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后中国几次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分别发生在2008年底，2013年，以及今年1月，期间还有几次中等规模的暂且不谈。

      和过去几次相比，物价对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越来越短，从原先的9个月，到6个月，到今年不到一个月就引发必需品价格大涨，并且无法用天气与季节性因素解释。

      归根结底是中国货币政策与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基础货币对货币派生的推动影响力越来越大，实际货币乘数不断下降，在这里特别强调是下降，而非央行季度报告中的披露的越来越高的值。

       在正常的商业循环下，“货币——实物——货币”这个转换过程会不断往复进行，这也是货币派生正常状态的必要保证。

       但国内普遍产能过剩，终端需求不足，外加信贷资源分配不均，导致上述循环中大量过剩实物无法转变为货币，或者说回收现金流的时间远长于债务偿还期，这些现象在投资拉动经济的铁公基项目上和以土地与新建楼盘还贷，导致大量银行存款沉淀的地产经济模式中非常普遍。

      因此每过一段时期，都要靠央行重新发行一轮基础货币去再次推动“货币——实物”，

      否则很多企业的应收账款根本无法回收，工资无法支付，全靠新增贷款来继续维持。

      去年新增社会融资中70% 以上的比例用于借新还旧，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借贷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债务滚转而非正常的实体需求，上述因素都导致了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货币派生量这个公式里，基础货币对最后乘积的影响日益加大，乘数日益萎靡。

      因此，在今年初这一轮天量投放后，我们看到物价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是在投资回报率很低的背景下，资本不参与正常的实体货币派生渠道而更多涌入生活必需品炒作。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出现了“供给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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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胀除了货币因素，还有结构性供给因素。我们知道社会中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与生活资料生产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充分的物资交换是维持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保证。

      今年以前，ppi 指数出现同比近40个月下滑。在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受建筑业与制造业的衰退，外贸需求疲软，以及外资企业的撤离潮，致使很多流动人口缩减消费支出与离开大中城市，同时受当局反腐和缩减三公经费的影响，餐饮业步入萧条。这些因素致使消费品生产者出现普遍亏损，比如养殖户，蔬菜和果农等，自去年起大量从事农产品供应的从业者因亏损而转型。

       而今年巨量信贷投放下受益的主要是过剩工业品生产部门，导致短期内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对需求的反弹，但由于前期消费品生产部门供给侧衰退，因而这两大部门之间出现了时间差的结构性供需失衡，导致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不可逆的快速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