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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性 本来一直都很低 —— 你的祖先，你的命运（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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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流动性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这是社会学界长久以来的共识，不过在2014年出版的《儿子照样升起》中，经济史学家Gregory Clark选择了一个十分不同的视角来考察流动性问题，并得出了一些惊人的发现，本文是作者本人写的一篇摘要介绍
经济历史学家Gregory Clark，在他的新书《儿子照常升起》中指出，剧烈的社会流动性一直是意外而不是规则。Clark审视了许多国家过去七百多年的历史，发现这些国家经济精英的组成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中产阶级或者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公共政策的重点应该在于提高这些人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增大这些人变富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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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自1970年代就一直在攀升，然而近期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社会的流动性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怎么回事呢？
这项由哈佛和伯克利大学进行的研究其实只讲述了整个故事的一个方面。是的，流动性也许并没有变得更低，但更关键的是，流动性一直就很低。
当你的目光扫过几个世纪，从更广义的度量标准审视社会地位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还包括职业、教育水平和寿命——你会发现社会流动性比我们许多 人相信的，或希望的要低得多。在许多国家，比如瑞典（一个社会福利国家）、英国（工业资本主义诞生之地）、美国（历史上多样性最丰富的社会之一）、印度 （一个受种姓制度拖累的年轻的民主国家），情况皆是如此。
资本主义并没有导致广泛的、快速的社会流动。民主化同样没有，大众教育、裙带主义的衰退、以重新分配财富为目的的税收、妇女解放、甚至社会主义改革（比如中国），这些全都没有导致广泛的、快速的社会流动。
你整体的人生际遇不仅仅能从你父母的社会地位，也能从你的曾-曾-曾祖父母的社会地位预测出来，准确程度足以令人吃惊。最新的研究表明，收入差异【编注：即偏离基准值的幅度】中，10%可以从你父母的收入得到预测。而我的同事和我估计，就广义的社会地位来讲，其差异幅度的50-60%都由你的血统决定了。
高门注定跌落，而寒门势必崛起，两者向均值趋同——即社会学家所谓的“均值回归”——这个过程会发生，但需要10至15代人的时间（300至450年），比过去大多数社会学家估计的都要长得多。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姓氏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有力指标，我们对其相关数据做了海量的分析，最终得到上述结论。这些数据来自八个国家：智利、中国、英国、印度、 日本、韩国、瑞典和美国，并向上追溯了数个世纪。在所有国家中，来自精英家族的罕见或特别的姓氏在许多代之后在精英阶层的名单中仍占有很高比例。
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掌控之力？不。在现代精英统治的社会里，成功依然依赖个人奋斗。我们的发现只是表明，出人头地的欲望、发家致富的天赋和战胜失败的能力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遗传。
我们无法确切知晓这种遗传的机制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基因在此出人意料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其他流行的解释——文化特质、家庭经济资源、人脉——则经不起推敲。
因为我们的发现与这样一种直觉相悖，那就是：现代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已经弱化了血统对一个人生活际遇的影响。所以我有必要解释下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些发现的。
让我们从瑞典开始。同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一样，瑞典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当今瑞典的社会流动性并不比当今英国或是美国更高，甚至也不高于18世纪的瑞典。
瑞典仍然存在贵族。这些贵族不再享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但他们的家族记录则被贵族院（Riddarhuset）——这一创立于1626年的机构存档。据我们估计，大约有56,000位瑞典人的姓氏同历史上的三阶贵族有联系。【译注：瑞典的贵族分为三个等级，领主（lord）、骑士（knight）和士绅（esquire）。】（比如《哈姆雷特》一剧中两个不幸人物的姓氏Rosencrantz和Guildenstern就在其中。）
另一个精英群体的先辈则是崛起的教士、学者或商人，他们受过教育并于17世纪到18世纪之间把自己的姓氏拉丁化，比如植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的父亲。1901年瑞典立法限制采用精英姓氏的行为，所以今天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大多出身于名门望族。
考虑到瑞典社会的平等主义性质，可以预计拥有这些精英姓氏的人不会比其他瑞典人要混得好。事实并非如此。2008年我們所做的一項研究对斯德哥尔摩地区六 个贫富不一的自治市进行了取样，研究发现拥有贵族姓氏的人，其应税所得（taxable income）要比拥有Andersson这一普通姓氏的人高44%。那些拥有拉丁化名字的人，其平均应税所得要比Andersson们高27%。
有封号贵族（伯爵或男爵）的姓氏出现在瑞典律师协会登记名单中的比例是他们在全体国民中比例的六倍（对无封号贵族以及拉丁化姓氏，则是3倍）。在瑞典的医生群体当中，情况也是如此。
2000年至2012年，在乌普萨拉大学完成硕士论文的学生中，拥有精英姓氏的瑞典学生的代表率要比有着普通姓名前缀Lund-、Berg-的学生高60%到80%。【译注：文中多次用到“代表率”这个指标，是指被考察群体在某特征人群中的占比除以其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若得数远大于1，则是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ed），若得数小于1，则是代表不足（underrepresented）。】
数世纪以来，均值回归化的趋势一直存在，但速度缓慢。在三所瑞典皇家学院，我们调查的样本人群中有一半在1740年至1769年间拥有一个精英姓氏；到 2010年，这个比例仅为4%——但是全体瑞典人中只有0.7%的人拥有这些精英姓氏，所以精英姓氏的高代表率仍显得非常突出。简而言之，瑞典近100年 的社会民主化政策虽然创造了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却没能加速社会流动性。
如果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更远——到中世纪的英格兰，又会怎样呢？
我们估计十分之一的当今英格兰姓氏可以同其中世纪的祖先的职业联系起来——比如Smith（美国、英格兰和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姓氏）、Baker、Butler、Carter、Chamberlain、Cook、Shepherd、Stewart and Wright。【译注：从Smith到Wright，这些姓氏分别对应着铁匠、烤面包师、管家、马车司机、封建领主的大管家、厨师、牧羊人、事务官、修船工。】税赋记录显示，大多数姓氏从1300年前后开始变成了可继承姓氏。
我们对比了人群中这些普通姓氏和精英姓氏出现的频率，数据来源有几个，包括最早追溯至1170年的牛津与剑桥录取名单，和1384年以来的遗嘱记录。
我们发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社会流动性不比现代英国差——这和静止的封建秩序这一通常印象恰恰相反。公元1300年一个目不识丁的村夫的后代仅仅需要7 代便可在1500年成为彻头彻尾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也就是说，他们的姓氏出现在牛津剑桥录取名单上的频率已经和今天差不多了。到1620年，根 据遗嘱记录，有着像Butcher和Baker这样平民姓氏的人已经和有着诸如Rochester 和Radcliffe这种高贵姓氏的人一样富有了。
比如著名的英国诗人乔叟（Chaucer），他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他的姓氏可能来自法语，意思是鞋匠——却成为了朝臣、外交家和国会议员。他的曾-曾孙甚至在理查三世时期被短暂地视作王位的继承人。
当然，不管是在中世纪还是当代，社会流动性都是双向的。当乔叟的后代们飞黄腾达时，其他曾经辉煌的家族也在衰落。中世纪时的贵族姓氏Cholmondeley到了19世纪，已为许多农民拥有。
在任何时代，天上掉下的馅饼（包括超凡的天才）都可以成就新的上层家族。预测具体哪些家庭会碰上这样的运气是不可能的。可以预测的是通向精英阶层的道路和重回平民阶级的道路。两个方向的流动都非常缓慢。
虽然资本主义带来了种种创造性破坏，但工业革命并没有加速社会流动。举例来说，19世纪中期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富有的15%的人当中，有181个贵族姓氏 （当然，这些姓氏与中世纪的精英姓氏已有不同），我们发现，在1999年到2012年间死亡的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士的财富是普通人的三倍还多。
如果你的姓氏很少见，而且拥有你的姓氏的人在1800年进入了牛津或剑桥，那么你被这两所大学录取的几率就比普通人高三倍。尽管对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公共开支大幅增加，而且两所大学的录取条件也已变得更加公开、更加以实力为考量，但社会流动缓慢状况仍在继续。
那么美国，这个自诩“机会的国度”，其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挑选了一些代表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姓氏作为样本。上层姓氏的拥有者们一部分是1850年毕业的常青藤校友的后代，他们是绝对的富人，在1923-24年 拥有少见的姓氏（那时对个人所得税支付情况进行公开检查仍是合法的），另一部分则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下层姓氏的拥有者则是美国黑人和1763年前在北美 的法国殖民者的后裔，前者的祖先大多以奴隶的身份来到美国。
我们只选择与上述背景紧密相关的姓氏——比如，Rabinowitz代表了美国犹太人，而Washington则是典型的美国黑人。
我们采纳了两个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美国医学协会的内科医生名录和执业律师注册名单，以及注册时间，调查覆盖25个州，涵盖了此类人口的74%。
我们发现，在20世纪初期至中叶，所有这些群体都如预想那样出现了均值回归的情形，只有犹太人和黑人除外——这反应了当时的现实状况：一是配额制限制了犹太人进入许多精英学校的机会，二是种族隔离，直到1960年代种族隔离才被全面视作非法。
从1970年代起，整体而言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而黑人的社会地位则相应地开始上升，至少医生名录反映出的状况如此。但这两种趋势都十分缓慢。比方 说，按现在的速度，得过300年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美国医生群体中的过度代表情形才会消失，甚至200年后，曾为奴隶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后代在医生群体 中仍将存在代表不足的情形。
不管是好是坏，姓氏总是包含有大量信息：拥有典型的犹太姓氏Katz的美国人，其平均寿命是80.2岁，与此相对的则是拥有Begay（或是 Begaye）这一与美洲土著紧密相关的姓氏的人，他们平均寿命只有64.6岁。新法兰西殖民地的白人后代比爱尔兰白人后代平均少活3年，前者的典型姓名 是Hebert，而后者往往姓Doherty。
不过要澄清的是，我们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某些种族天生就比其他种族过得好。在美国拥有非常高社会地位的族群包括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埃及科普特人、伊朗穆斯 林、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基督徒，以及西非移民。法裔加拿大移民的后裔并没有种族歧视的烦恼，但同黑人一样，他们向社会上层的流动一直很缓慢。
姓Chen（常见的华裔姓氏）的比姓Churchill的社会地位高。姓Appiah（常见加纳姓氏）的比姓Olson（或Olsen）的社会地位高，后 者是常见的普通白人的姓氏。从美国最常见的姓氏中很难得出关于社会地位的信息（前五位的姓氏是Smith、Johnson、Williams、Brown 和Jones，他们都源自英格兰），因为这些人中有白人也有黑人。
我们的发现在智利、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都得到了印证。在中国的惊人发现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社会地位的难以撼动，即便是在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其残暴程度、阶级仇恨的强度和人口迁移规模前所未有），情形仍是如此。
在中国，总共只有大约4,000种姓氏，其中最常见的100个占了85%的人口。不过我们仍选出了13种罕见姓氏，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在19世纪的科举考试 成功者中的过度代表情形十分突出。在今天，这13个姓氏的拥有者在教授、名牌大学的学生、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中的占比也较高。在共产主义的时代，中国的社 会流动性曾得到提升，但十分微弱。努力失败了。
这些发现可能会让两种人吃惊，而这两种人通常在政见上互相对立：一是那些相信某些“文化”能比其他文化取得更大成就的人，二是那些将成功归因为家族资源和社会关系的人。
文化这个范畴太过含糊不清，并不能解释家族地位的均值回归——不管是从高处回归还是从低处回归。美国上层社会群体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一点相当令人吃惊。在 这些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中，你可以找到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宗教和种族的代表——但没有来自欧洲的白人新教徒，这一群体往往被拿来佐证文化是取得社会成功 的基础。穆斯林在印度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社会底层，但是伊朗穆斯林却是美国最精英的群体之一。
家族资源和人脉并不是无关的。有证据显示，从早期的儿童教育到社会经济和种族的一体化教育，这样的项目能够为贫穷家庭的孩子带来持续的好处。但是此类项目 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潜力都是很低的。那些煞费苦心帮助条件不利儿童的社会，比如北欧的国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可圈可点的益处，但都没能改变这些儿童的相对 社会地位。
“社会竞争力”——某种神秘的内驱力和能力的混合体——能够通过基因遗传，这一想法也许会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是对领养（在某些方面这可谓是最激烈的社会干预行为了）的研究却支持这一观点。
对美国和北欧被领养小孩的一些调查研究极有说服力地表明，从这些小孩的生物学父母——而非他们的养父母身上——的情况更能预测出他们的生活境遇。比如在美 国，被领养小孩的智商在他们还小时同他们的养父母相关，但是当他们成年了，这种相关性就接近于0了。被领养孩子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同他们养父母的相关性不 大。
上述研究，加上对不同类型的兄弟姐妹（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之间相关性的研究，都表明基因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
如果真是大自然主导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并且是低社会流动性的罪魁祸首，那岂不是说，从根本上而言，这就是一个悲剧？这要看你怎么想。
来自社会底层的祖先会让某人在时隔许多代以后仍然处在社会底层，这样的观点与大多数人对公平的理解相抵触。但同时，上层精英对孩子们的大量投资——比如对学前教育一掷千金的曼哈顿对冲基金经理们——并不能阻止子孙们在长久的时间跨度中社会地位的衰落。
我们的发现确实表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通婚会在长期内增加社会流动性。我们发现印度的社会流动性异常之低，部分原因便是宗教和种姓制度阻碍了这种通婚。只要 婚姻奉行“非同类不婚”原则——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不管其种族、国籍或是宗教背景如何——社会流动性就会一直处在低水平。
政治理论家罗尔斯在他里程碑式著作《正义论》（1971年）中提出，才干和内驱力的先天差异意味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卑微出身带来的不利需要予以限 制。我们不是暗示社会流动性低这一事实意味着那些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政策就是徒劳的——恰恰相反。瑞典，对生活并不宽裕的人来说，是个比美国更好的选 择，而这是好事。让人们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大范围的、快速的社会流动是无法通过立法来实现的。政府能做的是削弱先天不公平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会处在阶层光谱的哪个位置，基本上在我们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决定的是，由“族谱彩票”这一终归是无情而武断的因素所决定的赏罚额该有多大。
经济历史学家Gregory Clark，在他的新书《儿子照常升起》中指出，剧烈的社会流动性一直是意外而不是规则。Clark审视了许多国家过去七百多年的历史，发现这些国家经济精英的组成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中产阶级或者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公共政策的重点应该在于提高这些人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增大这些人变富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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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自1970年代就一直在攀升，然而近期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社会的流动性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怎么回事呢？
这项由哈佛和伯克利大学进行的研究其实只讲述了整个故事的一个方面。是的，流动性也许并没有变得更低，但更关键的是，流动性一直就很低。
当你的目光扫过几个世纪，从更广义的度量标准审视社会地位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还包括职业、教育水平和寿命——你会发现社会流动性比我们许多 人相信的，或希望的要低得多。在许多国家，比如瑞典（一个社会福利国家）、英国（工业资本主义诞生之地）、美国（历史上多样性最丰富的社会之一）、印度 （一个受种姓制度拖累的年轻的民主国家），情况皆是如此。
资本主义并没有导致广泛的、快速的社会流动。民主化同样没有，大众教育、裙带主义的衰退、以重新分配财富为目的的税收、妇女解放、甚至社会主义改革（比如中国），这些全都没有导致广泛的、快速的社会流动。
你整体的人生际遇不仅仅能从你父母的社会地位，也能从你的曾-曾-曾祖父母的社会地位预测出来，准确程度足以令人吃惊。最新的研究表明，收入差异【编注：即偏离基准值的幅度】中，10%可以从你父母的收入得到预测。而我的同事和我估计，就广义的社会地位来讲，其差异幅度的50-60%都由你的血统决定了。
高门注定跌落，而寒门势必崛起，两者向均值趋同——即社会学家所谓的“均值回归”——这个过程会发生，但需要10至15代人的时间（300至450年），比过去大多数社会学家估计的都要长得多。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姓氏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有力指标，我们对其相关数据做了海量的分析，最终得到上述结论。这些数据来自八个国家：智利、中国、英国、印度、 日本、韩国、瑞典和美国，并向上追溯了数个世纪。在所有国家中，来自精英家族的罕见或特别的姓氏在许多代之后在精英阶层的名单中仍占有很高比例。
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掌控之力？不。在现代精英统治的社会里，成功依然依赖个人奋斗。我们的发现只是表明，出人头地的欲望、发家致富的天赋和战胜失败的能力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遗传。
我们无法确切知晓这种遗传的机制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基因在此出人意料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其他流行的解释——文化特质、家庭经济资源、人脉——则经不起推敲。
因为我们的发现与这样一种直觉相悖，那就是：现代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已经弱化了血统对一个人生活际遇的影响。所以我有必要解释下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些发现的。
让我们从瑞典开始。同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一样，瑞典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当今瑞典的社会流动性并不比当今英国或是美国更高，甚至也不高于18世纪的瑞典。
瑞典仍然存在贵族。这些贵族不再享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但他们的家族记录则被贵族院（Riddarhuset）——这一创立于1626年的机构存档。据我们估计，大约有56,000位瑞典人的姓氏同历史上的三阶贵族有联系。【译注：瑞典的贵族分为三个等级，领主（lord）、骑士（knight）和士绅（esquire）。】（比如《哈姆雷特》一剧中两个不幸人物的姓氏Rosencrantz和Guildenstern就在其中。）
另一个精英群体的先辈则是崛起的教士、学者或商人，他们受过教育并于17世纪到18世纪之间把自己的姓氏拉丁化，比如植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的父亲。1901年瑞典立法限制采用精英姓氏的行为，所以今天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大多出身于名门望族。
考虑到瑞典社会的平等主义性质，可以预计拥有这些精英姓氏的人不会比其他瑞典人要混得好。事实并非如此。2008年我們所做的一項研究对斯德哥尔摩地区六 个贫富不一的自治市进行了取样，研究发现拥有贵族姓氏的人，其应税所得（taxable income）要比拥有Andersson这一普通姓氏的人高44%。那些拥有拉丁化名字的人，其平均应税所得要比Andersson们高27%。
有封号贵族（伯爵或男爵）的姓氏出现在瑞典律师协会登记名单中的比例是他们在全体国民中比例的六倍（对无封号贵族以及拉丁化姓氏，则是3倍）。在瑞典的医生群体当中，情况也是如此。
2000年至2012年，在乌普萨拉大学完成硕士论文的学生中，拥有精英姓氏的瑞典学生的代表率要比有着普通姓名前缀Lund-、Berg-的学生高60%到80%。【译注：文中多次用到“代表率”这个指标，是指被考察群体在某特征人群中的占比除以其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若得数远大于1，则是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ed），若得数小于1，则是代表不足（underrepresented）。】
数世纪以来，均值回归化的趋势一直存在，但速度缓慢。在三所瑞典皇家学院，我们调查的样本人群中有一半在1740年至1769年间拥有一个精英姓氏；到 2010年，这个比例仅为4%——但是全体瑞典人中只有0.7%的人拥有这些精英姓氏，所以精英姓氏的高代表率仍显得非常突出。简而言之，瑞典近100年 的社会民主化政策虽然创造了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却没能加速社会流动性。
如果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更远——到中世纪的英格兰，又会怎样呢？
我们估计十分之一的当今英格兰姓氏可以同其中世纪的祖先的职业联系起来——比如Smith（美国、英格兰和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姓氏）、Baker、Butler、Carter、Chamberlain、Cook、Shepherd、Stewart and Wright。【译注：从Smith到Wright，这些姓氏分别对应着铁匠、烤面包师、管家、马车司机、封建领主的大管家、厨师、牧羊人、事务官、修船工。】税赋记录显示，大多数姓氏从1300年前后开始变成了可继承姓氏。
我们对比了人群中这些普通姓氏和精英姓氏出现的频率，数据来源有几个，包括最早追溯至1170年的牛津与剑桥录取名单，和1384年以来的遗嘱记录。
我们发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社会流动性不比现代英国差——这和静止的封建秩序这一通常印象恰恰相反。公元1300年一个目不识丁的村夫的后代仅仅需要7 代便可在1500年成为彻头彻尾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也就是说，他们的姓氏出现在牛津剑桥录取名单上的频率已经和今天差不多了。到1620年，根 据遗嘱记录，有着像Butcher和Baker这样平民姓氏的人已经和有着诸如Rochester 和Radcliffe这种高贵姓氏的人一样富有了。
比如著名的英国诗人乔叟（Chaucer），他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他的姓氏可能来自法语，意思是鞋匠——却成为了朝臣、外交家和国会议员。他的曾-曾孙甚至在理查三世时期被短暂地视作王位的继承人。
当然，不管是在中世纪还是当代，社会流动性都是双向的。当乔叟的后代们飞黄腾达时，其他曾经辉煌的家族也在衰落。中世纪时的贵族姓氏Cholmondeley到了19世纪，已为许多农民拥有。
在任何时代，天上掉下的馅饼（包括超凡的天才）都可以成就新的上层家族。预测具体哪些家庭会碰上这样的运气是不可能的。可以预测的是通向精英阶层的道路和重回平民阶级的道路。两个方向的流动都非常缓慢。
虽然资本主义带来了种种创造性破坏，但工业革命并没有加速社会流动。举例来说，19世纪中期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富有的15%的人当中，有181个贵族姓氏 （当然，这些姓氏与中世纪的精英姓氏已有不同），我们发现，在1999年到2012年间死亡的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士的财富是普通人的三倍还多。
如果你的姓氏很少见，而且拥有你的姓氏的人在1800年进入了牛津或剑桥，那么你被这两所大学录取的几率就比普通人高三倍。尽管对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公共开支大幅增加，而且两所大学的录取条件也已变得更加公开、更加以实力为考量，但社会流动缓慢状况仍在继续。
那么美国，这个自诩“机会的国度”，其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挑选了一些代表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姓氏作为样本。上层姓氏的拥有者们一部分是1850年毕业的常青藤校友的后代，他们是绝对的富人，在1923-24年 拥有少见的姓氏（那时对个人所得税支付情况进行公开检查仍是合法的），另一部分则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下层姓氏的拥有者则是美国黑人和1763年前在北美 的法国殖民者的后裔，前者的祖先大多以奴隶的身份来到美国。
我们只选择与上述背景紧密相关的姓氏——比如，Rabinowitz代表了美国犹太人，而Washington则是典型的美国黑人。
我们采纳了两个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美国医学协会的内科医生名录和执业律师注册名单，以及注册时间，调查覆盖25个州，涵盖了此类人口的74%。
我们发现，在20世纪初期至中叶，所有这些群体都如预想那样出现了均值回归的情形，只有犹太人和黑人除外——这反应了当时的现实状况：一是配额制限制了犹太人进入许多精英学校的机会，二是种族隔离，直到1960年代种族隔离才被全面视作非法。
从1970年代起，整体而言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而黑人的社会地位则相应地开始上升，至少医生名录反映出的状况如此。但这两种趋势都十分缓慢。比方 说，按现在的速度，得过300年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美国医生群体中的过度代表情形才会消失，甚至200年后，曾为奴隶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后代在医生群体 中仍将存在代表不足的情形。
不管是好是坏，姓氏总是包含有大量信息：拥有典型的犹太姓氏Katz的美国人，其平均寿命是80.2岁，与此相对的则是拥有Begay（或是 Begaye）这一与美洲土著紧密相关的姓氏的人，他们平均寿命只有64.6岁。新法兰西殖民地的白人后代比爱尔兰白人后代平均少活3年，前者的典型姓名 是Hebert，而后者往往姓Doherty。
不过要澄清的是，我们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某些种族天生就比其他种族过得好。在美国拥有非常高社会地位的族群包括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埃及科普特人、伊朗穆斯 林、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基督徒，以及西非移民。法裔加拿大移民的后裔并没有种族歧视的烦恼，但同黑人一样，他们向社会上层的流动一直很缓慢。
姓Chen（常见的华裔姓氏）的比姓Churchill的社会地位高。姓Appiah（常见加纳姓氏）的比姓Olson（或Olsen）的社会地位高，后 者是常见的普通白人的姓氏。从美国最常见的姓氏中很难得出关于社会地位的信息（前五位的姓氏是Smith、Johnson、Williams、Brown 和Jones，他们都源自英格兰），因为这些人中有白人也有黑人。
我们的发现在智利、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都得到了印证。在中国的惊人发现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社会地位的难以撼动，即便是在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其残暴程度、阶级仇恨的强度和人口迁移规模前所未有），情形仍是如此。
在中国，总共只有大约4,000种姓氏，其中最常见的100个占了85%的人口。不过我们仍选出了13种罕见姓氏，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在19世纪的科举考试 成功者中的过度代表情形十分突出。在今天，这13个姓氏的拥有者在教授、名牌大学的学生、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中的占比也较高。在共产主义的时代，中国的社 会流动性曾得到提升，但十分微弱。努力失败了。
这些发现可能会让两种人吃惊，而这两种人通常在政见上互相对立：一是那些相信某些“文化”能比其他文化取得更大成就的人，二是那些将成功归因为家族资源和社会关系的人。
文化这个范畴太过含糊不清，并不能解释家族地位的均值回归——不管是从高处回归还是从低处回归。美国上层社会群体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一点相当令人吃惊。在 这些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中，你可以找到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宗教和种族的代表——但没有来自欧洲的白人新教徒，这一群体往往被拿来佐证文化是取得社会成功 的基础。穆斯林在印度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社会底层，但是伊朗穆斯林却是美国最精英的群体之一。
家族资源和人脉并不是无关的。有证据显示，从早期的儿童教育到社会经济和种族的一体化教育，这样的项目能够为贫穷家庭的孩子带来持续的好处。但是此类项目 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潜力都是很低的。那些煞费苦心帮助条件不利儿童的社会，比如北欧的国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可圈可点的益处，但都没能改变这些儿童的相对 社会地位。
“社会竞争力”——某种神秘的内驱力和能力的混合体——能够通过基因遗传，这一想法也许会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是对领养（在某些方面这可谓是最激烈的社会干预行为了）的研究却支持这一观点。
对美国和北欧被领养小孩的一些调查研究极有说服力地表明，从这些小孩的生物学父母——而非他们的养父母身上——的情况更能预测出他们的生活境遇。比如在美 国，被领养小孩的智商在他们还小时同他们的养父母相关，但是当他们成年了，这种相关性就接近于0了。被领养孩子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同他们养父母的相关性不 大。
上述研究，加上对不同类型的兄弟姐妹（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之间相关性的研究，都表明基因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
如果真是大自然主导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并且是低社会流动性的罪魁祸首，那岂不是说，从根本上而言，这就是一个悲剧？这要看你怎么想。
来自社会底层的祖先会让某人在时隔许多代以后仍然处在社会底层，这样的观点与大多数人对公平的理解相抵触。但同时，上层精英对孩子们的大量投资——比如对学前教育一掷千金的曼哈顿对冲基金经理们——并不能阻止子孙们在长久的时间跨度中社会地位的衰落。
我们的发现确实表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通婚会在长期内增加社会流动性。我们发现印度的社会流动性异常之低，部分原因便是宗教和种姓制度阻碍了这种通婚。只要 婚姻奉行“非同类不婚”原则——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不管其种族、国籍或是宗教背景如何——社会流动性就会一直处在低水平。
政治理论家罗尔斯在他里程碑式著作《正义论》（1971年）中提出，才干和内驱力的先天差异意味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卑微出身带来的不利需要予以限 制。我们不是暗示社会流动性低这一事实意味着那些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政策就是徒劳的——恰恰相反。瑞典，对生活并不宽裕的人来说，是个比美国更好的选 择，而这是好事。让人们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大范围的、快速的社会流动是无法通过立法来实现的。政府能做的是削弱先天不公平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会处在阶层光谱的哪个位置，基本上在我们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决定的是，由“族谱彩票”这一终归是无情而武断的因素所决定的赏罚额该有多大。
