勒发表他的战争演说时，曾经是他的批评者和敌手的人都和他一起站着。他不断被欢呼声 和喝彩声打断，勉励所有法国人不管政见不同，团结成一个“神圣联盟”，并“在共同的爱国信念中象兄弟般地联合起来”。

长期以来对军事派系抱怀疑态度的法国政治家现在大大转变，把他们国家的命运付托给将军们。根据从1878年起生效的法律，总统宣布，由于“外国战争或 武装侵略所引起的迫近的危险”，处于“戒严状态”是有理由的。虽然这项法令等于在整个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宣布戒严法，国民议会没有辩论就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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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恢复士气

反抗于1917年4月29日开始。情绪愠怒，气氛沉重，但军官们装作不见。连队指挥官也不训斥他的不修边幅的士兵，他们留着五天的胡须，故意走过他的 面前而不向他敬礼。奉命开赴前线的部队，利用混乱慢慢向后方走去。喝醉了的士兵吊儿郎当地走过军官面前，非常轻蔑地向他们瞪眼。别的士兵喝着从店里抢来的 酒，到处横冲直撞，高喊“打倒战争！”反抗甚至蔓延到享受特权的部队，如第六十轻步兵营。这种营由特种士兵组成，每个步兵师都配属一个这样的营。

军事领导人蒙骗政府——但时间不长——错误地称这种反抗为“集体无纪律”行为。总司令部不了解各师的所在。派去逮捕流浪的反抗者的宪兵队，表现得有勇无谋。闹事的人一声狂吼，扯下他们的武器，用连环拳把他们打得不省人事，把他们倒挂在路灯柱上。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只有两个可靠的师屹立在巴黎和德军之间，德军一点也不知道使法国人震惊的那种混乱现象。法国最高统帅部担心德军可能向俘虏搜集重要 情报，不断调动前线的部队。所有被俘的士兵连提也没有提到过这次反抗的事。法国兵反抗无能的领导——但他们不是叛国的人。

当一支经过苦战的部队，只获得短暂的休息，就奉命回到前线时，不服从就往往表面化了。对下级军官——中尉和上尉——并不表示敌意，他们只是传递命令，并且象他们自己那样，也遭受堑壕战的苦楚。但部队对参谋军官公开敌视，抨击他们是“喝血的人”。

在反抗表面化的同一天，惊恐的政府得出结论，如果法国要生存下去，尼韦尔必须滚蛋。没有大吹大擂或仪式，亨利·菲利普·贝当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和“政府 的技术顾问”，办公处就设在陆军部。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一宣布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尼韦尔及其参谋人员却看作是凶事的预兆。

在尼韦尔的战役转为大屠杀后，有人率直地要他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辞职。他决心不让政府省事，坚持要公开解除职务。陆军部长一直支吾到5月15日，然后正 式提名贝当为总司令。这对一个六十岁的职业军人，是使人眩目的提升，他在大战开始时，还是离退休已不远的一个无名的上校。

贝当立即把他的前任的参谋人员解职，代之以炮兵人员，他们和他的观点相同，即赢得战争要靠大量使用大口径炮和节约人力。直到他取得指挥权为止，炮兵是 次于步兵突击的。大部分炮术训练学校都已停办，把干部放出来投入4月攻势。现在建立了一个炮兵研究中心，在那里把步炮协作作为军事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 教。

贝当把他的注意力转向陆军的内部危机，处理了不满的主要根源——士兵的休假。在这次大战前，军队从不关心休假问题。进攻派的领导认为，闪电般的胜利将 使士兵解放几个月，如果不说几周的话。在堑壕战陷于胶着状态时，从理论上说，士兵在前线作战每四个月，就可以休假一星期。但日益增加的伤亡导致人力缺乏， 军队就靠削减假期来克服，在进攻之前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内，所有部队都取消了假期。休假被认为是特权，而不是权利，给假很吝啬。许多士兵在前线过了十八个月 而没有得到一次休假。

获准休假七天的士兵，不知道仅仅回家一次要花费多少休假时间。他们被背包和步枪压得重重地，拖着缓慢的步子走好几英里到最近的铁道线，等候火车得等上 几小时或几天。除暂时离开敌人的火力外，其他条件都和前线一样。连满足起码的舒适的供应都没有，士兵就在寒冷、雨雪或雨中闲荡和睡觉。车站没有住宿或洗澡 的设备。食物很难得到——战时飞涨的物价使士兵无力购买大部分食物。

贝当命令他的指挥官“保证每个人每四个月有七天休假。……要极小心地订出休假时间表……并公布出来让那些有关的人检查”。接着下了另外一些命令。要为 休假部队准备充分的卡车运输，把他们从基地运往火车站。增开列车来减少他们等候的时间。在火车站设置专供士兵使用的设备——低价膳食、理发店、盥洗室、免 费医疗服务和床铺。

不满的根源都有组织地加以消除，直到陆军的战斗素质——除部队的实力外——得到恢复。贝当使他的战略依据于现在已是盟国的美国的人力。他告诉部下说，“我们必须等待美国人。”在他的统帅下，法国陆军的指导口号是：“多用钢铁，少流鲜血。”

也许法国指挥官没有比贝当更了解部队的性格了。他访问了将近九十个师，听取控诉和消除其原因。如果一项证明是正确的控诉受到忽视，他将指责最高级的师属军官。医疗勤务完全改组，部队指挥官要对它们的有效工作亲自负责。到6月底，秩序和士气都恢复了。

直到最近几年为止，法国最为严密保守的机密之一，就是1917年的这段反抗情节。除法国官方历史有简短记载外，军队用保持缄默把这件事情包起来。贝当 难得提起这一事件，也没有留下回忆录。历史家理查德·瓦特认为，“……积极反抗的至少有十万人，也许更多。”

官方报告列举有四百十二个反抗者受到惩罚，其中二十三人被枪毙——就卷入的部队人数而论，这是难以置信的。有多少人经过或未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就被处死，依然不得而知。其他反抗的人都流放到魔鬼岛和非洲的劳役营，后来经政府大赦，于1924年回到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